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李文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甘心当汉奸呢？可事实上李文忠干的就是汉奸伪军的事，这是李文忠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应当说李文忠生长道路与石头很相似，也是从私塾到学堂，一路读到了省城，进了军校，又逢老蒋对日宣战，爱国青年，一腔热血，李文忠军校没毕业就投笔从戎，奔扑了抗日战场。不同的是石头是军校提前毕业，而李文忠却选择了肄业；石头抗战，从国军抗成了八路，始终如一地干着打鬼子杀汉奸的一件事；而李文忠的抗战，虽没打过什么像样的大仗，慢慢也由排长升到了连长，最后不明不白地由国军成了让他丧气不已的伪军，由原来的打鬼子的抗日军人，变成了帮着鬼子行凶作恶，枪口对准同胞的汉奸伪军，角色的变换之快，心里的巨大落差是可想而知的。

　　李文忠有一个抗日军人变成了现在的一个汉奸伪军，这成了李文忠的一块心病。因此，李文忠常常惊醒在半夜三更，大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

　　李文忠当的伪军汉奸并不是他的意愿，这也代表着当时大多数已做了伪军的人的情况，他们真得有些身不由己。

　　那么中国的伪军是怎么生成的呢，这里不妨费点口舌。所谓伪军，在中国老蒋对日宣战的1937年全面抗战以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些伪军多是在东北的伪满州国军，主要是由原东北军组成，也包括当地招募的土匪等。这些伪军部队在七七事变以前，由于多年与东北抗联军作战，积累了一定的反游击经验，并且鬼子在伪军部队的基层都有派驻顾问或指挥，这支伪满的伪军部队，应当说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七七事变爆发后，鬼子在华北、华东两地全面作战，大量俘获国民党军；同时随着北平等地大城市的陷落，大批华北国军部队成建制地被编入伪军序列。当时的伪军主要是两类：伪满州国军和华北伪军。后来，华东也开始出现伪军，但在规模上远不能与二者相比。1938年时，中国东北以外的伪军数量约为78000人，随著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华东方面伪军大为扩张，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平心而论，此时的伪军现象尚不十分严重，也不在鬼子对华作战中占据太重要的地位。

　　1938年后，中国的抗日正面战场上开始出现敌我相持情况，抗日军队间相互矛盾重重，不仅国共两党出现兵戎相见，国军内部派系问题也大为突出，而国民政府为了一己的利益，置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不顾，不想看共产党的抗日力量在敌后做强做大，推出了“曲线救国”的口号，允许国军指挥官在战局不利的战况下，“可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指令。“曲线救国”的实际就是想借日本人的手，将共产党、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彻底剿灭，这也是日军国军“曲线”中达到的某种默契，所以，伪军的数量开始了急剧攀升。

　　另一方面汪伪政府的建立并获轴心国“外交承认”，中国当时就在国号上开始变得混乱起来。一个南京政府，一个重庆政府，各有一边的“外交认可”并保持高层的相互接触，而且居然使用一样的旗帜，一样的国号、一样的口号，双方都号称正统，而且都是国民党的高层人物，都拥有大批高层官员的支持，这样的混乱不仅造成了国人思想上的混乱，更对政治局势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严重的影响，给国人的抗日热情浇了一桶凉水。

　　而重庆政府却不管这些，对于重庆政府而言，这样的混乱有利于政治上的多边博弈：一面是共产党人，虽然弱小但是潜力很大；一面是日本人，由于对华作战消耗巨大，日本当时希望在巩固既得利益的基础上结束战事，一片一片地消化吞来的领土资源；对于重庆国民党政府来说，汪伪政权的存在一方面是一个危胁，但另一方面也是与日本的一个外交缓冲，坐视部队投降日本，协助其与共产党军队相争，对已方并非无益。而日本人十分清楚伪军与国民党军的渊源，也尽量避免让伪军对国民党军作战，以防这些人又逃回去。

