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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子必须信佛才能有子嗣的传言,虽然进行的比较隐蔽,但还是辗转的落入内厂密探的耳朵里,感到事关重大,内厂密探不敢怠慢,立即直接向皇上禀报了这件事情。
当然,不能说智光不小心,他知道诱惑储君的危险,所以这些传言都是通过一些上层的信徒口中辗转相传的,而且做出一副他不想说的样子,只是和徒弟谈话时,偶尔露出的意思,凑巧让信徒偷偷听见而已。
要是有其他人问及,他会坚决的否认说过这样的话,也就是限于如此隐蔽,所以太子朱文奎到了半年之后才听说此事,然后屡次派人去法云寺请智光禅师,都被其以身体抱恙为名,坚决的推辞了。
他愈是这样,愈能使朱文奎坚信事情的真实性,一个快要马上就要而立之年的人,子嗣对于他的吸引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范围,无奈之下,朱文奎只有亲自往法云寺拜访,而智光避而不见。终于吊足了朱文奎的胃口。
这个历经蒙元和大明两个时代共计三朝国君的老狐狸,当然知道只有不容易得到才会更加珍惜这一条真理。在朱文奎屡次拜访不果,正是失望的时候,智光和尚却乔装成俗家打扮,直接找上门来。
这怎么能不使正在失落的朱文奎感到高兴,没有任何困难,答应了智光的一切要求,在北平城一个偏僻的酒肆中终于见到了久违的智光禅师。
智光做出一副超凡出尘的派头,首先表明了自己之前的所为,不过是不想令太子为难而已,因为当今圣上不喜阐教,所以害怕太子和佛家之人交往而引起皇上的不愉,才三番两次的拒绝和太子相见。
而现在为什么主动出来和太子相见呢?智光的解释是:一来感到了太子的赤诚,二来是佛祖托梦,说太子佛根深种,与佛祖有缘,要智光帮助太子达成心愿。
要是在别人的耳中听起来这些话有些牵强,但是在朱文奎耳中却听出了另外一种味道,那就是智光禅师的确有办法使自己有子嗣的传承。那他除了相信之外,还有什么出路呢。
智光是聪明的,他并没有马上就将佛教强加于太子朱文奎的身上,而是拒绝了太子的皈依,只是说“心中有佛,到处是佛”的一些玄机。这是避免太子碍于当今圣上的教导,万一激进了以后会引起反感,不但如此,在智光的嘴里,并没有排斥道教和其他教派。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巧妙的解释了关于佛、道、儒三者之间的区别。
智光对朱文奎讲,儒、释、道三家应该是鼎足而立的。儒家重视人伦,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立千古不朽的功勋;佛家倾心般若,主张在自觉的基础上觉他,自度的基础上度他,普度众生,同臻西方极乐世界;道家则崇尚自然,主张通过这种修炼,达到长生久世,羽化登仙。儒家的着眼点在于入世,佛家的着眼点在于出世,道家的着眼点在于加强自身修炼以求长生不死。
由于道家这一异于儒、佛的独特着眼点,决定了在传统养生、长生的修炼方法方面,所以智光对于现在道教的理论给予了很强的肯定,这也暗中获得了朱文奎的好感。
智光说,道教从养生健身、延寿成仙的宗旨出发,全面继承发展了诸家的各种炼养方法,并吸收了外来佛教、印度教炼养学的精华,形成了自家多渠道、多层次的气功养生体系。较之以精神解脱为根本宗旨的佛教及以道德修养为根本立场的儒家,道教显然更长于养生,独具佛、儒两家所缺的叩咽、辟谷、服饵等术,具动静兼备、内外结合的特点。
但是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这才是帝王的根本。佛家重心理,道家重生理,儒家重做人。三家道义是一致的,真正求道,三者缺一不可。佛家的性,道家的道,儒家的明德,对最高真理的阐述是一回事。
这些论调对于一直接受儒、道文化的朱文奎起到了一个吸引的作用,好奇害死猫,但是对于一个从懂事起就被排斥的东西的好奇,足于让朱文奎忘记对父皇的惧怕,更何况还有一个可以有皇子诞生的诱饵呢。
接下来的日子,朱文奎孜孜不倦的从智光和尚那里吸取着佛教的一些知识,被潜移默化着犹自未觉。因为在智光的教导中,并没有排斥道教,反而对其大加赞扬,所以没有引起朱文奎的丝毫疑心。
这也是方孝孺有段时日没有受到太子召见,才能从容的布置门下抢占司法部名额的决定,但是也落入了智光的圈套之中。
在智光的暗示中,朱文奎不知不觉的就陷入了其中,在东宫之内受戒成了俗家弟子,然后朱文奎来往于法云寺和东宫之间的次数就开始增多起来,也就是这样,才引起了内厂探子的注意。
朱允炆收到内厂探子的密折之后,竟然有些失态,从自己登基执政以来就开始抑制佛教,没有想到二十多年了,佛教依然靠着其的坚韧生存下来,并四处寻觅着机会伺机再起,自己的儿子自己最了解,朱文奎虽然性子看上去有些弱,但是有些像自己那个没有见过面的便宜老爸朱标。
