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虽然也属“变法派”，但他是主持人只可公正的裁判，没有辩论权。他的右边，依次坐着公孙贾、公子虔、甘龙、杜挚等“反对派”，个个摩拳擦掌、左顾右盼、信心十足，杀气腾腾地摆出一副围攻的架势；左边却只有商鞅自己，未免显得人单势孤。秦孝公有些担忧的看了他一眼，他却是神色自若，略带微笑，竟不因形势的严峻而有不安。

　　公子虔是秦孝公的堂兄，官拜太傅，宗室贵族，位高望重。按新法，儿孙们将有沦为庶人的危险，仅这一点他就不能接受，听着儿子嬴飞的哭诉更是火冒三丈：胡闹！让天皇贵胄的后代去跟小兵们抢头争功？太掉价了！有个一差二错，碧血染黄沙，不能让人忍受。于是便与公孙贾等日夜讨论，研究如何击溃“新法”，坚决捍卫老祖宗给留下的风水宝地！并决定在发起攻击时，由他首先开炮。当然他们不能把发难的理由设定在维护个人利益，而要找一个大题目。

　　公子虔先干咳了一声，然后才倚老卖老的教训商鞅：“你听说过吗？自古圣人不更改人民的风俗生活习惯，智者依照历代相传的法令治理国家，‘礼、法’都是古代圣贤制订的，你有何德何能？就敢轻易抛弃，另搞一套什么新法？年轻人，不要肆意妄为，还是谨慎点儿好！”说完，用力吐口痰。这哪里是“大辩论”？简直就是“大批判”。

　　商鞅自有办法迎战，你既然抬出“古”来进攻，我就从“古”上还击：“太傅所闻，确是渊博，但不知所见的古代典籍史书有多少？

　　历代‘礼、法’确都是当时圣贤制定的，却非沿用至今、一成不变。

　　上古伏羲、神农，对人民只教育、不诛杀；黄帝、尧、舜则教而后诛之；夏启变‘禅让’为‘父子相传’，汤、武革桀、纣之命。

　　他们都是今人称颂的圣贤吧？既然前代圣贤制定的法令政策已经尽善尽美，为什么后代圣贤却要有所变，用新的来代替呢？

　　就同一国来说，周文王尚为殷之臣，周武已代商而王天下。虽是父子，然出于不同的时代，能沿用同一‘礼乐’吗？

　　现在齐恒、晋文及我穆公，无不依时制礼，国事定法而称霸于诸侯。事实证明：从来就没有沿用至今的古‘礼、法’可供后人遵循。相反，随着世易、时移，‘礼、法’都必须因时而变，所以‘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这些书籍上都明确记载，请太傅回去多读点儿书，看看我这个年轻人说的对不对。

　　至于人民的风俗生活习惯，更是在不断的改变，否则，您为什么不像上古人那样裸身体茹毛饮血，而是衣锦玉食呢？”

　　正在闭目养神的公孙贾大概受到商鞅的启发，而在想像公子虔光着屁股的样子，不禁扑哧笑了，公子虔以为他是在笑自己吃了败仗，更为尴尬，瞪了商鞅一眼，却没再反驳。

　　太傅头一炮就被闷住了，上大夫甘龙迎难而上，接住商鞅的一句话，另行破题：“摆事实好嘛，我秦国自穆、康以来，一直是因民而教，不劳而功；据法而治，吏习民安。事实证明，秦国已如此经过了几百年，不也挺好吗？你又何必标新立异搞‘变法’？实乃不明智也！”

　　对他就不必太客气：“甘大夫只说对了一半，因循固有的工作方式，官吏确实可以‘不劳’，却没有‘功’成，依照旧的法令条框一成不变；官吏们虽然熟谙顺手，民却未必得安宁。

　　‘功’是什么？最大的功是让国家强大！但在旧体制的保护下，已形成无作为的惰性：为官者尸位素餐，只求享乐；做吏的巧取豪夺，吮食小民。上下因循守旧，举国暮气沉沉，不图进取，随遇而安。试观：关东已尽用铁器，遍地沃野；而秦农还在以石耜耕种，致使关西大地，千里荒芜，所产之粮，不足半年之食；所收之税，不能足官吏俸禄。如此，国家能富？兵力能强？百十年来，秦的疆土无尺寸之扩，反被人夺去河西重地，攻下函谷要塞，您还有脸吹什么‘功成’？

　　说到‘民安’更令人齿寒，丰年尚衣食不足，啼饥号寒，一遇灾难，饿殍遗路，百姓困于贫穷，铤而走险；豪绅邑蓄私兵，争斗不断，请问甘大夫，这就是您所谓的‘民安’？

　　世俗人由于惰性，大都愿意生活在习惯势力的荫庇下，只求眼前得过且过；所谓‘学者’也只局限于能够符合世俗意愿的事理表层，缺乏远大高深的目光。跟这些庸人不可能讨论如何改变、制订‘礼、法’的大事。所以，总是由聪明睿智的圣贤制订‘礼、法’，而愚蠢无知的顽冥，只能遵照执行，被礼法所控制！

　　坦率的说，甘大夫，既然你死抱着‘因民而教、不劳而功、据法而治、吏习民安’这种僵化的观点不放，就说明您属于那种为‘礼、法’所制的愚民，不够资格参加今天的讨论！”

