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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我外祖母的死谁也不管。盟军理事会的会议纪要充斥了太多的事件，与这些事件相比，可以说我外祖母的死更属于偶发事件一类。比如说，很多事件显然是预谋的，是USIA——在奥地利的苏联财产管理局——所雇用的杀手所为。USIA在战利品的名义下，将四百家奥地利企业占为己有：铸工场、纺织厂、机械厂、化工厂，电器设备、玻璃和钢铁，以及一个电影制片厂。有哪个奥地利人胆敢抵抗，苏联人就雇杀手干掉他。

　　大多数这样的事件都属于我外祖母被杀的那一类型。俄国士兵干的是胡乱扫射、强奸和爆炸之类的事。令盟军理事会头疼的是绑架频发，这些绑架似乎是臭名昭著的本诺·布卢姆黑帮所为——这个黑帮靠走私香烟为生，同时也走私尼龙袜。为了在苏占区立稳脚跟，他们手法高明地绑架人。他们在维也纳全城伏击人，完事之后悄悄溜回苏占区——而苏联人声称他们也在搜捕这个黑帮的成员。大概一个月两次，俄国士兵就要杀一个人，说那个人就是本诺·布卢姆黑帮成员——虽然没有人见过本诺·布卢姆，不知道他长什么样，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是否存在。

　　于是，维也纳出现了大量的苏联人的不法行为，为此，盟军理事会就无心去处理像我外祖母被机枪打死这样的普通事件了。

　　沃特泽克—特鲁默一直在帮着我的外祖父。到了晚上，他一会儿睡在他在厨房的小隔间里，一会儿跑进主卧去陪我外祖父，躺在我外祖父的旁边，头挨着头，相互发泄着心中的愤怒。有时候他们的声音太高，对面的探照灯就会照到厨房的窗户上，一闪一灭的，好像在说，赶紧睡觉，不要发牢骚了。那是一个偶发事件，不要对我们阴谋报复。

　　但是，这里发生了太多的事件，显然不是偶发事件，所以，1946年6月28日出台了《新控制协议》，取消了苏联人在议会的否决权。这就解散了俄国人的战利品部，而急于报复的本诺·布卢姆黑帮好像比以前更活跃了，在维也纳绑架了三分之一的反苏人士——为此，菲格尔总理在上奥地利的一次悲情的演讲中说：“我们有一大批人士的名单，我们只好在这些名字后面简单地写上‘失踪’两字。”

　　“就像察恩·格兰茨，是不是？”我父亲问，“他就是失踪了？”

　　恼怒的沃特泽克—特鲁默说：“问你妻子。你们难道在床上只谈些夫妻之事？”

　　他们之间不是有什么敌意，真的不是。只是他们以前在一起已经多次谈论过这件事，多次谈论过这个人了，沃特泽克—特鲁默不想再多说了。

　　但是有一次他们确实将这件事说明白了——但是我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因为我当时还不到四个月。我想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为我记着这件事呢，就像他记着别的大事一样。

　　1946年7月17日的一个夏夜，我父亲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了，嘴巴胡说个不停，他听说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被游击队行刑队枪决了。沃特泽克—特鲁默说：“这个米哈伊洛维奇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什么人？”弗拉特诺喊道：“他被抛弃了！”然后开始为沃特泽克—特鲁默描述那个恐怖的场景，那个天才的摩托车机械师在马里博尔被塞进立式粪坑的情景。弗拉特诺说的不是米哈伊洛维奇，他说的是戈特洛布·伍特，那个人与我父亲一样有过长胡须。我父亲想起那个邋里邋遢的海涅·戈茨对他的发问：“你与伍特在一起，你是谁？”我父亲当时想着如何一脚将戈茨踢进粪坑，然后一把抓住布朗斯基或梅茨，或者把他们两个一起抓住，将他们打翻在小便池里，等戈特洛布挣脱开来，用他藏在身上的阿迈勒牌赛车化油器把他们的头打得粉碎。

　　沃特泽克—特鲁默突然明白过来，问：“你是说你没有这样做？你甚至没有想过要那样去做？”

　　“我说我们刚见面，”我父亲告诉沃特泽克—特鲁默，“戈特洛布一个人足够对付他们了。”

　　“噢，他很厉害，是吗？”沃特泽克—特鲁默咆哮起来。

　　“好了，我现在都告诉你了，特鲁默！”我父亲说，“现在该轮到你说了，对吗？这样才公平，特鲁默。察恩·格兰茨是谁？”

