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怀昌夫妇离开的时候已经是西历十一月了，他们走了不久，谢婉贤便从北京发电报到上海，说她和冯夫人准备启程南下，到镇江过年，会在上海稍微停留一下。

　　谢道庸去世后，冯夫人着实消沉了一阵子，但她到底是旗人家的姑奶奶，在谢道庸墓旁守了三年孝后便搬回了京城，还一手办成谢宛新的婚事，将她嫁给了一个老实本分做生意的旗人。

　　宛新在谢婉贤教课的学校里工作，做后勤。谢道庸去世后她有些消沉，但本性里的天真活泼还在，虽然没上过学，但好歹由谢道庸亲自给开了蒙，背过唐诗宋词，也糊弄着读完了四书，因此在学校里倒还不算是个彻底的文盲，偶尔也能跟国文老师们聊上两句诗词，颇有人缘。

　　谢婉贤要带冯夫人南下镇江时，宛新着实不高兴了一阵子，还提议要带着母亲到婆家去，却被冯夫人拒绝了，婉贤知道她是想实现谢道庸生前的期望，因为就连她都知道，谢道庸曾经无数次念叨着告老，说想回镇江，跟老宅兄嫂小辈一起过个热闹，且不必走什么人情往来的年。

　　婉贤拜托徐适年去为她们买车票，要最好的车厢铺位，彼时徐适年正准备去采访孙文，婉贤就那么直接走到他报社里跟他说这些事，口吻亲切而平常，像个成婚已久的夫妻。

　　报社里有刚来的年轻人，不知道情况，但看他二人又时常交往，便开玩笑：“徐先生和夫人真是伉俪情深。”

　　徐适年还没说什么，婉贤反而主动道：“我们只是多年老友，并不是夫妻。”

　　那年轻人就吓一大跳：“不是夫妻吗？为什么？我看先生和夫人很般配啊。”

　　婉贤笑起来，眼泼流转，看徐适年一眼，又去同那年轻人打趣：“不要叫我夫人，把我叫老了，我还是个未婚少女呢。”

　　徐适年在一边哈哈大笑，连连点头，对那年轻人道：“这是我曾经的学生，我亲手将她送进北京大学。”

　　他一边说一边将桌上要带的东西，笔和硬皮本，还有怀表和一切钞票全部装进包里，那包是他自己缝的，一个布包，但现在就连报社的年轻人都在用皮包了。

　　“我要去见孙先生了，”他大步出去，同时叮嘱婉贤，“你要赶紧回家。”

　　婉贤不干：“你去见孙先生，不能带上我吗？我很早就同你说过了，我也想见他。”

　　徐适年同孙文，说来也算是曾经的上下级，只不过民国建立后，徐适年便隐退镇江做起了教书先生，再后来因谢诚引荐前往北京就任教育部职员，算是同倒袁的孙文分道扬镳。不过两人的政见终究没有极为相左，在徐适年卸任北京的公职后，他们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聊聊。

　　徐适年身上还背着谢家七千两银子的债务，这笔钱他一直是从自己的薪酬里拨出来，直接寄到谢家去的。他因此而生活清苦，一件西装穿了又穿，有破损之处便自己小心缝补上，勉强维持仪表整洁，但要采访孙文这等政界显要时，便显得有些穷酸了。

　　谢婉贤第一次从报社知道孙先生点名要求徐适年来采访的事情时，就主动提出为他置办一套好点的西装，却被后者委婉拒绝。今日他又去见孙先生，她便又提起来，徐适年皱着眉头说她：“你只是个中学化学教师，每月能有多少薪水？还是自己留着一点吧。”

　　“我起码不必租赁房子来住。”婉贤眼下住在谢道庸留下的宅子里，跟从镇江搬回来的冯夫人一道，“就当租了一月房子，拿这钱来为你做一身新衣服，就当我借你的，你以后慢还不迟，怎么样？”

　　徐适年苦笑：“我借你家的已经够多了，再要累积，恐怕无力偿还。”

　　“你欠家里的同我没有关系，这只算是你欠我的。”婉贤劝他，“你不能总穿你那套旧衣服去见孙先生吧。”

　　“当年大家识于微时，漫说旧衣服，就是血衣也穿过，”徐适年道，“他若是因我的衣物而挑剔我，那也谈什么革命建国。”

　　谢婉贤叹了口气，自己咕哝一句：“什么歪理邪说到你这都振振有词。”

　　徐适年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他眼睛弯弯的，扭头看了谢婉贤一眼，用调侃的语气道：“是，我可是文人，文人最擅长的不就是颠倒黑白么？”

　　“好一个颠倒黑白，”谢婉贤道，“看来你也知道你是错的了。”