　　但日本人并不满足国民政府连人带枪，不用训练甚至不用花一分钱就得来的足量部队，源源不断地壮大着他的伪军队伍，日本人还是不断地发动攻势敲击国民党政府，日本人意图迫使重庆的国民政府投降或在日本要求的条件内讲和；汪伪是希望有实力在日本人的支持下获得对中国的统治，而国民党政府则是一面不承认汪伪政权、对日抗战，一面坐视军纪溃散、默许部分部队投敌钳共并派要员与汪伪接洽，以图与日本达成某些共识，同时对日本的攻势作战，也经常积极防御，不让日本轻易得手，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极有信心能拖到日本垮掉，不肯答应日本停战。

　　重庆国民政府一直在强调要准备“大反攻”，一直在说反攻的兵力准备都不足，只是包围边区的兵力一定足，投降的兵力一定足，形成的反差实在太明显。让人心酸的是当时外交上获得大国认可的“中国政府”同时有重庆和南京两个政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战，汪伪政权则向英美苏宣战，无论二战是盟国还是轴心国胜，中国都会是“战胜国”，也注定了都享受不到战胜国的待遇。

　　当然了，一个人当兵，最初的动机有多种多样的，有的是想精忠报国，救民众于水火，不甘心做亡国奴，拿起枪杆子奔扑抗日战线的，像石头李文忠这样的一大批热血青年，都是这样走上抗日战场的；而有的当兵只是为了当兵吃粮，是想混口饭吃，不饿肚皮而已，有的是土匪收编，还有的干脆就是抓壮丁，被强拉来的，但不管怎么样，既是国军就应该为国家出力的，保家卫国，抵御外辱，是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都是中国人打鬼子绝不含糊，像武汉会战，台儿庄之战，中国人缺少的不是血性，而是尊重，哪怕是一句好话的尊重。恰恰相反，抗日还是降日反共都只在政客长官的一句话，把最应该尊重的军人的血性，民族的感情，儿戏一样玩弄在股掌之间， 这又不能不是一件令人心颤胆寒的事。

　　像李文忠这样很多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不管愿意不愿意，转眼之间由国军变成了伪军，被迫着向自己的同胞瞄准枪口，做原来他们就不齿的事情，并不是他们所愿，他们真是身不由己，稀里糊涂就走到了今天。

　　现在，李文忠见枪王石头，一个八路团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找自己，意思不说也很明白，就是要自己反正，李文忠特别感动不已，这岂不是自己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洗刷自己汉奸罪名的大好时机么？

　　所以李文忠问石头：“枪王刘兄深夜至此有什么要我帮忙的？该不是为了看我耍一手螳螂拳吧？”

　　石头哈哈一笑，石头说：“真是响鼓不用重锤敲，李连长是一个明白人，我们的意思不用说你就知道了，真是一个聪明人！“

　　李文忠被石头的一句话，夸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竟用手着自己的后头乐起来，说：“枪王团长真会说笑，我怎么成了聪明人了。”

　　李文忠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还是滋滋地乐。

　　刘大贵这个人却不说好话，说话总是有些损人，刘大贵说：“不想跟我们干也可以，这是你李文忠的自由，我们也强迫不了你，随便提醒一下，抓住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八路团长，一个反水的伪军连长，交给夏斯文日本人，这是一个绝好的升官发财的机会，别错过哦。”

　　李文忠说：“你刘大贵明知我李文忠不是那样的人，总是用这样的话来刺我，有意思么？我李文忠当初投笔从戎不是为钱，不是为当官才那样做的，是为了抗日杀鬼子的，再说了，即便我就是有这个想法，我敢么，枪王的子弹还不一枪打碎了脑袋？”

　　说到这里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忽然，院子里传来了一片急促而又细碎的脚步声，一个人在院子里哈哈大笑起来，这个人说：“李连长有客人哪，屋里喝酒为什么不叫我一声啊！”

　　李文忠听到了此人的话语，大吃一惊：说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督战的副营长侯三，侯三不是省油的灯，侯三握有警备司令部的生杀大权，李文忠一下担心起石头的安危，刘大贵的死活来。说实话，出了差错的话，我李文忠汉奸的罪名恐怕永远也洗刷不干净了，八路军那里怎么交代？

　　侯三的话音刚落，就有七八个荷枪实弹带有督查臂章，身材魁梧的伪军冲进屋来，将石头、刘大贵、李文忠围在了中间。 世代枪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