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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1945年8月2日，我母亲的怀疑得到了苏联医生的证实。她在圣斯蒂芬教堂嫁给了弗拉特诺·加沃特尼克，那是一个小型但吵闹的婚礼——我的外祖母自始至终哼哼着或哀叹着，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一直打着喷嚏——他睡在出租车里的时候受凉感冒了。

　　还有别的声音：在旁边的一个圣坛，有人在拆卸东西——几个美军工程师正大汗淋漓地拆除一个未爆炸的炸弹。这颗炸弹从圣斯蒂芬教堂马赛克屋顶上掉下来，正好卡在一个风琴的风琴管中间。炸弹投下来几个月之后，风琴师心里一直很紧张，不敢高声弹琴，也弹不好曲子。

　　与别的婚礼一样，在婚誓环节之后，我的母亲亲吻了我的父亲，她很害羞地亲吻了我父亲刮得干干净净的脸。然后，他们笨手笨脚地走下过道，走出教堂，后面跟着几个身材魁梧的美国人，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抱着一枚炸弹，就像抱着一个很重的、刚刚受洗命名的孩子。

　　结婚派对在格拉本新建的美国汉堡水疗馆举行。这对年轻的夫妇非常神秘。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关于他们关系的故事都是道听途说的，没有文字记载——大多是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的说法，其实他也没有亲眼见证。恩斯特说，他听这对夫妇在公开场合讲得最多的一个故事是，希尔克希望弗拉特诺为了婚礼剃去胡子，为此他们进行了讨论。这是那种家庭问题，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私密的话题。

　　不过，一件事情确有文字记录。1945年8月2日，希尔克·梅尔特由她父亲做主，出嫁了。她父亲就是那个前图书馆馆长，他借的十四本书超期七年零三个月未还。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做了新郎的伴郎。

　　有文字记录的还有这件事：1945年8月2日是波茨坦会谈的最后一天，也是杜鲁门和丘吉尔稍有失算的唯一一天。英国人和美国人到波茨坦是有备而来的——这一次他们已经看清了俄国人占领的手段和目的了：这是从巴尔干和柏林问题上看出来的。7月17日以来，丘吉尔和杜鲁门一直绞尽脑汁在思考，但在波茨坦的最后一天，他们懈怠了。那是在有关战利品的问题上，俄国人在东奥地利提出了索赔要求——俄国人宣称，他们在战争中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德国理应赔偿。俄国人的统计数据总是令人震惊的：他们声称1710座城市和7万个村庄被毁——损失了600万座建筑物，使2500万人无家可归，更不要说对31850个工业基地和企业造成的破坏。将要由德国赔偿的损失可以由没收某些奥地利战利品来加以补偿。俄国人使用了含混的语言，他们在谈及奥地利的解放时所用的口气，与他们谈及奥地利必须与德国一同承担战争责任这个问题时的口气完全一样。

　　后来，苏联驻波茨坦经济委员会的代表I.M.梅斯基先生承认，战利品指的是任何可以转移到苏联的财产。丘吉尔和杜鲁门对这种含混的说法置之不理，他们这一次对斯大林的目标有所准备。

　　但是维也纳这座城市毫无准备——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之时。维也纳被打个猝不及防，但是随后做出了不少强硬的独立姿态。

　　1945年9月11日，盟军理事会在苏占区的环城大道的帝国饭店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主席是俄国元帅科尼耶夫。

　　弗拉特诺也毫无准备——即使是对即将到来的家庭生活。我外祖父为弗拉特诺弄到了合法的难民身份证件，为他找了一个翻译助理的工作。这是一个肥差：为盟军理事会做详尽的会议纪要。

　　在盟军理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十四天之后，维也纳举行了自德奥合并以来的第一次自由的议会选举。苏联以前的努力全部白费，奥地利共产党只得到总票数的百分之六——只得到全国125个席位中的区区4席。而社会主义党和人民党则势均力敌。

