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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私心，包括多了几百年经验的朱允炆。

　　另一个时空中几百年后，对于各种形式的社会做出的注释。朱允炆纵然不是历史系的学生，也是了解其中的分层。

　　通过另一个时空的知识，朱允炆知道，自己现在处于的是封建君主制社会。封建社会之前是奴隶制社会，而封建社会之后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然后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朱允炆还记得，这样的分层是一个叫马克思的人说的。

　　既然有了分层，那么自己是选择继续封建君主制，还是该改变这个社会，这一点让他十分为难，因为朱允炆不知道自己经过自己改造过的国家到了几百年后会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改变这么大的疆土。

　　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改变历史了，而是改变几千年来固有的文化思想，上升到这个境界，朱允炆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忧虑。

　　至少最近几年他是忧虑的，因为彷徨导致了自己的日夜难眠，所以患上了类似心脏病的顽症。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能听着御医们反复说着自己有心疾，至于是什么状况，谁也说不清楚，至于该怎么治疗，说来说去只能强调自己要清心寡欲、安心静养等等。

　　怎么能安心静养呢，现在历史的车轮正在滚滚向前，由于自己致力于发展商贾，鼓励工业，所以农业暂时退居到次要位置，虽然成立了专门的部司改良稻种等农作物，亩产的增加让国库充足、家家余粮。

　　但正是这样，削弱了儒家的控制力，使富足的商贾有了政治欲望，现在已经开始寻求自己的代言人，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从小就受到儒家教育的太子成了他们的抛弃对象，而三皇子朱文宇浮出了水面。说一句实话，别人不知道朱允炆的难处，就连想推举三皇子上位的永嘉学派之人也不知道，朱允炆自己却心里清清楚楚。

　　他何尝希望形成现在的局面，回到大明之后，几乎一天的舒心日子也没有过上，每天都在操心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奏报，还要强忍着猜疑，强忍着好奇，尽量控制自己的不耐烦去公正的对待每一件事情。

　　朱允炆在朱棣西征之后，就已经感到累了。他很想休息，很想给自己放个假，甚至有时候还想自己退位，作为太上皇逍遥几年。

　　政治智慧，永远是不能凭借多出的那几百年历史知识所能补充，朱允炆不是天生的政治家，在另一个时空穿越之前，他只是处理几百平方办公室内文书的小职员，穿越之后成为了帝王，这个差距也太大了。而这个差距远远不是比别人了解的历史知识多所能弥补的。这可是几百平方米和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差距。

　　如果说他控制朱棣顺利推迟靖难，利用朱棣一系作为西征先锋，将国内矛盾转向国外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的话。那么这个成就也是来源于他了解那段历史。

　　自从朱棣西征之后，朱允炆就有些失去了方向，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他看着大明一天一天的强大，国库一天比一天的充足，而灾害也在逐年减少着。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但过了四十岁以后，在选择继承人的事情上卡了壳。如今最轻松的办法无疑是传位于太子，那样的话他几乎可以不操心，只要保持着长子的威严和优势就行了。

　　这样的好处是很大的，无论几百年后大明变成什么模样，自己都可以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成就了一段时期的建文盛世，自己凭借空前的疆土和汉人的身份，也可以被后人称为建文大帝。

　　这个称呼远远比另一个时空所谓通古斯的康熙大帝、乾隆大帝来的名正言顺。但这些是自己内心深处想要的吗？朱允炆经常的这样问自己。

　　如果传位于太子朱文奎，那么大明无疑就会陷入了一个循环，每一个历史上的盛世就代表着开始衰落，自己所创造出的条件太好了，稳固的海疆、西方的不断扩张、内阁制度的不断完善、皇事院的日益壮大和司法部的建立。还有就是农业的稳定增收是一个国家和平的保证。

　　一代不如一代，这正是朱允炆所担心的。

　　从内厂反馈回来的消息，都显示着儒家的分裂和复古儒学的筹谋复辟。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在朱允炆得到内厂奏报的同时，身为内厂创始人之一的杨杰同样也得到了消息，永嘉学派不甘心已经到手的果实受到威胁，当然也筹谋着开始反击。

　　当然这一切也隐瞒不住以解缙为首的二皇子朱文清一系，看到了三皇子一系开始动作，早有皇孙诞下的二皇子一系也沉不住气，也参与了进来……。

　　想起这一切，朱允炆的头又开始剧烈的疼痛起来，皇帝果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好的，本来抑制了藩王发展，避免了藩镇之乱，又模仿另一个时空的军区制度创造了军镇制度，把军权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各军镇的总督，内阁和参谋部只有提名权，任命由皇帝亲自签署，各种条件都注定了总督对于皇帝的效忠，而调遣军队的虎符也有皇帝亲自掌管，这使朱允炆有种另一个时空中美国总统保管核弹发射箱的感觉。

