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这只“牛虻”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哲学的奠基人
雅典的公民和其他人，自以为聪明有声望，却不知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或是成功的人生取决于什么。正如苏格拉底在他的对话录中证实的那样，一些人完全不知道生活所必需的美德，诸如勇气、严谨、正义或是虔诚，但却夸夸其谈，好像他们知道一样。
苏格拉底：“只要我一息尚存，并且能做到，我将永不停止哲思，并且将以我一贯的方式劝说每一个我所遇到的人，告诉他们：我的好朋友，你是雅典人，一个伟大、因为教育和武力闻名于世的城邦的公民。你无须为热衷于追求金钱、荣誉和名声而羞愧，但是你却丝毫不在意理性、真相以及拥有一颗善心的重要性。如果你们中有一人反驳说他在乎，那么我不会放他走，而且会质问并且考验他。如果我发觉他不具有高贵的品格，尽管他自称拥有，那么我会训斥他，因为他轻视了美德而吹捧劣性。我会对遇到的男女老少、熟人生人都这样做，即使听起来可笑，（因为我就好比是）根据神谕指示来到这个城邦。这个城邦犹如一匹高大的骏马，因为它的体形而行动迟缓，注定被牛虻叮咬—所以，我相信这个城邦赋予了我这样的使命，成为一个不断唤醒你们的人，告诫并斥责你们每一个人，让你们能够拥有美好而悠长的生活。”
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将从愚昧无知中唤醒他的同胞并试图改变他们视为其终身使命的关于生命中“最重要事物”的看法。尤其是他撼动了雅典的权威、统帅、祭司和政治家的地位。最终，70岁的苏格拉底因为他的言行被送上了法庭。
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却让那些审判者成了被告。法庭指控苏格拉底否认城邦中神灵的存在，败坏青少年的思想，苏格拉底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审判者的无知。雅典的公民和其他人，自以为聪明有声望，却不知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或是成功的人生取决于什么。正如苏格拉底在他的对话录中证实的那样，一些人完全不知道生活所必需的美德，诸如勇气、严谨、正义或是虔诚，但却夸夸其谈，好像他们知道一样。相反，他们在乎的是名声、权力或财富，以及其他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东西。苏格拉底深信，归根到底，是因为那些人不知道究竟何为人以及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他们不愿也无法认识自我。苏格拉底将他的故乡雅典比作一匹“高大的骏马”，这匹马“因为它的体形而行动迟缓”，必须被催促着前行。而苏格拉底自己却像一只恼人的牛虻一样，干扰着那些自我陶醉的雅典人，把他们弄糊涂，像一条“电鳐鱼”那样，麻痹他们的思想，如柏拉图在他的《美诺篇》中写到苏格拉底：“你对我的看法完全正确，容我开个玩笑，不管是在外形还是其他方面，他就像一条宽大的海鱼，如电鳐鱼那般。因为他也让那些试图接近他的人无法动弹。”正如马儿试图用它的尾巴驱走烦人的牛虻一样，雅典人也想避开这个烦人的提问者，并将苏格拉底送上了法庭。而在苏格拉底在其辩词中继续挑衅雅典人之后，雅典人赐给了他一杯毒酒。但雅典人以及其他人并未因此摆脱这只“牛虻”，正如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在他的辩词中预言的那样：“你们现在这样做，是因为你们相信，从此以后将不会再因为你们的生活方式而遭到质疑了，但我想说，事情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将会有更多质疑你们的人出现……你们将会更加愤怒。”
修昔底德描述的危机，其基础深植于色诺芬尼提出的去神灵化。诡辩论者和苏格拉底对根本性的原则危机有其不同的反应。诡辩论者声称欲望以及个人专断已经取代了神灵的专制，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普罗泰戈拉（前481—约前411）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相反，苏格拉底却要求他的同胞们，用理智找寻新的、对众人都有约束力的原则基础，以批判性的理智取代盲目的欲望，主张塑造全新的、人性的人类形象。我们身为人类究竟是谁，以及想要成为谁，关于这一问题，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在他后来的谈话录《斐德罗篇》中以另一种方式解释道：“我们是怪兽吗？比怪物提丰更加怪异吗？还是我们是温柔单纯的生物，为作为神圣而高洁的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喜悦？”在苏格拉底时代，他所说的提丰来自一个神话中的比喻。提丰是赫西俄德的《神谱》中的一个“巨怪”，长着一百个蛇头，有一双喷火的眼睛，并且发出可怕的声音。相反，“神圣而高洁的大自然的一部分”，苏格拉底暗指的是宙斯。据神话记载，宙斯用雷电战胜了巨怪提丰，并将他驱赶至地狱，以正义之神战胜了暴政和混乱。苏格拉底又向人们提问道，我们是否能认清理智的力量，并依靠理智来克制欲望。他问道，在个别人的灵魂深处以及城邦的体制内，欲望和理智之间协调的关系意味着什么，正如柏拉图后来在他的《理想国》中描述的那样。众神间为夺取权力发起的战争，便成了人民之间为争夺公平秩序的战争。
