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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R兄：

　　你好！

　　寄来的文章（剪报）早已收到，那时正忙着为长篇收尾，未及时回信。

　　若是就这两篇文章（殷小苓的《艺术与伦理的对峙》和臧棣的《艺术独立于伦理？》）谈看法，似乎太麻烦（比如首先得逐字逐句去分析他们二位的准确意思，说不定还得引几段他们的话），我实在不精此道，而且涉及种种立场式的辩论历来让我发怵。不如脱离开这两篇文章，只说说我自己对艺术和伦理以及对顾城事件的想法吧：

　　1.艺术和艺术家是两码事。艺术可以独立于伦理，艺术家则不可。最简单的逻辑是：对艺术的评价显然不能依据伦理，但艺术家除非与他人隔绝，否则就不可能不受伦理的约束。

　　2.我手头的《现代汉语词典》上是这样解释“伦理”一词的：“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伦理。”我想，“阶级”一词应谨慎使用，不如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伦理”更恰当。

　　3.艺术家作为具体的人，他可以反对某种伦理，也可以放浪不羁而至希望不受任何伦理的束缚，但他不可能不在某种伦理的约束中——因为你必要与他人相处，而且必然是在某种现实中与他人相处。必要与他人相处就必得遵守某种道德准则，必然在某种现实中与他人相处就必得遵守某种现实的伦理。这时候任何浪漫和梦想都不能代替现实，不管是如世界大同一类的好梦还是如法西斯一样的坏梦，也不管是永难实现的好梦还是可能实现的好梦，都不给你不受现实伦理约束的权利。比如足球，现行的规则并非尽善尽美，可以发议论以期改善它，但眼下的比赛中必须遵守它。你不遵守，就依据现实的伦理（规则）制裁你，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做的什么好梦。所以，艺术家的杀人当然要与任何人的杀人同等看待，这里甚至没有什么“可不可以原谅”的问题需要讨论，杀人就是杀人犯，余下的问题和思索请到伦理（以及基于伦理的法律）之外去讨论。

　　4.现实和梦想，必要泾渭分明。艺术家必是一个现实，而艺术从根本上说是梦想（理想、希望等等）。现实的人必须遵守现实的伦理，可梦想，你要它遵守什么呢？尤其遵守什么伦理、什么准则呢？如果梦想不是无拘无束于已有的伦理或准则之外，它也就不是梦想，或者也就没有梦想，没有梦想艺术也就完了，艺术就又会变成一种“样板”下的千百次移植，或者一种主义下的千百条注释了。梦想和现实，艺术和伦理，各归其位各司其职，不仅利于艺术也利于伦理。比如《流浪者》中的拉兹，作为一个偷儿要不要被制裁？但作为一个被污辱与被损害者，是不是制裁了就够了？于是就有两难局面：按照艺术的逻辑，法律将无所适从；按照法律的逻辑，艺术将无所作为。我一直记得《流浪者》中的一句话：“法律不承认良心，良心也就不承认法律。”这句话像是声讨，但它无论如何是说对了，法律不能承认（或遵从）良心，良心也不能止步（或俯首）于法律，于是法律才能严谨，良心才能独立，艺术才能鲜活，独立的良心和鲜活的艺术便有助于法律的修正，日趋完善的法律也才能更好的维护良心和艺术。若是法律和良心、艺术互相不能独立，最终准定是一锅粥，哪样也好不了。我又要拿足球作比：足球的魅力，源于两样东西——梦想和规则，没有梦想的足球是死的足球，没有规则的足球干脆甭踢。而足球规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是不允许“越位”。很可能，一切规则的立身之本都是防止“越位”。又比如良心、艺术和伦理、法律，都是需要的，唯不可越位。

　　5.艺术的自由正在于对各种已有道德准则（规范、契约、习惯等等）的独立。它是梦想，它不与现实的他人相处而只与梦想中的世界相处，它干预现实也只是在梦想、理想、希望的范围内干预，总之是非实际地干预，否则就不像艺术而更像社论、诉讼，或“焦点访谈”了。因而任何已有的伦理，艺术都有权指责和违背（有权并不意味着必须和必然）。就像常说的：你管天管地，总管不了我做什么梦！一处连梦想也被管制的地方，必是一片沙漠，最少也是一块不生长艺术的土壤。

　　6.所谓准则，必然是指已经存在的规则，尚未产生的（尚在寻求和期盼的）境界不能作为准则，因为不能为公众认同的东西必然无准可遵无则可守。因而在艺术面前并没有伦理，因为梦想不受约束，梦想之为梦想正在于不是现实或尚未成为现实。如果有一天梦想成为现实，期盼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得到公众认同，那时伦理必然随之出现。但这时，艺术要是不愧为艺术，梦想也不愧为梦想的话，它们就又要脱离开现实走向那片混沌之地，到不受道德准则约束的地方去察看，到蛮荒的心魂深处去探问了，结果它就还是独立于伦理。就像梦想生性是非现实的，艺术生性是在伦理之外去开拓。而伦理生性是现实的，如果它有资格作为准则，就证明它必得是现实的。