　　也难怪美国那个联邦制的国家很少发生暴乱，毕竟主动权在政府手中啊。

　　本来军权在握，朱允炆想放任一下大臣们去自主处理一些事情，所以把很多权限都下放了。

　　主政伊始。朱允炆贯彻总的精神是“改严为宽”。特别是启用方孝孺等一些大儒作为首届内阁成员，不仅大明由宽仁的朱允炆自己当政，而且在他的身边多了一些儒家理想的忠实信徒，朱允炆利用儒家的仁政思想，缓和所谓靖难之后的所产生的民怨。

　　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有的思想虽然迂腐，但对于安定民心方面的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以仁义礼乐治国的理念上的一致和默契，促使了朱允炆在制定的“宽猛之宜”政治理想目标以后，在方孝孺的“君职论”和“民本仁政论”等思想指导下，营造起一个良好政治生态环境，创造出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初步确立新型的君臣关系。

　　为了让这个氛围达到最佳，朱允炆改变了朱元璋万机皆亲断的做法，将许多国家政务委派给几个他所倚重的大臣，让他们自行商议处理，放手给臣下做事，尊重他们的地位。而作为皇帝，只是规范他们的行为准则。

　　譬如启用齐泰为锦衣卫指挥使，将锦衣卫的职责规范后主要交由齐泰等人处理，官制改革主要交由方孝孺负责，人事选拔主要交由吏部张紞等人管理等等。朱允炆的这种做法改变了洪武年间那种皇帝独揽大权的专制局面，无形中扩大了臣属的权力范围。

　　六科给事中原来是朱元璋在大明监察机制的设计上有所创新，他在历代传统的监督百官机构都察院之外又设计了另外一套监察机制，即六科给事中，朱元璋疑心病很重，对百官都不放心，让御史监察百官，让品级很低的给事中去监察御史在内的百官，他自己则可乾纲独断了。

　　朱允炆尽量的去宽解臣属们的心，将六科给事中改为左右拾遗，这不是仅仅改个名，他还对它的功能作了新规定，左右拾遗不再以监察百官为其主要工作范围，而是叫他们专门给皇帝提意见，规谏皇帝，约束皇帝。

　　执政二十余年来，除了军权一直抓在手中之外，朱允炆尽量的宽和对待大臣，虚心纳谏和听取不同意见。一反朱元璋那种武夫式的专制、独裁和霸道，谦虚为人，宽和对待臣下，屡屡下诏，虚心纳谏，听取不同的意见，在这个方面，注意那我觉得自己作的已经不错了。

　　在内阁初建时，为了树立一个仁君的形象，有一次朱允炆偶感风寒，临朝的时候他迟到了。监察御史尹昌隆马上上疏进谏，批评起了皇帝，尹昌隆说：“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末日出而临百官，故能庶绩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业，宜追绳祖武，兢兢业业，忧勤万几。今乃即於晏安，日上数刻，犹末临朝。群臣宿卫，疲于伺候，旷职废业，上下懈弛。播之天下，传之四裔，非社稷福也。”

　　意思是这样的：“想当年高皇帝听到鸡叫声就起床，天还没有完全亮就临朝；下午太阳快要下山时又要召集百官上朝，正因为如此勤政，大明才会成就斐然，国泰民安。陛下您继承大统，应该以太祖皇帝为榜样，兢兢业业，时刻心系国家大事与政务。而今却安于枕边之乐，时辰已经很晚了，却还没有到大殿上来临朝，大臣们都是半夜起床恭候的。如果老是这样下去的话，就会旷职废业，上下懈弛。一旦传开出去，尤其给那些四周的夷蛮所知了，这恐怕不是大明江山社稷的福分啊！”

　　坦率地说，监察御史尹昌隆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式的人物，而是有一点什么小事就会上纲上线的政治“过敏症”患者。也就是尹昌隆，在建文伊始的时候，暗地里和朱棣有些牵连，最后被朱允炆贬到日本出使，然后又让其去东南亚诸国出使，天下大定之后，朱允炆就让尹昌隆在翰林院编修，一直就没有出现在大明朝堂之上了。

　　也就是这么一个人，当初说出这种刻薄又难听的谏言，朱允炆不但没有在大殿上对众大臣作任何的解释，更没有为难尹昌隆，相反，大大地表扬了他，说他说得好，并下诏说：“尹昌隆指出朕之过失，礼部将此事昭告天下，朕也可以此来警示自己。”

　　知道皇帝一举一动的侍卫长刘超实在看不起了，事后他就对朱允炆说：“陛下应该跟尹昌隆说明，今天病了，所以临朝的事也就给耽误了。”

