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换作是别人，魏启明不是如此刻骨铭心的爱着李非；如果换作上学时期，他没有这许多的顾忌，他早已经破门而去，再不回头的了。这番谈话让他觉得气愤，让他觉得压抑。如同大年初一夜里在同桌家的情形如出一辙。

　　可他不能再那样做。

　　他装作轻松的对她笑笑，然后说：“叔叔阿姨，天也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李非在门口拉了一下他的手，想问什么，魏启明说：“我走了，你回去吧，没什么事儿。”

　　尽管同房间的人早已发出轻微的鼾声，魏启明的眼皮也在打架，可他还是难以睡去。窗外有几棵高大的梧桐树，繁茂的枝叶遮挡了月色。一阵微风吹进窗纱，隐隐的带来一丝凉爽。可以听到附近住家里还有电视的声音，下了夜班的人们按动着车铃，不时传来男男女女欢言笑语。

　　他在工厂的第一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情复杂。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爱，经过了许多考验，已经很牢固了。但是现在面临的不是简单的感情纠葛问题，而是关系到一辈子幸福的、他们都无法去操控的关口。过去这道关，当然会天空晴朗，美丽人生。但过不去这道关，结局无法预料。

　　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李非的错，更不是她父母的错，或者说，没有任何人错了！社会的尺和学习的尺，这两把尺子上的计量刻度，是不一样的。但让他在快要实现目标的时候，如果因为一个工种问题就此失去毕生的幸福，他无法承受。

　　那他只有努力！可究竟要努力多久呢，她能等待吗？她的父母能允许她一直等待吗？虽然毕业时间不长，他也开始意识到地老天荒的诺言并不能指望。

　　一个初入社会的青年，就这样在反反复复的自问自答中陷入无穷的焦躁之中。一次次的否定，又一次次的肯定，一会儿雄心万丈，一会儿信心全无。没有人能够给他解答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扰，没有人能够给他哪怕一点点心灵上的慰籍。

　　于是在这个异常孤独而充满惶恐的夜晚，魏启明象刚到学校的那天一样，开始思念妈妈。

　　他的家庭并没有可以夸耀的地方，普普通通的工人阶级。一九七六年，在他五岁的时候，他就和弟弟一起，被父母带着，从黑龙江搬迁到山西的穷乡僻壤之中，在深山老林之中安营扎寨，为祖国铺设经济发展腾飞的铁轨。

　　他小时候是一个非常淘气的孩子，领着一帮伙伴在山上、河里疯跑，因为妈妈要做临时工，没人看管他，其他人家的孩子也一样。有时为了加夜班，他们就被带到工地上的窝棚里，在寒冷中等着放工的父母。

　　他家那个单位大部分人家的成员都差不多：一个职工爸爸，拖着从东北带来没有工作的妈妈，还有若干孩子。爸爸们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块，仅够糊口。有急需用钱的时候，经常是各个人家之间互相借来借去。

　　妈妈们为了帮补家里，都到工地上去做临时工，和职工一起扛水泥，拖铁轨，挖土方，每月赚个十几二十块。好在工地缺人，总可以找到事情做。很多人家有四、五个孩子，再辛苦工作赚钱也改变不了一穷二白的景况，他家就只有他和弟弟，条件好一点点儿，无非可以不用欠很多债。

　　在他七岁的时候，妈妈决定让他去上学，以图上班的时候不用再惦记满山乱跑的儿子。他也羡慕别人背着书包去上学，虽然要早早起床，走几公里的山路，但小孩儿在没有上学之前总是对学校充满了向往。

　　而到了学校的第一天，魏启明死活都不愿意进教室，因为那里的环境不象他平时那样自由自在，大部分都是生面孔，他觉得害怕。后来是一个小朋友拿出小人书才让他破涕为笑，安心开始上学，并在学期考试的时候捧回他的第一张“三好学生”奖状。

　　在以后的十几年的学生生涯中，魏启明得过的奖状可以随手在他家的破烂堆里找出来。

　　七十年代末，随着单位，他们家又搬迁到了条件好得多的城市郊区，各家都有了两间崭新的砖瓦房，不再分散住在山上山下的帐篷或者活动房屋里。职工们都走了，继续到深山里去架铁路，家属总算固定下来，却没有了单位上的临时工可做了，都在家里操持家务，每月盼着从工地上回来的解放车，带回米面，带回菲薄的家用钱。

　　在城市的边缘，很多新鲜事物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八十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长期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允许私有制的出现，也就是最早的个体户经济。妈妈早已经干不成临时工了，象所有的家属一样在家操持家务。