　　7.说到“脱离现实”，可能生出歧义。比如遭到诘问：“艺术能够脱离现实吗？梦想能够凭空而生吗？意识能够脱离存在吗？”等等。这样的诘问有必要先让它作废。因为这就像是说我们不能脱离生命去思想一样，原就是一种彻底的废话。我说的“现实”，是指生活中有限的明晰、确定之域（比如种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准则、习惯），而不是指我们生存于斯的一切。若连迷茫、未知、心路的困苦和希望也脱离，那我直接主张去死也就够了。还有，对艺术而言，“脱离现实”不是必须，而是有权；就像我们有权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梦见共产主义，但不必回回这样。

　　（顺便说一句：我对理论词汇一知半解，不敢乱用，只好这样拙笨地区分这两种现实——可以脱离的，和不可能脱离的。）

　　8.但是艺术和梦想就没有一种需要遵守（遵循、恪守、崇尚、甚至膜拜）的东西吗？如果没有，你为什么梦？你从何而梦？你为什么写、画、舞、唱……？比如说，你不为了人道吗？你不为了真、善、美、爱、幸福、自由、平等……吗？我相信，任何好的艺术家和好的艺术品都不能不为了这个。但这不是伦理，因为它们不是固定的道德准则，它们没法儿遵守，它们变动不居，要由人不断地更新、扩展、赋予其具体的内涵。比如说，法律保护自由，伦理维护美德，但自由的内涵永远比法律所保护的大得多，美德的内涵永远比伦理所维护的大得多，大到无限。由于这片大出来的无限，于是产生梦想和艺术。

　　9.但是很多坏艺术、伪艺术、被恶毒的欲望或权势弄出来的所谓艺术（姑且称之为“艺术”吧，因为照理说这样的东西其实不是艺术），不也可以打着无视任何伦理的梦想之旗而泛滥了吗？我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因此就先把艺术套上伦理的枷锁，因为套上了好的固然一时高兴，但同时却为给它套上坏的开了方便之门，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套上任何枷锁，因为它是人间最后（和最终）的一块自由保留地。为了这块自由保留地上不断地长出美好的未来，我们得冒它也不断长出坏东西的风险。切不可因害怕做噩梦，就干脆放弃梦想的权利；而放弃梦想权利的方式，通常就是拿某种伦理来限定梦想。梦想一经被限定，就不是梦想了，梦想恰是在被限定的那一刻被放弃的。

　　10.说到具体的那个诗人，肯定，他要是活着他必须要像任何杀人犯一样被绳之以法，他死了，他也并不因此就不是一个杀人犯。但是他的诗和小说，依我看还是好作品，万不可因人废言。再者，怎么看这件事，也有一个伦理态度和艺术态度之分。伦理（或法律）态度是确定的，不容有丝毫弹性，但艺术态度可以各种各样。艺术态度其实已经与那个诗人或杀人犯无关了，就像福克纳与“爱米丽”无关，只与《纪念爱米丽的玫瑰花》有关。我相信，若真有“爱米丽”其人，福克纳绝不会不认为她是一个杀人犯。但当福克纳写这篇名作时，主要不是想写（当然更不是赞美）一个杀人犯。所以不能以伦理的态度看这篇小说，而必须以艺术的态度去看它。艺术家福克纳不能独立于伦理，艺术品《纪念爱米丽的玫瑰花》是独立于伦理的，而福克纳借这小说所希冀的并不是一种确定的准则，而是比准则更为辽阔的梦想或思考。这梦想或思考之辽阔，大约是无限的，因为任何时候伦理都比它小。

　　本想简单地回封信，谁想就这么又长又枯燥了。

　　近日北京文坛上有些人发起了一场所谓“抵抗投降”的战斗，听说了吗？把你我的名字也写进了“抵抗”大营。此事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也是才知道的，人家把我编队之后我才听说。此事的因由我还不太了解，不敢妄论。但是我想文学不必树旗，尤其不要分拨排队。至少我是不想站队的，我们从小就站队，站腻了，而且每每效果也坏。我赞成“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理由是，研究问题并无损于高明的主义，而旗幡障目倒要把问题搞乱。文学也不要中心，文学适合在边缘。就便真有中心，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强造不得。

　　新近进口的美国片《阿甘正传》看了吗？真好。“阿甘”的逃跑哲学很妙。比如文学，与其总向中心追，莫如常往边缘逃。

　　前些天美术馆又有“巴尔蒂斯画展”，去看时左寻右找，想再碰上你们两口子。不知你们是否又千里迢迢来看过了。画虽不多，也是真好。

　　问候全家！

　　铁生

　　1995年7月19日 史铁生作品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