　　维也纳真正没有料到的是，苏联人竟然会输得如此之惨。

　　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真正没有料到的是，记录显示，哈金区警察局竟然已认定他已经死亡，死亡日期是1938年3月12日——死于那场烧掉他的鸡舍的大火。我不知道，沃特泽克—特鲁默是否被哈金警察局对他如此缺乏信心的做法激怒。不管怎么样，恩斯特拒绝去找工作。在外祖父的建议下，他在外祖父的这座位于施温德街的公寓里忙碌起来：修补房子，做些改造。

　　在白天，整条街就是沃特泽克—特鲁默和几个女人在家，没有别人。洗衣女工责备他懒惰，只会在家游手好闲，他就反驳说：“在法律上，我是一个死人了。我不工作，还有比这更好的借口吗？”

　　沃特泽克—特鲁默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厨房隔出一个单间做他的卧室。接下去，他在胳膊底下夹上十四本超期的书，到国际学生部的外文图书馆去还书，却发现图书馆早就关门了——已经被炸毁，洗劫一空了。于是沃特泽克—特鲁默撕掉书上的图书馆标签，重新拿回家——不能奢望新借十四本书来读了。外祖父给他弄来了几本新书，但是数量极其有限，家里能读到的，大多是外祖父和弗拉特诺拿回家做的案头作业——盟军理事会会议纪要。沃特泽克—特鲁默觉得这些文字含糊其词，索然寡味。

　　尽管沃特泽克—特鲁默对阅读材料感到不满意，但他还是有心做了一件大好事——为希尔克和我父亲送上了一个结婚大礼。他将1939年大奖赛赛车的所有伪装及装备都去掉，去掉了所有军车标志、电台架，擦去了显然是被机枪子弹扫过而留下的弹痕。他把它漆成黑色，弄得油光锃亮；他把它变成了一辆私人摩托车，而不再是会被俄国人轻易地当成战利品而没收的军车。他向我母亲父亲献上了这份豪华大礼——但是，即使对在盟军理事会做文字工作的翻译助理来说，燃料依然是非常昂贵的，穿越各个占领区的行程是枯燥乏味的。

　　就这样，沃特泽克—特鲁默为这对羞羞答答的新婚夫妇提供了一个可供他们自由行动的工具——他们可以开着摩托车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好好放松，好好聊聊，不用像在家里时那样拘谨不安了。沃特泽克—特鲁默说，这两个人之间总是那么害羞，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在沃特泽克—特鲁默看到他们的时候是这样。他们的谈话总在夜里进行，而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睡在厨房的小隔间里睡意很轻，薄薄的隔板一点也不隔音。沃特泽克—特鲁默说，他们从来没有高声吵过架——他没有打过她，她也没有哭过——沃特泽克—特鲁默透过薄薄的隔板听到的从他们床上传来的沙沙声也总是那么轻柔。