　　沃特泽克—特鲁默盯着我父亲的眼睛，说：“我觉得这信息不够对等。”

　　我父亲对他尖叫起来：“察恩·格兰茨，你该死！”探照灯从对面照过来，扫过远近的窗户。

　　这时我母亲从房间里出来，她的睡衣大敞着，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的眼睛赶紧移向别处。她问：“什么事啊？谁在这里？”

　　“察恩·格兰茨！”我父亲对她大叫一声，“察恩·格兰茨在这里！”然后动作夸张地对着她的房间指指，说：“察恩·格兰茨！有时候你在里面对着我叫他的名字——那也是最幸福的时光！”

　　这时，沃特泽克—特鲁默隔着厨房餐桌一拳打过去——这是砍过肉的手，这是剁过鸡肉的手——将我父亲打到了水槽边，打得他一声不吭。他的手肘猛地按在了水龙头上，自来水开始哗哗流出来。

　　我外祖父从主卧走出来，轻声说：“噢，求求你们了，不要靠近那窗户。你们知道，这深更半夜的，是很危险的。”他看了看每一个人的脸，感到疑惑不解：他们一个个都面有怒色，眼睛向下。我外祖父又说了一句：“最好不要把水龙头开得那么大。现在是夏天，你知道，这城里也许缺水。”

　　沃特泽克—特鲁默记得，我开始哭了起来，我母亲赶紧回房间看我。太有意思了，有时婴儿一哭，大人们就恢复理智了。我一哭，探照灯甚至也熄灭了。婴儿啼哭——那是没有问题的。

　　就在那个时候，这样那样的事都发生了。1946年7月17日，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以叛徒的罪名被枪决了。《纽约时报》评论说，俄国人这样做，其实等于在红场上竖起了一座米哈伊洛维奇的雕像，因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说别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其实是莫斯科的救星。

　　沃特泽克—特鲁默——他是一直在读书看报的，手里有什么，就读什么——在厨房里他想与我父亲讲和，于是说：“这不是太有意思了吗？美国人尽放马后炮！”

　　这话当然是没错的。这方面他们与俄国人很像：他们都喜欢统计数字，对细节不感兴趣。

　　比如，维也纳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人甚至目睹了：一个29岁的维也纳社工，名叫安娜·黑莱因，在位于美苏占领区交界处的施泰尔埃格大桥检查站，被苏联卫兵拖下火车，遭到强奸、谋杀，并弃尸铁轨。不久火车开来，她尸首分离。但是，这件事所引起的盟军理事会的反应，根本没有他们对菲格尔总理的那份七人名单的反应那么大——这七个人最近被身穿苏军军服的人谋杀。你明白了吧，他们感兴趣的是数字。菲格尔提出了一个要求，给奥地利警察配备武装，允许他们在受到身穿军服——不管哪国的军服——的人攻击的时候奋起自卫，同时也保护维也纳居民。但这个要求被延期了，因为苏联人也拿出了一份名单：从匿名的渠道他们知悉在奥地利警察内部有三千六百名“已查明身份的纳粹”。又是数字，你明白了吧。

　　事实上，警察局面临的是去共产党化的问题，五年来已经慢慢地这样干了。而把警察武装起来的问题——或者说，使警察有其价值——不知怎的，是一个更慢的过程了。苏联人一直在阻止他们占领区的警察局局长派出配备武装的警察力量去平息一群共产党人攻击希腊大使馆的那场骚乱，这些共产党人抗议最近处决贝洛扬尼斯和其他三名希腊共产党人的事件。事实上，这些制造骚乱的人是乘坐苏联军用卡车到达希腊大使馆的。到1952年3月31日——我那时刚过了6岁生日——这样的局面才有改变。

　　到后来，等骚乱平息，苏联人从他们的占领区的警察手里收走了橡胶警棍——这种警棍在平息暴乱的时候还是挺有效果的，“解除”了警察的武装，而这种所谓武装，根本不是菲格尔总理脑子里所想的要给奥地利警察配备的那种武装。

　　苏联人正在失去维也纳的人心，那就使他们变得不可理喻：事实上，他们到处遭遇到挫折。

　　1948年6月，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而铁托也不需要这个拐杖了。1948年11月，苏联士兵想在维也纳闹市区的瑞典桥上逮捕一个人，被愤怒的群众阻止，苏联士兵只好匆忙自卫。愤怒的群众给俄国人以重创，而这竟然发生在苏占区。