苏格拉底被处决之时（前399），雅典已不再强盛。如苏格拉底指责的那样，人民仍沉醉于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执政时期（约前449—前429）所取得的政绩中。伯里克利推动了民主的建设，巩固了雅典城邦在希腊的霸权地位，促进了雅典文化的发展，并且建立了雅典卫城。但在苏格拉底时期，雅典作为希腊曾经的一支强势力量，在与劲敌斯巴达对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失利之后，便陷入了政治危机。在战争失败之后，雅典的民主不得不接受斯巴达的异族统治，而在驱逐异族统治之后，雅典人又要清算民主内部的敌人，他们认为苏格拉底便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因为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克里底亚（参见第一章），是斯巴达扶植下傀儡政权的“三十暴君”之一。但苏格拉底不像“诡辩论者”（希腊语：sophia，智慧）那样，一直抗拒自称是其他人智慧的“老师”。作为哲学家（希腊语：philosophos，爱好指挥者），苏格拉底追求智慧，但不想独自占有智慧，他只是想鼓励其他人一起追求智慧。诸如克里底亚之类的学生，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卡尔米德篇》中称之为热衷权力的诡辩论者，苏格拉底显然并未以这些学生为荣。相反，青年时期就结识苏格拉底的柏拉图，倾其一生钻研哲学，并尝试着回答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
战争伊始，雅典还期望着能在对抗斯巴达的战争中获取胜利，取得在希腊半岛的霸权地位。在战争牺牲者葬礼的演说中，伯里克利还热情地赞扬了雅典：“我们的城邦是整个雅典的学校。每一个男人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言谈举止符合礼仪。城邦所取得的成效表明，这些话都不是无端吹嘘，而是事实。我们的城邦能抵御任何战争，甚至比它的名声还要优秀。……因为我们的力量建立在实际行动的基础上，我们的同胞以及后代不需荷马或是其他诗人的赞美，都会对此感到惊叹。此时他们的话虽然听着舒服，但对我们行动的原因却只字未提。我们勇敢地向每一片海洋、每一块陆地挺进，随处留下我们行善或是毁灭行为的痕迹。战士们正是为了这样的信念死去的，而幸存者也乐意以同样的方式，经历同样的危险。”
长年的战争以及对抗斯巴达的失利，不仅使雅典和整个希腊陷入了政治危机，也造成了人民精神和道德上的迷失。正如修昔底德描述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整个希腊可以说将陷入动荡之中，各地将会出现分裂冲突。……每个人将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改变语言原有的意义。现在，鲁莽被视为勇敢，踌躇犹豫用来掩饰恐惧，聪明的举止却被当作胆怯的借口。……所有的派别都将他们的喜好当作行为的准则。”成功的雅典民主派在驱逐斯巴达人之后，将试图接近苏格拉底的人都视为敌人，并将苏格拉底对当时民主制度的批判视为求之不得的机会，使得烦人的苏格拉底快点儿接受审判。保守的民主派不愿承认必须重新思考《荷马史诗》中的老旧价值观，并且在批判者的言辞中认清传统价值基础的敌人和破坏者。但苏格拉底并未引起危机，只是尖锐地指出了一切，却无法在短期内改变或化解危机。他的学生柏拉图想依靠他的“学院”，通过传播哲学和知识重建城邦的基础，但也没有成功。
修昔底德描述的危机，其基础深植于色诺芬尼提出的去神灵化。诡辩论者和苏格拉底对根本性的原则危机有其不同的反应。诡辩论者声称欲望以及个人专断已经取代了神灵的专制，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普罗泰戈拉（前481—约前411）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相反，苏格拉底却要求他的同胞们，用理智找寻新的、对众人都有约束力的原则基础，以批判性的理智取代盲目的欲望，主张塑造全新的、人性的人类形象。我们身为人类究竟是谁，以及想要成为谁，关于这一问题，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在他后来的谈话录《斐德罗篇》中以另一种方式解释道：“我们是怪兽吗？