出身皇家,而且贵为太子,缺乏足够强健的身体和坚韧的心理承耐力,太子之尊却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生活的幸福,尽管他生活在尊贵和优裕之中。他一出生,就具备了继承大明皇帝权位的资格,从小就被严厉管教。特别是成人之后,身边围著众多的名儒和正人君子轮番对他训导和规劝,一言一行都被严格要求按礼法从事。
逐渐长大后,也没有因此而获得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仍只能一如既往地生活在自己的阴影之下,在漫长而无奈的等待和不安中生活著。尤其是,自己将其送至北平单独执政,渐渐疏远的父子亲情,还有来自两个弟弟的威胁中,寻找心理寄托也是无可厚非的,
特别是子嗣方面,给了儿子太多的心理压力,但多年的太子生涯,和单独执政一方的经验,造就了朱文奎并不是没有主见和原则的逆来顺受之人。
朱允炆知道这种压力,也知道长期处于这种情况下,真的很难受,另一个时空历史中有多少太子就这么长期的处于压力和威胁之下陷入了癫狂。
但是朱允炆也有自己的考虑,否则不会将朱文奎逼的那么紧,当然,不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考虑,儿子还算是争气,没有陋习,也是仁君之像。自己按照历朝传位的规则去办的话,也可能自己不用费那么多心思,就可以造就一个建文之后的盛世。
但那样又如何呢,自己的孙子还会这样吗?孙子的儿子也会如此吗……?
朱允炆正在试图打造一个新的继承制度和储君秩序,他不能让儿子受到这样的干扰。也不是朱允炆对佛教有什么成见,也不是对佛教十分反感。相反,出于另一个时空的唯物主义理论熏陶,他对于宗教看的很淡。
但现在大明的情况下,国家必须有一个统一性的宗教,在各个宗教中,朱允炆倾向于道教,也可能道教是本土教派的原因吧。对佛教不算是反感,但出于扶植道教的目的,就必须打击佛教的蔓延。
他不想和儿子开始争端,于是好久没有顾忌家事的朱允炆,提起笔来,给儿子写了一封私信。隐晦的表示了对佛教的不赞同。
同时,加派内厂在北平的人手,全力调查智光等人的底细和私下目的。因为有一件事朱允炆十分奇怪,儿子一直没有子嗣,按照他的理解,就算是在医疗发达的另一个时空,对于不孕不育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根本无法完全解决其中的奥秘。但是智光为什么那么肯定,如果儿子信奉佛教就可以有子嗣呢。
中间肯定有原因,朱允炆不认为智光敢用这个作为赌注,这样能骗的了多长时间,儿子的耐心又有多长时间?所以朱允炆对于智光这个人有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和尚到底想做什么呢?
智光不想做什么,只想生存。
当朱文奎收到父皇的家书,虽然对佛教有了一定的好感,但是也有些惶恐。他不明白父皇的意思,也不知道父皇赞同不赞同自己的做法。但是在惶恐中,已经下意识的在智光面前表露出来。
早见惯了人情世故的智光,哪能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朱文奎所能隐瞒的呢,不用三言两语,朱文奎已经将父皇的意思说的七七八八了。
智光并没有做出很大的反应,表情沉静如故。只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向朱文奎讲了很多关于史书中看不到的历史。
“殿下,你可知道唐朝信奉什么教派吗?”
“当然是道教……。”朱文奎不用思索,就说了出来,才想起了自己面对的师傅是佛家中人,所以迟疑了一下,才继续说道:“唐高祖为了自高门第,和老子李聃认本家。太宗皇帝自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以老子为始祖,当然要把道教至尊之位。弟子记得太宗皇帝曾经下诏说:‘自今以后,斋供行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顿了一下,看了一眼智光和尚,小声的得出结论,道:“道教乃唐朝国教,这一点是无庸质疑的,请师傅原谅弟子直言。”
从智光面部看不出任何表情,也没有喜怒哀乐,却是点点头,赞道:“殿下博学,贯通古今,贫僧佩服。”
“但太宗之后,高宗皇帝曾经又下诏说:‘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为先后。’这又作何解释呢?”
朱文奎道:“这说明了高宗皇帝将佛、道两家视为平等,一概而论吧。弟子记得高宗后睿宗也曾经下过此类诏书,大意基本相同,但是自明皇之后,开始将道家放于佛祖之前,这一点是无庸质疑的。”
“嗯!”智光点点头,表示赞同,却说道:“殿下从这些看出点什么了吗?”