　　因为与南斯拉夫发生争吵，苏联人不再支持南斯拉夫对奥地利南部克恩顿州和施蒂利亚州这两个地区的领土要求，于是南斯拉夫放弃了向奥地利扩张领土的全部计划。

　　顺便一提，这使得一些奇怪的南斯拉夫人来到了维也纳。有人告诉我，在这些奇怪的南斯拉夫人当中，不少是乌斯塔沙成员，当他们孤立无援的时候，就卷入了奥地利—南斯拉夫边境上进行的阴谋和反阴谋斗争中。有迹象表明，他们受雇于本诺·布卢姆，这个黑帮依然是出色的绑架者和暴徒。即使有记录表明，到1950年3月10日，本诺·布卢姆事实上已经被清除，但该黑帮的成员马克斯·布莱尔还是成了盟军理事会当天会议的一个议题——有证据表明，该黑帮的残余分子仍在活动。

　　至少沃特泽克—特鲁默是这么说的，而我的历史记录都来自他。

　　不管怎么样，恩斯特就在现场——1953年3月5日，我差二十天就7岁了，这一天，斯大林死了。我外祖父和沃特泽克—特鲁默以他们独特的方式进行了庆祝：厨房餐桌上只有一小瓶白兰地，但他们的情绪高得很。我的父母出去了，所以关于他们的事，我只得听沃特泽克—特鲁默的说法了。不是说我总不与我父母待在一起，只是我没有参与他们的这次庆祝活动。甚至我得承认——当然在这一点上我受到了沃特泽克—特鲁默的影响——我父母的关系，在我看来，最多是非常羞涩和沉默的那种。我经常与他们一道出去——最难以忘怀的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一家人一起骑着大奖赛赛车兜风，我母亲的手臂抱着我父亲和我，让我的身体紧紧贴着我父亲的腹部，而我跨坐在摩托车前面，膝盖则紧紧贴着油箱。我父亲在我耳边轻轻地念叨着伍特传授给他的开车技巧。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晚上，我父亲和母亲一道出去庆祝了，把我留在了家里，让我与两个老人一起坐在厨房的桌子上庆祝。我甚至记不得我母亲回家的事了，虽然那件事是非常让人感到意外的。

　　因为我母亲是一个人回来的，看她的样子，非常莫名其妙，而不是悲伤。她与我外祖父和沃特泽克—特鲁默（或许还有我）一道坐在桌子旁，大声地嘀咕，弗拉特诺这个人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因为她说，他们到了苏占区火车南站大街上的一家塞尔维亚餐厅——这是弗拉特诺经常光顾的一家餐厅——喝得开心，吃得高兴。突然进来一个男人，皮肤黑黑的，满脸胡子，小小的眼睛气势逼人。但这个人很友善，我母亲对沃特泽克—特鲁默强调说。这个男人在他们的桌子边上坐了下来。

　　“刽子手死了！”他对他们说，用的是德语。他们与他举杯庆贺。接着，这个男人掐了一下弗拉特诺的胳膊，说了一句话，我母亲说她觉得是这样一句话：

　　宁要坟墓，也不做奴隶！

　　我父亲看上去吃了一惊，但不是非常吃惊，只那么一点，也许他觉得他自己不再有明显的南斯拉夫人的长相了——他坐在那里说着德语，身旁是一位维也纳女士。

　　这个男人继续说，一会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一会儿德语。他对我母亲彬彬有礼。他两只胳膊抱着我父亲，我母亲猜想是在邀请我父亲到别的地方去喝一杯，就他们两个人。但我父亲说——用的是德语——他不想离开他的妻子，哪怕一会儿也不行，也不想去喝酒，或者去见更多的乡亲。大家都还是开开心心的，直到这个男人说了一个词，气氛就大变了。我母亲说她觉得这个词好像是：

　　托多。

　　就那个音，说了一到两遍，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说的。弗拉特诺看上去吃了一惊——这次大为吃惊了。但是这个男人始终保持着微笑。

　　就在这时，我父亲想对我母亲说句悄悄话，不让这个男人听见——这当然是非常粗鲁的方式。他大概想说，你马上去卫生间，赶紧找一个公共电话机，立刻给沃特泽克—特鲁默打电话。这个男人始终笑着，拍了一下我父亲的后背，把头凑到了我父亲和母亲之间，这样一来，他们的悄悄话也说不成了。

