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的廉颇在战国时代，也是位重要人物，平原君死后一度代理相国，积极发展生产，加强战备，抵御外侵，使赵国之势复振。可惜，孝成王死后，郭开又施展自己的特殊本领，渐渐成为赵悼襄王面前说一不二的宠臣，在廉颇攻打繁阳节节胜利的时候，郭开却向悼襄王报告：廉颇屡战屡败，有意与敌方私下讲和……对于这么浅薄的谎言，悼襄王竟深信不疑，听从部下的建议，派乐乘去替换廉颇，廉颇大怒，赶跑了乐乘，但这个相国也干不成了，便投奔魏。此时信陵君已死，卫庆收留了他，并推荐给新的魏王，但魏景愍王追随父亲的原则，信陵君的朋友也不能用，老头子只得在卫庆府中闲居。

　　后来赵国因屡受秦军侵扰，乐乘死后又缺乏能干的统帅，也知道廉颇受了委屈，就派人到大梁去探探情况，想把他再请回来，郭开并没公开拦阻，只在背地嘱咐了使者几句。

　　廉颇并没灰心，仍然期望重返赵国，见到赵使非常高兴，备酒饭盛情招待。吃喝到高兴时，丢下筷子，披卦上马，来回驰骋，舞了一阵大刀后，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使者连夸：“老将军好武艺！”回去向赵王也如实汇报：“廉将军能顿食斗米，肉十斤，武艺也没荒疏。”

　　赵王很高兴：“这么说他还有用！”

　　使者随后又加了一句，只一句：“可惜顿饭未毕就拉了三回屎。”

　　赵王一声长叹：“廉颇老矣！这样还怎么上战场？”毫无用处。

　　廉颇翘首以待，却不知又被郭开算计了，后来投奔到楚。景阳倒是热烈欢迎，请他担任“军事顾问”，但与楚军的制度和作战风格不能适应，终于在“我思赵卒”的惆怅中死于寿春。

　　赵国庞煖、毛遂等相继去世后，唯一的中流砥柱是李牧，曾率五万军大败秦军二十万，赵王大喜，封他为武安君。但此时已当上相国的郭开，以七千金的价格把赵国出卖给秦王，为了搬掉这块绊脚石，他又故伎重演，向赵王迁诬告李牧私通秦国，想自立为代王……赵悼襄王的儿子赵迁是郭开一手扶持起来的，当然更是言听计从，马上就派人解除李牧的职务，并杀害了他。

　　再没有人能抵挡秦军了，赵王迁只得听从郭开的劝导，屈膝降秦。

　　赵国完了，郭开因功被秦王政封为上卿，他前后从秦国得到的“好处费”超过万金，据说，装了十几牛车，在运往咸阳的途中，被一伙蒙面人砍成肉酱，财物全部劫走。有人说是李牧的部下报仇；也没准儿是秦王政派人干的：他需要卖国贼，却不喜欢卖国贼。

　　由于地处中原，韩国被魏国、齐国、楚国和秦国包围，所以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国土也是七国之中最小的一个，于公元前二三零年被秦所灭。

　　解决三晋后，秦军又北攻燕、南伐楚。

　　两国都进行过抵抗，燕太子丹还导演过一场脍炙人口的“荆轲刺秦王”，留下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千古悲歌，可惜，因为准备不充分，行刺失败。为了不受报复，燕王喜把太子丹灌酒后勒死，痴心妄想用儿子的人头为自己免灾，可惜，李信大军一到，就把他虏到咸阳。

　　楚国人也不肯轻易屈服，在大将项燕的率领下，几次击退强秦，甚至差点儿让骄狂的李信全军覆没，他就是后来西楚霸王项羽的祖父。但随后王翦就率六十万大军赶到，力量相差悬殊，项燕兵败后，悲愤自杀，死得也很壮烈。

　　下场最惨的是齐王建：他舅后胜与郭开一丘之貉，因为秦国不断的给他送钱送美女，他也就一直阻挠六国“合纵”抗秦，坚持与秦“连横”交好。直到秦军已踏平三晋，饮马于济水河畔，开始遥窥临淄之时，身为相国的他仍不做任何准备，每天就是陪着齐王建山吃海喝，听歌观舞、纵情享乐，有人提醒他注意秦军的动向，他大手一挥：“玩去吧，没事儿！秦跟咱们是友邦。”

　　由于有三晋为屏障，灭掉鲁国后，齐国人过了四十余年太平生活，已忘记什么是战争，使临淄成为一座不设防城市，没有遭受任何抵抗，后胜则让齐王建捧着国玺早早候在宫门外……

　　秦王政并没有因为齐王建的“态度好”而给予优待，把他全家都囚禁在共城附近山上一个石洞里，数十口人日给斗米为食，饿得孩子哭大人叫，凄惨之极。按佛家观点，齐王建大概是在前半生已经吃够了自己命中注定的“食禄”数量，所以竟在松柏涛声中活活饿死。齐人愤且悲，作歌以哀之：“松耶，柏耶？饥不可为餐。谁使建极耶？嗟任人之匪端！”后人传此为“松柏之歌”，盖咎后胜之误国也。

　　后胜应该算是助秦灭齐的最大功臣，但齐是最后灭亡的，时局发展到叛徒失去利用价值的阶段，所以秦王政为了端正人心，挽救社会风气，并没有厚赏后胜，反而“数其卖国之罪，烹后胜于临淄闹市”。原来“狡兔死、走狗烹”的规律并不只适用于“忠臣”，可惜后世的汉奸们不肯接受这个教训，依然乐此不疲。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彻底结束了七国纷争的混乱局面，也使中国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对于推进中国历史的进展，具有积极作用，他自己则集“三皇”“五帝”之称号于一身，登上“皇帝”宝座，这是秦帝国的第一位皇帝，所以他自称是“秦始皇”，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

　　六国之所以败亡，其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很多，但根本一点，正如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指出的：“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这个观点不无道理。

　　在周初分封时，秦只不过是四等子爵小国，为齐鲁郑卫等诸国所不齿。但由于地处西鄙，与少数民族必须在争斗中才能生存、发展，从而培养出奋斗进取的精神。尤其到秦孝公以后的历代国君，都是以开拓疆土为己任，招揽贤才、增强国力，逐步南下、东扩；而关东各国虽也曾出过头角峥嵘的不世之才，如楚成王、楚庄王、赵武灵王、燕昭王、齐愍王、魏文侯及魏惠王以至吴王夫差、越王勾践，都曾成为列国的“领军”盛极一时，可惜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后代子孙大多耽于酒色、追求享乐、胸无大志、着重眼前；政治上则信用顺从自己的谄妄、贪婪、甚至内奸、外谍，却又疏远、迫害那些抗上的忠直、贤良、有才能的人。最典型的是魏国：魏文侯时招贤纳士，政治清明，国势之强盛为天下之冠；魏惠王以后却把商鞅、张仪、犀首、范雎等魏国人赶到秦国去，使他们成为秦国得以纵横天下的决策人；最后只剩下亲为王弟的信陵君还颇有作为，魏王仍然不肯信任，终于使他郁郁而终。

　　“得人而兴，失人则衰”，秦与六国间对待人才的不同，最后也必然导致六国的覆灭。其实何止六国，纵观历代兴亡，哪朝又不是如此？ 战国风云之侠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