其实朱文奎刚想拿武周时佛教昌盛来安慰一下师傅,可是武周女皇历来被儒家所贬,正不知道如何去说,听到智光问这个问题,便停了下来,仔细的想了一下,觉得唐朝时还是道教为先,于是摇摇头。
“殿下,凡事要看到其中的本质,在唐时的道教昌盛,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从历朝君王的诏书中可以看出,在尊崇道教的同时,对于佛教只是排次稍后,但并未禁绝,这一点,从诏书中不断出现僧尼之词就可以看出。”
朱文奎点点头,听智光继续说道:“盛唐之治,虽然道教受到尊崇,但是从未抑制佛教发展,以唐明皇为例特别明显,奉行的是尊儒、崇道、不抑佛之政策,不知道老衲这样说,殿下可赞同。”
这一点读过大量史书的朱文奎却是清楚,因为道教在大明最值得炫耀的就是在唐朝时的待遇,而儒家对于唐朝时的荣耀也是沾沾自喜。特别是唐明皇,在开元十三年泰山封禅完毕,曾经到曲阜孔子宅致祭。开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令西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府学内,孔子均南面而坐,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冉有、子路、宰我、端木子贡、子游、卜子夏等十哲东西侍列,都封赠公侯。西京及兖州旧宅的孔子像,由宫内出衮冕之服衣之。终唐一代,唐明皇对孔子的礼遇是最高的。
而崇道之说,更是无可辩驳,唐明皇把道教的地位放在儒、佛之上。给老子加的尊号是“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比孔子的文宣王封号高出许多。老子既然称“皇帝”,祭祀老子的玄元庙也就升格为宫,老子之后的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被封为“四真人”,其著作不再列入子书而称“经”。
开元二十五年,唐明皇下令置玄学博士,在科举中第一次出现了道举,考试办法依明经举。玄宗还在中央设立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一百人,作为研究道学理论、培养道学人才的地方。后来,又将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改为学士。玄宗对道学颇有研究,他曾亲自注释《道德经》,颁示天下,并令天下庶人家,每户必备《道德经》一部。
天宝之后,唐明皇崇道的心情更加迫切,每年举行郊祀典礼,首先到太清宫朝拜老子。次日,享太庙,祭祀李唐王室列祖列宗。次日,合祀天地于南郊。
但是说不抑佛就还要智光和尚进行解释了。
因为在开元初年,唐明皇曾下令沙汰僧尼,限制兴建佛寺,禁止铸像写经。这些抑佛措施,是在武则天末年以来,佛教势力过分膨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危及李唐王室,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定情况下实施的。
但是智光和尚怎么能说唐明皇不抑佛呢?
看出了朱文奎的疑惑,早有准备的智光和尚解释道:“开元二十四年继颁布御注《道德经》后,明皇又把《御注金刚般若经》颁行天下。事实上,除开元初期极短暂的“抑佛”外,唐明皇帝并不限制佛教的发展。开元二十六年曾诏敕天下诸郡立龙兴、开元两寺。次年,又敕天下僧尼遇国忌日就龙兴寺行香、散斋,千秋节就开元寺祝寿。”
智光为什么一直拿唐朝的历史状况教导朱文奎,这也是朱允炆的一个漏洞,他以唐朝时道教为国教这一点,进行了大肆的宣传,在很多人的眼里,建文皇帝是继承和发扬盛唐时的政策,而潜心钻研数十年的智光很容易的就在其中找到了破绽。
智光说的都是事实,他也想通过太子将这些事实传到皇帝或者更多人的耳朵里。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盛唐道教虽然是国教,但也未抑制佛教发展,而盛唐在士大夫眼里则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影响力是很大的。
他试图暗示皇帝和天下,要留一些余地给佛教,希望不要再次出现灭佛的举动,在如此的国家机器面前,如果惨剧再次发生,佛教很难支撑下去了。这个举动机会虽然渺茫,但只是智光转移大家视线的一个小伎俩而已,只是他计划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他隐瞒了一部分的事实。
在僧道之间,唐明皇虽然不特别歧视僧尼,往往一视同仁。天宝三年,曾经令两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铸金铜天尊及佛各一躯,送开元观和开元寺。表面上是把佛、道两教摆平的。
但是在背后,却隐藏着佛教的一些不能明言的污垢,原来唐明皇在开元时的抑制佛教之所以最后一视同仁,却是和佛教的密宗传入大唐息息相关。
唐明皇对密宗有兴趣,主要是因为密宗和佛教的其他派别不同,传统的佛教是禁欲的,讲究不近女色,刻苦修行。密宗则不然,它公开宣称:“随诸众生种种**,令得欢喜”,把女性当做“修学密法”的必要条件和不可缺少的伴侣。因而有佛母、明妃、欢喜金刚、各种“天女”等不同名目,这些做法使唐明皇找到了追求现世享乐、纵情声色的借口,给他骄奢淫逸的生活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当然也就会得到唐明皇的青睐。
这样以来,才使唐明皇对佛教开放了部分限制,做出了不抑佛的举动,也是对密宗青睐下一种爱屋及乌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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