　　就在那个时候，我母亲说，另一个男人进来了。

　　希尔克·梅尔特—加沃特尼克一再说，这是她一辈子见过的最胖的男人。她说，当这个大胖子进来的时候，我父亲身体往前倾，隔着桌子重重地吻了一下她的嘴；然后站起身，低头看着他自己的脚，犹豫着。这时，第一个进来的小个子男人用德语说：“你的妻子非常可爱，但是她会很安全的——只要与我在一起。”弗拉特诺仰起头看着这个大胖子，走过他身边，径直出门而去。

　　这个大胖子——那小个子叫他托多——跟在我父亲后边，也出去了。

　　这个大胖子最可怕的地方，我母亲说，是他那张不对称的脸——好像一部分被咬掉或炸掉了——上面都是蓝兮兮的伤疤；有的地方高低不平的，就像粘着口香糖；有些地方又薄如银器，深深的小洞拉动着旁边的皮肤，让皮肤显得极其皱巴。

　　我母亲与这个小个子待了一会儿，倒没出什么事。他与我母亲一起喝了一口酒，然后说要去接弗拉特诺回来，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父亲也没有回来。

　　我母亲说，那辆赛车依然停在那家塞尔维亚餐馆的前面，于是沃特泽克—特鲁默和我外祖父一起走到那家餐厅去取车，路上碰到俄国士兵，与他们聊了几句。

　　“有一个大胖子，”我外祖父对俄国士兵说，“我想他的名字叫托多·斯里夫尼察。他一脸的伤疤，是在一次汽车被炸的时候受的伤。他与我的女婿在一起，或许另外还有一个男人。”但是街上看不到一个人——除了早些时候我母亲刚从这里走回家，一个俄国士兵陪着她。那是她遇见过的最有绅士风度的人，她壮着胆子请他陪她走回家。这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快到家的最后一个街区，他握住了她的手——我想，这就是他陪她走这一路最后想要的吧。

　　路上的俄国士兵一夜都没见过其他人。

　　我外祖父和特鲁默来到塞尔维亚餐馆，看到了停在外面的那辆赛车。餐馆里面，有一个歌手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唱着歌。一对对男人，或者说是黑压压的一群男人坐在桌子旁，一边鼓掌，一边跟唱，非常开心。

　　沃特泽克—特鲁默觉得所有的塞尔维亚下流人士都在这里了。他大喊一声：“托多·斯里夫尼察！”歌手停止了歌唱，她扭动了一下手。没有人责备沃特泽克—特鲁默行为粗鲁。侍应生也只是不停地摇摇头。

　　他们正要离开，这时外祖父说：“噢，我的上帝啊，恩斯特。”他指了指独自坐在靠近门口那张桌子边上的身形巨大的男人。他正在吃小玻璃盘中的一份牛奶沙司。他们进来的时候，是从他身边经过的。

　　于是他们朝这个男人走去，他的脸在蜡烛光的映照下，呈现出各种颜色和形状，就如一面被压碎了一半的多棱镜。

　　“托多·斯里夫尼察？”沃特泽克—特鲁默问。这个大个子男人微笑了一下，站起来——看上去似乎要比外祖父和恩斯特高出整整一码。托多努力想鞠个躬，以为他像小个子那么容易鞠躬似的。

　　我外祖父因为不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他只好问：“弗拉特诺·加沃特尼克？”

　　托多的血冲上脸去，脸上的伤疤一片通红，就像霓虹灯在闪烁。他一只手拿起小玻璃盘，另一只手像勺子一样晃晃悠悠地舀起牛奶沙司，摊开手掌，颤巍巍地把牛奶沙司送到外祖父的鼻子底下，就像奉上一份难得的礼物。这时他的另一只手握成拳头，一下子砸到摊开的牛奶沙司上——啪！噗嗬！

　　托多·斯里夫尼察坐了下来，微笑着。一小块牛奶沙司落到了他深深的伤疤里。他使劲甩了甩手——将牛奶沙司甩到了墙上，甩到了桌子上，甩得外祖父和恩斯特全身都是，甚至落到了低垂在头顶上的灯笼上冒起了烟。到处都是牛奶沙司，托多·斯里夫尼察用手指着，微笑着。

　　弗拉特诺·加沃特尼克在哪里？啊，他在这里，在你的鼻子上，在这里，在头顶的灯笼上——甚至在这里！在太空中。

　　于是，沃特泽克—特鲁默记住了那个场景，一直记在他的脑子里，为的是好向别人解释——我父亲下落之谜与托多·斯里夫尼察那个象征性的举动密切相关。托多这个人——别的不说——是以幽默感著称的。 放熊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