　　看到别人出去贩卖服装开始有了收入，妈妈毅然卖掉了家里的五斗橱，又借了一百块钱，干起了服装生意。当时借一百块钱可是一笔大数目，连魏启明和弟弟都替妈妈发愁这笔债务，每天晚上看着妈妈把成捆的布剪裁成裤子，再踩着缝纫机辛劳的忙活，他和弟弟就帮妈妈干些缝扣眼、钉扣子等力所能及的活。

　　随后妈妈证明她的选择是对的，那一年他们家成为那个有百来户人家的家属院最早的、为数不多的拥有黑白电视和洗衣机的家庭之一。

　　随后的几年，他们家全体人员，一共四口，在大年三十晚上紧闭房门，挨个数钞票的情景成为他一生无法泯灭的记忆。一万块钱竟有那么厚厚的一摞，妈妈和爸爸很多次嘱咐他们，不许对别人说家里有多少钱。确实也有一些大爷大妈们截住魏启明和弟弟打听过。

　　他的小学在快乐中迅速的结束，上了初中他又有了烦恼。尽管妈妈每天给他五毛钱在远离家的子弟中学吃午饭，尽管他的零花钱让其他伙伴羡慕，魏启明还是发现从小在山沟长大的他，和那些城里长大的孩子比起来显得土气，而且有些官宦子弟也要比他有钱。他们的家长都是体体面面的正式职工，不象他的妈妈那样在街边摆摊，被人呼来喝去。

　　那时单位职工有一个发财的新门路，就是出国工作，很多同学的父母，有关系的普通职工，到沙特、伊拉克等国家熬两、三年，就为家里带回十八寸的彩电、双开门的冰箱，双卡的录音机等时髦电器。但他的爸爸没有关系，只能老老实实的挣一份单位的工资，没有任何外快。

　　魏启明因为家长的身份开始变得自卑，开始了解到什么叫虚荣心，他拼命追赶时代的步伐，把零花钱用在了吃饭以外，学会了抽烟、喝酒、和女孩子跳舞，结交一些不上学成天瞎混的小地痞，为每一次的出人意表自鸣得意，但他内心深处，强烈的自卑始终占据着上风，并成为他对自己始终没有自信的根源。

　　庆幸的是，尽管他自卑，追求一些那个年月时髦的东西，他始终没有放松学习的劲头，他知道只有学好功课，将来起码考上中专，才能为自己找条出路，否则就得去妈妈的摊上帮忙，每天和一嘴醋味的山西老乡打交道。

　　魏启明对于那些时髦仅仅停留在了解的程度上，并没有沉溺其中，不妨碍他每学期还是拿回一张奖状。学习始终是他第一的任务，也只有努力的学习并取得好的成绩，才可以让他真正感到骄傲和自豪，比别人高上一等，并最终考上大学。

　　现在他的大学生活结束了，再不是受人呵护的小孩子了，以后的生活才真正的要他自己去开创了。以为生命完全由自己把握，踌躇满志的魏启明，在现实的面前，才发现自己如此脆弱，脆弱得不堪一击。离开家的时候，他豪言壮语的对妈妈说再不要家里养活了，要绝对自力更生！兜里揣着两百块钱来到洛南，这就是他的资本了。

　　第二天，魏启明没有再去李非家吃饭的打算，而是在招待所睡到中午，起来之后，自己来到外面的地摊上解决。

　　在工厂家属区两边的道路上，分布着很多小商贩摊档，基本都是附近的农民，有卖菜的，卖日常用品的，最多的，就是卖小吃的。

　　一架三轮车上架着案板，前面的空地上摆个蜂窝煤炉子，锅里一直烧着鸡汤，旁边摆几个折叠桌，桌旁摆几把塑料小凳子，一个小吃摊就可以做生意了。

　　因为离市区比较远，厂子好象一个单独的小社会，什么电影院、运动场、饭店、招待所、澡塘等等，都是厂里自建的。

　　附近的农村人找到了发财致富的地方，于是成帮结对的涌进工厂。没钱的就当临时工，工资也比在田里辛苦一年强太多了。本来就有点钱的，纷纷当起了小老板，卖小吃，开饭馆，反正厂里总共有近万人口，消费能力足够他们撑起一份生意。

　　他晚上睡得不好，没什么胃口，看到翻着油花的鸡汤，一点食欲也没有。鸡汤是用来做米线的：米线已经用凉水泡软了，有客人的时候把一把洁白的米线放进热水烫一下，然后捞出来放进碗里，撒上葱花、五香粉等调料，浇上鸡汤，就可以吃了，味道不错。 天南地北雁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