　　徐适年只抿着嘴笑，并不说话。

　　他们坐公车去孙文下榻的宾馆，车上人很多，徐适年便将婉贤护在双臂之间，人群推推搡搡，两人不免越挨越紧，婉贤自是一派从容，但徐适年却窘迫起来，使他不得不找些话题来转移注意力：“今天跟你开玩笑的那个小伙子，说来还是你的后辈校友，北京大学政治系的毕业生，叫梅思平，虽然毕业了有段日子，但到报社来不过几天，写评论很有些水平。”

　　谢婉贤在他双臂之间点头，很配合他地发问：“他毕业这么久，怎么会刚到报社？”

　　徐适年道：“同孙先生一道来的，他在孙先生的副手汪兆铭先生手下效力，这次也是遵从汪先生的安排过来，负责同我们媒体界人士接触。”

　　他说着，忽然笑起来：“说来这个梅思平还有一段轶事，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先前五四青年运动的时候，他就是火烧赵家楼的那个人。”

　　谢婉贤大吃一惊：“原来是他，这可真是如雷贯耳，整个北大至今还在流传其旧事。”

　　徐适年点点头：“你可以同他多多接触，你们是校友，年纪又相当，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

　　谢婉贤有一阵没说话，最后轻轻叹了口气：“好的，我知道了。”

　　车一站站往前走，车上人也渐渐稀少，徐适年同谢婉贤拉开些距离，含笑道：“你应当认识一些少年英才。”

　　“先生说的很对，”谢婉贤注视着他的眼睛，缓缓道：“如果这是你希望的，那么我会去做的。”

　　徐适年怔了怔，默默将脸别开了。

　　孙文在宾馆里接待他们，这是谢婉贤第一次见他，却被狠狠吓了一大跳，这个两鬓斑白，面色蜡黄的男人同报纸上意气风发的革命领袖简直判若两人，他佝偻着腰坐在办公桌后面，看起来精神尚可，还能开徐适年的玩笑：“怎么，今日带着夫人一起来了。”

　　徐适年急忙解释：“这是我的学生，很崇敬你，听说我要来，吵着嚷着非要同行。”

　　孙文极和蔼地向谢婉贤点头：“是吗？那是我的荣幸。”

　　“能有机会面见先生，也是我的荣幸，”婉贤待孙文很尊敬，她规规矩矩地坐在一边，先让徐适年采访孙文，等采访结束了才插话，“先生觉得我国的未来在哪里呢？”

　　“当然是在你们年轻人身上，”孙文笑着，又咳嗽起来，他现在颇为放松，信口而谈，“只要你这样的年轻人不放弃希望，那么我们国家就不会放弃希望。”

　　婉贤失望地摇摇头：“这只是一句空话，我想听更具体的，先生，你觉得我国的出路在哪里？”

　　孙文脸上的笑容消弭了一些，露出沉思深色，半晌，轻轻叹了一句：“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它太大了，但如果硬要一个答案，我想我国的未来，在广大老百姓身上，也在军队身上。”

　　从光绪二十年他第一次组建兴中会以来至今，已经过了三十年的时间，这三十年里他失败了不计其数次，也重新振作了不计其数次，简直可以被称为屡败屡战，却从未放弃过希望。

　　但希望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现实世界最残忍的地方就是它从不以人的心意而改变，从最早的兴中会到现在的占据两广江山的国民党，他已经闹了一辈子革命了。

　　“我闹了一辈子革命，最近才知道革命究竟是什么。”他咳了一声，接着道，“革命，就是革掉别人的命，就是建立武装，用暴力夺取政权，决不能试图共存，相对立的两个阶级里，比如封建帝王和劳动公民，绝不可能有和平共处的希望。”

　　这是谢婉贤最后一次见到孙文，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每次会客时间都有严格的把控，谢婉贤觉得自己还有许多问题要问，但一位穿黑西服的男士走过来，礼貌地请他们离开。

　　徐适年显然同对方相识，但他两人没有多说什么，只点了一下头当做告辞。孙文被人搀扶起来，亲自送徐适年到门口：“存之，我来之前拜读了你的所有文章，真令人欣慰，虽然我们已有十年未见，但你仍旧是我熟悉的那个徐存之。”

　　徐适年对他微微欠身：“总理谬赞了。”

　　孙文在他手上拍了拍：“我希望你能回来，在我来之前，仲恺也曾经提起过你，存之，我不信现在的民国，是你期望的民国。”

　　徐适年抿了抿嘴唇，思索片刻，道：“不瞒你说，先生，我已经不知道我期望的民国是什么样子的了。”

　　孙文默然，叹一声气，又笑了笑：“应该是晚清未尽，你第一次来采访我时，我说的那样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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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思平：他的光荣事迹正文里已经说过了，但值得一提的是被他火烧家宅的曹汝霖，在抗日战争时期，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总理大臣一职，后虽然被挂上伪华北临时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但本人始终没有承认过这些职位，也从未到职。但梅思平呢……嗯，就说一下最后结局吧，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因汉奸罪被捕枪决。 江南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