　　半夜后，弗拉特诺常常到厨房来，吃一个三明治，喝一点酒。沃特泽克—特鲁默会从隔板后面冒出来，说：“今晚吃黑香肠？有什么能配奶酪的？”他们一拍即合，一起静静地展开面包，小心地切开香肠，悄悄地吃起来。如果有白兰地，他们就会吃得更久。我父亲会谈起那个不可思议的摩托车天才，那个与他一样留着长胡子的人。到后来，等他们既有葡萄酒，又有白兰地的时候，弗拉特诺就会对沃特泽克—特鲁默说些悄悄话。“察恩·格兰茨。”我父亲会提到这个名字。“你听过这个名字吗？察恩·格兰茨是谁？”沃特泽克—特鲁默并不回答他。特鲁默说：“你说你认识一个叫伍特的人。你认识的这个伍特是什么人？”他们会一起讨论到深夜，常常一起分析苏联人资助的报纸《时代报》上的消息。比如，他们会分析1945年11月28日的报纸，上面说，一群纳粹匪徒，身穿苏联军装，在农村大肆强奸妇女，杀人放火，让苏联人蒙上不白之冤；上面还提到几起发生在市区的孤立事件。在1946年1月12日的报纸上，有文章写到一位名叫H.席恩的先生，他来自下奥地利的米斯特尔巴赫，因为散布俄国士兵洗劫他家的谣言而被苏联人逮捕。有时，他们也会讨论我父亲和我外祖父在家整理的那些文字，就是盟军理事会会议纪要。他们特别讨论了处理1946年1月16日事件的那份纪要。事件发生在美国军用火车“莫扎特”号上。这列火车在萨尔茨堡和维也纳之间运送美国士兵。美国陆军技术中士雪利·B.狄克逊，他也是一位军警，拒绝一群苏联军人上火车，其中有苏联上尉克列门耶夫和中尉萨尔尼科夫。俄国人马上要拔枪射击。技术中士雪利·B.狄克逊眼疾手快，一下子举枪朝这两个俄国军官射击。结果，克列门耶夫上尉被击毙，萨尔尼科夫中尉受伤。在盟军理事会会议上，苏联人声称他们的军人是语言不通的受害者，科尼耶夫元帅要求对快枪手雪利·B.狄克逊进行惩罚。但是军事法庭判决，狄克逊当时是在履行他的职责。

　　沃特泽克—特鲁默曾经看过一大堆美国西部片，有一段时间沉迷于此，他说雪利·B.狄克逊这个名字他听来耳熟。在怀俄明发生过一起水坑投毒事件，他是不是处理那个案件的警官，那个由快枪手转变而成的警官？我父亲认为，雪利这个名字一般是给女孩取的，这提醒了沃特泽克—特鲁默，让他想起了那个胸大无比的女人，一个流放犯，最后嫁给了一个柔弱的和平主义法官，她的胸最后竟然变得平坦无比。所以，他们得出结论：那个“莫扎特”号军列上的快枪手雪利·B.狄克逊实际上是一个女军人。

　　弗拉特诺还是不忘问沃特泽克—特鲁默：“察恩·格兰茨是谁？你一定知道他。”

　　但沃特泽克—特鲁默还是不回答他的问题。他说：“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和戈特洛布·伍特到了马里博尔之后发生了什么。这个伍特在那里有女朋友吗？他为什么不与你一起来这里？”

　　弗拉特诺说：“你们当中，哪一个是那个神秘的雄鹰？德拉克夏·内夫太太，街对面的那个洗衣女工——他是希尔克母亲的朋友，我与她交谈过了——但为什么她什么也不说？她总是说到这只大鸟，说你们的脸很滑稽。恩斯特，那只大鸟是谁？是察恩·格兰茨吗？是他吗？这个格兰茨后来怎么样了？”

　　沃特泽克—特鲁默——这个无与伦比的历史学家，他记得所有的细节——他这样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好吧，好吧，我跟你说，说那么一点。在斯里夫尼察全家——除了一个人——被炸死之后，在山间的那个电台事件之后——当时博斯法·杜德已经死了，被埋葬了，我的意思是，以他特有的方式，在你躲过了巴尔干第四摩托车巡逻队的追捕，你骑着另一辆摩托车到了马里博尔之后，你在马里博尔期间，弗拉特诺——我指的是那个时期——这个戈特洛布·伍特发生了什么？”

　　他们就这样不停地说，不停地吃，很是快活。等我母亲从那个房间里发出沙沙声的时候，我父亲就会赶紧吃完，赶紧喝完，赶紧说完，让沃特泽克—特鲁默独自一人待在那里，去记录夜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还真做到了，因为他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或许是因为我母亲的身孕让她越来越不舒服，她在床上不断地翻来覆去，弄出很大的声响，从2月翻到了3月。恩斯特不再睡在那个隔间里了，他干脆坐在厨房的窗户边。什么时候我母亲睡不着，摇摇摆摆地走进厨房，他就给她倒上一杯牛奶；要不，他就看着底下大街上的夜间保安——每一个小时都有探照灯从对面的原保加利亚大使馆射来，每一个小时都有人挨家挨户检查这条街的每一户人家。

