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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我无法为我父亲在南斯拉夫的民族地图上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1919年他出生于耶森耶，这至少使他成为克罗地亚人，也可能是斯洛文尼亚人。他当然不是一个塞尔维亚人，尽管弗拉特诺·加沃特尼克是个非常世俗的南斯拉夫人，我相信他是持有这样看法的唯一的南斯拉夫人：做塞尔维亚人而不是克罗地亚人，其实没有任何差别。区分一个人是克罗地亚人，还是斯洛文尼亚人，这是非常荒谬的行为。他的政见完全属于他个人。

　　我的意思是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如果他出生在耶森耶，他很可能就成为一个受洗的罗马天主教徒。如果不是这样，那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离塞尔维亚的距离很远，不会成为东正教徒。但不管怎么说，对弗拉特诺来说，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

　　不过，似乎有一件事很重要。我父亲是语言学家，耶森耶离我父亲学习语言的萨格勒布大学不到五十英里。这对他来说可能是个预兆——幼年时就有悲观主义思想：在占领军前来占领之前就掌握几支占领军的语言。

　　不管动机如何，1941年3月20日，弗拉特诺来到了萨格勒布。此日，外交部长钦萨—马尔科维奇离开柏林前往维也纳，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学生在塞尔维亚校园示威，焚烧德语课本，并在所有德语课上设置了警戒，不让学生进入课堂。

　　在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人的反应可能是阴沉的，他们认为塞尔维亚人一定会因为他们对德国的疯狂反抗而被杀得一个不剩。弗拉特诺认为他们想错了。你站在哪一边并不重要：德国人来到南斯拉夫的那一天，说一口德语可以救你的命。烧课本当然是不明智的行为。所以，第二天我父亲离开萨格勒布去了耶森耶。我相信他是简装前行的。

　　那一天，三方协议在维也纳签署。弗拉特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或许正在前往耶森耶的途中。我敢肯定他猜到了，对德国人的欢迎，许多塞尔维亚狂热分子是不会接受的。我相信弗拉特诺一直在练习他的德语成语。

　　我可以听见他去耶森耶的一路都在练习他的德语。

　　事实上，第二天晚上，在贝尔格莱德，革命总参谋部正在进行最后的决定性会议，而此时的弗拉特诺或许在进一步熟悉他的不规则动词。当时，大胆的兼并正在进行中，对德国进行不自量力的抵抗方案也在制订中，而弗拉特诺正在进行元音变音练习。

　　在贝尔格莱德，卖国贼政府被推翻，总理茨维特科维奇于凌晨2点30分被捕。晚些时候，保罗王子在萨格勒布的火车上被抓，他被流放到希腊。在贝尔格莱德出现了很多英雄：达尼洛·佐贝尼察中校，坦克部队指挥官，救出了年轻的彼得国王；拉多耶·克内泽维奇教授，彼得国王的前导师；伊利亚·特里富诺维奇·伯查宁，切特尼克的指挥官——切特尼克就是一战中英勇的塞尔维亚游击队员，人们说他们是唯一能与土耳其进行肉搏战的勇士。

　　而在耶森耶，我的父亲的德语已经相当流利，为他日后灵活的生存做好了准备。 放熊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