　　这一番淋漓尽致的痛骂，其实把所有“反对派”都给包括进去，秦孝公听得高兴，不禁叫了一声：“好！”便问：“谁还发言？”

　　按预定，该轮到杜挚，他被商鞅的利口骂的胆怯，却又不能缄口无词。事先打好的底稿不忘也拿不出了，只得绕个圈子以退为进：“大良造言之有据，证明‘礼可更，法可变’也就罢了，但臣听说，得不到十倍的效益，就不更换工具；得不到百倍的效益，就不改变方法。农、工细事尚且如此，国家的根本大法，自然更得考虑变后的效益了，您提倡‘变法’又能给国家带来多大好处？请指教不敏。”

　　商鞅一笑：“汤、武立新而为王，桀、纣循旧而丧国。可见，变法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您自己计算一下，其利几何？”

　　太子驷的老师、太师公孙贾年过七十，没有精力参加这种“舌战”，坐在这儿也只起个助威壮胆的作用，眼见己方一个个铩羽败退，自己不好光看热闹一言不发，可事前原以为不必他上阵即可大获全胜，所以没准备发言稿，仓猝临敌，只能哼出一句：“反正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对这位老先生必须尊重，但对这句反对“变”的核心又必须驳斥：“请允许臣讲个小故事：一个楚人趟水过河，在浅处留下标识，回来时因山洪暴发，河水猛涨丈余，他却仍然按旧标识处下水，结果当然要被淹死。

　　当今之世，周天子已徒有虚名，诸侯纷争，互相吞噬，非你死即我活，不但与尧、舜时相差万里，和我穆公当年也不可同日而语。此即‘河水猛涨’，若仍‘法古、循旧礼’，何异于楚人之按旧标识、涉新水？与‘变法’相比，您认为哪个是‘走邪路’犯错误？”

　　为了顾全公孙贾的面子，商鞅没有尖锐地抨击他，但一个“小故事”也讲得他哑口无言。

　　秦孝公长长的轻吁了一口气：没有人也没能力再阻止“变法”了！商鞅在这场辩论中取得胜利，又进一步为“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更加坚定了他专任商鞅推行新法的决心。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新法”颁布后，在城、乡民众中却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应，因为普通百姓看了，都认为给“平民”的好处太多，肯定是一纸空文，不相信上边能按说的那样兑现，老百姓受的骗太多了。

　　为了取信于民，商鞅让人在行人密集的城北门竖一木杆，并宣布：谁能把它扛到南门，赏十金。

　　围观的人不少，但都觉得这根木杆并不重，扛到南门路也不远，事微而赏重，很可疑，说不定又是哪位大老爷想拿个傻小子寻开心，才做这个“套儿”逗着你往里钻。

　　小伙子们耸耸肩，互相观望，无人应聘。

　　商鞅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觉得自己被“凉了台”很不高兴，派心腹到人群中想看看是否有“反对派”在暗中捣鬼，听到群众的议论后，心中有了主意，立即在城楼上自报家门，高声宣布：“秦大良造鞅喻示：有将此木扛到南门者，立赏五十金，令出必行，言而有信！”

　　话音刚落，人群中就像开了锅的水，沸腾喧哗：“娘呀，五十金！我干二年也挣不来哩。”“二年也花不完哩。”“买两头牛哩！”“够我大娃娶婆姨啦！”“省心吧！十金都扯蛋，五十金不更是西北风？”人人都眼馋，却又都观望不前。

　　偏有个说话结巴的楞小伙子走到木杆前：“扛、扛就扛，大不了白跑几里路，也累、累不死人！”一手举起放在肩上，大步开走。

　　中国大多数人的心态是：“不为祸始，不做福先”。遇到没经历过的事情，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极少有人敢做第一个，然而，一旦这“第一个”挺身而出，便又都急切的想看到充当“第一个”的结果，所以那个楞小子的后边，闹哄哄的跟了千余人。

　　那小子大步如飞，很快便跑到南门，把木杆朝墙上一靠，用破衣襟擦着汗，仰脸朝城门大喊：“扛、扛来啦，开、开赏吧！”

　　围观的人群也跟着乱哄：“开赏啊！”“开赏吧！”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喊几嗓子只是为了寻开心，逗着玩儿。

　　商鞅早已赶到南门等着，既然有人扛，他就要把这幕喜剧指向高潮，以达到预期效果。

　　他在城上先摆摆手，示意安静，但秦人此时还没习惯于绝对服从权威，并不理睬他，仍然乱嚷乱叫乱起哄，卫士们只得冲出城，连打带吆喝地维持秩序，看起来“权威”还是得有武力做后盾才能绝对树立。

　　直到完全安静后，商鞅才用手一指那个小伙子：“他，服从政令，是良民，应该受赏，按约定，立赏五十金！”

　　早已准备好的两个卫士，把用红帛包着的小箱抬出，当众点清，付给小伙，楞小子乐蒙了，站在箱子前傻呵呵的不知说什么好；现众们也一时蒙住，屏止呼吸静静的望着这做梦也见不到的奇迹……

　　商鞅的声音更为凝重：“尔等看到了吧，我令出必行！只要服从国家政令，能得到的好处，比这五十金，还不知要多几十、上百倍！”上千人立即齐呼：“服从！”……如滚滚雷声，震撼着黄土大地，“权威”是由“权力”树起，却又得由物质利益辅助才能巩固、延续。 战国风云之侠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