比怪物提丰更加怪异吗？还是我们是温柔单纯的生物，为作为神圣而高洁的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喜悦？”在苏格拉底时代，他所说的提丰来自一个神话中的比喻。提丰是赫西俄德的《神谱》中的一个“巨怪”，长着一百个蛇头，有一双喷火的眼睛，并且发出可怕的声音。相反，“神圣而高洁的大自然的一部分”，苏格拉底暗指的是宙斯。据神话记载，宙斯用雷电战胜了巨怪提丰，并将他驱赶至地狱，以正义之神战胜了暴政和混乱。苏格拉底又向人们提问道，我们是否能认清理智的力量，并依靠理智来克制欲望。他问道，在个别人的灵魂深处以及城邦的体制内，欲望和理智之间协调的关系意味着什么，正如柏拉图后来在他的《理想国》中描述的那样。众神间为夺取权力发起的战争，便成了人民之间为争夺公平秩序的战争。
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将从愚昧无知中唤醒他的同胞并试图改变他们视为其终身使命的关于生命中“最重要事物”的看法。尤其是他撼动了雅典的权威、统帅、祭司和政治家的地位。最终，70岁的苏格拉底因为他的言行被送上了法庭。
苏格拉底并未提出或写下其完整的理论，而是在与对话者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问题，并简述了他的观点。苏格拉底只想成为一名助产士，正如他的母亲费纳瑞特那样，帮他人“孕育”思想，而不是孕育自己的智慧或是游说他人。与孔子和耶稣的思想相类似，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并非通过苏格拉底自己的着作，而是通过他的学生或是同时代的人所记录的文字。他们每个人都有其多重人格和行为特殊的一面。
?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约前448—前380）在其剧本《云》中，将苏格拉底刻画成了一个阴险的诡辩家，传授给青年人诡辩术，由此能够在法庭审判中取得优势；苏格拉底否认神灵的存在，反对那些古老的民俗，并教唆青年人反抗当权者，不再顺从。如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所说的，由于阿里斯托芬喜剧的传播影响，苏格拉底在雅典人民心中背负了“亵渎神灵”和“败坏青少年”的指控，这最终将他送上了法庭。
修昔底德描述的危机，其基础深植于色诺芬尼提出的去神灵化。诡辩论者和苏格拉底对根本性的原则危机有其不同的反应。诡辩论者声称欲望以及个人专断已经取代了神灵的专制，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普罗泰戈拉（前481—约前411）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相反，苏格拉底却要求他的同胞们，用理智找寻新的、对众人都有约束力的原则基础，以批判性的理智取代盲目的欲望，主张塑造全新的、人性的人类形象。我们身为人类究竟是谁，以及想要成为谁，关于这一问题，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在他后来的谈话录《斐德罗篇》中以另一种方式解释道：“我们是怪兽吗？比怪物提丰更加怪异吗？还是我们是温柔单纯的生物，为作为神圣而高洁的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喜悦？”在苏格拉底时代，他所说的提丰来自一个神话中的比喻。提丰是赫西俄德的《神谱》中的一个“巨怪”，长着一百个蛇头，有一双喷火的眼睛，并且发出可怕的声音。相反，“神圣而高洁的大自然的一部分”，苏格拉底暗指的是宙斯。据神话记载，宙斯用雷电战胜了巨怪提丰，并将他驱赶至地狱，以正义之神战胜了暴政和混乱。苏格拉底又向人们提问道，我们是否能认清理智的力量，并依靠理智来克制欲望。他问道，在个别人的灵魂深处以及城邦的体制内，欲望和理智之间协调的关系意味着什么，正如柏拉图后来在他的《理想国》中描述的那样。众神间为夺取权力发起的战争，便成了人民之间为争夺公平秩序的战争。
?有关苏格拉底信息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他的学生色诺芬（约前430—约前355或354）所着的《回忆苏格拉底》一书。身为地主和将军，色诺芬的生活方式严守规定，遵循保守的价值观。作为苏格拉底多年的学生，和未曾与苏格拉底有过亲密接触的阿里斯托芬不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对雅典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因为苏格拉底教导青少年继承传统美德，即正义、虔诚和勇气，并且尊重城邦的神灵。色诺芬眼中的苏格拉底并未迫使雅典人进行批判性思考，而是让他们重归传统的风俗习惯。 哲学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