　　一个俄国军官拿着左轮手枪，走在贴近大楼的街面上——这个可怜的家伙很容易成为楼上花瓶和滚烫的意大利面条汤的袭击目标，他在检查每一个门厅的锁。一个俄国步兵机枪手在为他掩护，这个步兵走在街上离路沿不远的地方——很容易成为上面掉下来的窗户盒子的袭击目标。因为要把任何很重的东西从上面远远地扔到街上，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机枪手在盯着各家窗户看。军官先摸一摸门框，再推门进去。对面的探照灯就落在门口的前面。这里没有实行灯火管制，但是半夜之后房间里还有灯亮着，总是会引人怀疑的，所以，沃特泽克—特鲁默只在厨房餐桌上点上一支蜡烛，把窗帘拉下来，拉到离窗台只有一英寸的地方，留出了这个空隙，沃特泽克—特鲁默就可以观察夜里俄国士兵的行动。恩斯特总是说，他有办法让施温德街太平无事：每当机枪手在他下面经过，他就对他施以魔法，诅咒他得天花，盼他走霉运，让他进入迷魂状态，或者甚至祝福他。因为他首先观察到，这个机枪手自己也非常紧张：他不是跟着探照灯的方向往前检查各家窗户，而是总回头看他身后的窗户会有什么动静——他不停地摆弄着机枪的保险栓，一会儿打开，一会儿扣上。于是，沃特泽克—特鲁默得出结论：正是他在窗户边的值守，给了这个枪手平静的心。他站在窗口，就是为了等着看早上洗衣女工德拉克夏·内夫太太突然从她的地窖小屋里跑出来——她也是一个在窗户边守夜的人——在街对面对恩斯特大叫：“你觉得她的咖啡怎么样，特鲁默先生？不够高级，是吗？要让我把她的咖啡带来吗？”沃特泽克—特鲁默一般会这样回答：“不，咖啡很不错，我们可以加上精美的杏仁，或者今天的配给官给我们的最好的法国白兰地。”精力充沛的德拉克夏太太说：“哈哈！你需要好好睡一觉，特鲁默先生。哈哈！你就是缺觉，就是这样。”

　　那就是1946年2月及3月的大部分日子的情形——进入3月，德拉克夏太太不断地向沃特泽克—特鲁默问个没完：希尔克是不是马上就要生下我？在这段日子里，除了以下几件事以外，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在普劳斯尔街，在沃特泽克—特鲁默拉得只剩一英寸的严密窗帘以南两个街区的地方，一个男子因为在后半夜从窗子向外撒尿而被机枪打死（后来才知道，他家的厕所堵住了）。那边的吵闹声使得施温德街的这个机枪手警觉地来回转，不停地把机枪保险栓扳上扣下——注视着夜空，看有没有窗户盒子、厨房用具和湿湿的棉袜子飞下来。幸好没有，否则他早就开枪了。

　　还发生了这件事：苏联人以战利品的名义，没收了多瑙河船运公司的所有资产，为这件事，盟军理事会开了一到两次会议，争论不休。

　　在我声势浩大地出生之前，再也没有大事发生了。

　　沃特泽克—特鲁默记得，天下起了小雪；他记得，我母亲在半夜过后摇摇摆摆地走到厨房，像往常一样喝了一杯牛奶，但今天不能平静下来；他记得，我外祖父和我父亲穿好衣服，向门厅外面喊，引起了驻扎在原保加利亚大使馆里的几个俄国士兵的注意。很快，他们三个人乘坐俄国人的军车，迅速赶往苏占区的诊所。