　　朱允炆只是笑笑，随意的说：“朕怎么能像你这样说话，像尹昌隆这样直言进谏是很难得的；朕要是解释了误朝的原因是我生病了，别的不知情大臣还以为朕不喜欢纳谏，如此下去，朕将再也听不到大臣们的批评建议了。”

　　这个举动经刘超的口中传了出去，对于朱允炆的形象大有益处，其实作为皇帝，朱允炆对于尹昌隆这个人实在是看不上，也感觉到自己有些作秀的成分，但有些事情还是不得不做。

　　朱允炆在另一个时空中虽然参加工作不久后就回到大明，但是在学校时还是参加过不少培训班，懂得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人的道理。

　　在朝野之间，他是一个善于纳谏的君王，而在紫禁城之内，也是一个宽和的皇帝，有一次紫禁城内有两个侍卫吵架了起来，要是当年朱元璋见到了此番情景的话，那么这两个人肯定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朱允炆见到后却抓住机会，作出了使人无法想到的做法，他将一宫的人全部叫上来，然后当着他们的面，诚恳的向他们道歉，说宫内不和睦是作为君王的失误，当时吓的内廷中人都不敢出声，但是随即就没有事情了。

　　但是皇帝的威望也是越来越高，也就是这样，朱允炆感到自己很累，作为皇帝，现在虽然没有电视直播，虽然不用面对着镜头闪烁，但每一件事情都要做的好像是在拍电影一样。

　　当一个好皇帝真的很麻烦，在实行所谓的“德化”，对洪武严政酷法的纠偏的结果后，大明王朝由乱而治最终实现天下大治的一步关键，在朱允炆治理下的大明帝国出现了大治之像，甚至已经有人开始为皇帝歌功颂德了。

　　最近礼部的大臣们，一直试图上书皇帝，重新编纂《洪武大典》，并将其改名为《建文大典》。这些话朱允炆虽然只是一笑了之，但是内心也是颇为得意。

　　但是长期处于极端专制底下的臣民一旦遇到了宽仁之主，有些人还真不认识自己或者说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于是就出现了不曾多见的尴尬。

　　比如说有个大臣叫陈性善，他是浙江山阴人。洪武三十年高中进士，朱元璋还未驾崩时，朱允炆就熟悉了陈性善的大名，也等于说是朱允炆一手提拔出来的年轻官员。等到即位后，朱允炆就升任陈性善为礼部侍郎。

　　陈性善是个敢作敢为的正人君子，当上礼部侍郎后，他竭力地辅助内阁纠正洪武朝留下来的积弊，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在陈性善的努力和帮助下，曾经犯罪而被贬为“流人”的薛正言给找了出来，重新安排了他的官职；曾经因直言犯上而已被编入了谪戍户籍当中的原云南布政使韩宜可也在建文朝给释放了出来，最终将他启用为副都御史。

　　正因为陈性善是个敢于直言的君子文臣，朱允炆十分欣赏他。有一天退朝以后，朱允炆单独留下了陈性善，还给他赐座，主要是想了解一下陈性善的喜好和能力。顺便询问了一下陈性善对国事的看法。

　　陈性善看到皇帝这么谦虚，对待大臣这般不耻下问，他也被感动了，于是他将自己所能想到的全部写了出来，洋洋洒洒有好几千字。写好以后，陈性善将它进献给皇帝。

　　朱允炆看了，虽然觉得陈性善提到的这些事情和解决方案都不错，但当时还不是实施的时候，于是褒奖之后，暂时备案起来束之高阁了。

　　但是陈性善却颇为较真，等了一段时间，看到有关部门根本就没动，自尊心有些承受不住了，有一次上朝时他向朱允炆进谏说：“陛下您不嫌弃臣下我不贤，我呢勉强充作了一回顾问，小臣我有幸听到陛下答应小臣一定照着执行。可没多久就停下不做了，做事怎么犹如反掌那样快地反复，这样，凭什么取信于天下？”

　　朱允炆听到后，由于没有一点准备，愣了半晌才想起来，不由满脸通红，心里那份恼怒就不要提了。

　　一个大臣因为皇帝没有按照他提的建议去做，居然会在朝堂上逮住了皇帝，喋喋不休地责问个没完；他忍了又忍，还是没有恼羞成怒。因为当时正在筹备御驾亲征，朱允炆需要一个宽松的政治气氛。

　　强忍着不愉，向陈性善解释了一些原委，因为朱允炆要透露了一个信息：朝廷的政治气氛还是相当之宽松。最后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带着陈性善御驾亲征，最后在关于军需的事情上，陈性善算是尽了不少心，也因此当了一任礼部尚书。

　　朱允炆在责任心的规范下，生活了几十年，但是到了天下即将太平的时候，却犯了一个难，使朱允炆再也端不起那副仁君的架子，不再去想天下为公了。

　　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很可能造成他的努力成为白费。这一切都是朱允炆不想看到的。(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qidian.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