　　那是1946年3月25日凌晨2点或3点。恩斯特记得，凌晨3点或4点，我外祖父打电话到公寓，告诉恩斯特和我外祖母，我出生了——一个男孩！9磅9盎司。我要说，考虑当时被占区的生活条件，这个头已经不小了。我外祖母点起蜡烛，拿着蜡烛从厨房走到窗帘紧闭、只剩下一英寸空隙的窗户前。她一只手拿着点着的蜡烛，一只手猛地拉起窗帘，对着街对面的朋友——就是那个洗衣女工——喊道：“德拉克夏！男孩！将近10磅！”

　　沃特泽克—特鲁默回忆道：他站在电话机和我外祖母之间，一下子摔倒了——他相信是这样——两手在空中乱抓，想去扑灭那蜡烛光。就在这时，探照灯打到了厨房；我外祖母好像被什么东西推了一下，向沃特泽克—特鲁默的方向倒来，但是错过了他的身体，倒在旁边了。他们俩的路径交叉了。他记得，他回头看她，她猛地倒在他身旁——她那张充满惊奇的脸上，连一滴血都没有。事实上，沃特泽克—特鲁默那时并不记得听到了机枪声，只是在他重新往厨房走，努力想扶她坐起来的时候，他才听到了。

　　后来，是德拉克夏·内夫太太把细节告诉了他。当时，这个机枪手刚走过我外祖母的窗户没几英尺远，他回头再看——他总是这样不断回头看那些窗户——正好看到我外祖母举着鬼一样的蜡烛，用他不懂的语言尖叫着，简直把他吓得灵魂出窍。等他开枪把她杀死之后——德拉克夏·内夫太太记得很清楚——整个街道都被探照灯照亮了，但是你看不到窗帘背后的一张张脸，因为每家的窗帘都拉到离窗台一英寸的地方。至少，在沃特泽克—特鲁默尖叫着喊出下面这句话之前，你是看不到他们的脸的。“他们杀死了梅尔特太太！她只是在向朋友通报她当上外婆了！”不一会儿，厨房用具和瓶瓶罐罐像雨点那样落到街上。这些东西是从梅尔特太太被杀的那个窗户的前面几个窗户里扔出来的。第一批扔下来的瓦罐、铅器或银器砸得很准，正砸到了机枪手的脖子，后又砸中了他的一个膝盖，他的膝盖戴着拳击手常戴的绒线织物护膝。机枪手又开枪了，扫射了三层楼的一排窗户，从阿根廷人之角开始，横扫了施温德街的半条街，一直到欧根王子大街为止。要不是俄国军官的碍事——或者说，要不是他没能活着从这条街走出来——这机枪手就会扫射整个街区。不管怎么样，等机枪手将他的上司打死在人行道上，他才停止扫射。他两只手抱着头，身体蜷缩成一个球；所有人将厨房用具都扔了下来——有些东西德拉克夏太太还能认出是谁家的，还告诉沃特泽克—特鲁默那是在哪里买的，花了多少钱，等等——这些东西将躺在原保加利亚大使馆斜对面的这个俄国机枪手埋了起来。没有一个士兵跑出来救他。

　　1946年3月25日，我出生了，但我的出生笼罩着失去我外祖母的痛苦。虽然我重达9磅9盎司，我的母亲产程短，分娩顺利，但是没有人记得这些了。虽然大家还为我取名的问题争论得很厉害，但没有多少人会把这些与我出生的那个日期联系起来。关于我的名字的争论是这样的：有人提议我叫察恩，但是我父亲问：“察恩是谁？”没有人回答。又有人提议我叫戈特洛布，我母亲便问：“他跟你什么关系？”没有人回答。所以大家都同意我外祖父的建议，为我取名希格弗里德，对这个名字大家都没有异议——正是这个名字将我父亲带到了安全地带。没人会记得这场正儿八经的讨论。不仅因为我外祖母在我出生后没多少时间就被机枪手打死了——这件事也不会有多少人记住——而且因为，在1946年3月25日这一天，铁托的游击队终于抓住了切特尼克将领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这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后一个诚实、愚蠢的解放者，或者说是革命者。 放熊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