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陈更烈叫了一声：“连罗逊都去？那站里要出大事了。”
“也许吧！先这样。”我想给我舅妈陈玉珍打个电话，跟她说我出差省城的事。
据白鸽掌握的情报，翁竖民去省城是为了寻找四年前军统改组为保密局时分流在高雷各机关及驻军中的老特务，因为此事只有原副站长张英杰知道，但是张英杰和翁竖民还没正式交接工作，他就被我党毙了，接头线路因此而断了。
如果说我去省城是配合翁竖民工作，那么杨显助和罗逊也一起去，肯定另有任务了。
我拿起话筒，拨了我家博物馆电话，跟陈玉珍说我午饭后就要出差省城的事，陈玉珍表示知道，让我出差回来就过去吃饭后，我挂下电话。
此时，我办公室的门响了，推门进来的人却是李蕾蕾。
我走了出来，李蕾蕾急问我怎么样了？我嘘了一声，让她中午找朱砂，我不方便现在说，紧接着高兰也来了，李蕾蕾说：“宋科长，杨站长打不进你电话，让你去一下。”
“高科长，你稍等等，我马上就来。”我急奔杨显助办公室。
此时的翁竖民还没离开站里，高兰接着去了翁竖民的办公室。
杨显助瞪着我问：“你刚才跟谁打电话了？”
“不是要出差了吗？我跟家里人说一声。”
“宋科长，我现在提醒你，出差之前，你最好什么都别做。”杨显助忽然压低了声音，“还有，明天到了省城，专员要你办的事，你得想办法给我拖着，那怕只拖上两个星期，我也会有重赏，去吧！”杨显助这话，原来想在电话里跟我说，岂料我刚才和陈更烈通话太多了，堵了杨显助的线，杨显助才让李蕾蕾找我，正好给了我和李蕾蕾一个说话的机会。
从站长室出来，还没走回我办公室，高兰也从翁竖民的办公室出来了，显然，她和翁竖民说的话肯定也是两、三句。我检查了一下门窗，带上手袋和记事本，对高兰说：“高科长，走吧！我昨晚练过了，一会让你一盘如何？”
“宋科长，先去你家提行李吧？免得提前出差，你又要往回跑。”高兰一如小广场枪击案发生前一样“监视”着我，这必定是翁竖民昨天就计划好这事了，他们反复提醒我会提前出差，他们真会提前吗？怕是派人提前搜查码头内外吧？
从站里出来，高兰坐上了我的车子。到了我家外大门，高兰惊呼了一声，说我家太漂亮了，我说：“你现在才知道呀？几个站长和陈处长、李处长他们都来过。”
“李科长没来过吗？”等我开了外大门，高兰问。
“李科长也许来过门口这里，但是没进过我家，你是第一个进我家门的女同事。”我上车，要将车子开回家，一会坐黄包车去海员俱乐部。
“我这么幸运呀！两层小洋楼呢，还有花园，谁设计的？这么漂亮。”高兰又赞了一声。
“原来的房主姓李，日本鬼子来了后，卖给了我家，是谁设计的？我也不清楚。”我家的小洋楼是原房主、著名仿品制造商李邕请法国人彼特设计的。
我将车子开进了车棚，泊定。下车走到家门口，我开了门，请高兰进去。
高兰往我家里跨了两步，一楼和二楼瞧了瞧，又是一声赞叹，说这个设计跟保密局的办公大楼无异，指不定是法国人设计的。我惊叹高兰的眼力，但是我没有承认。
“你稍等等。”我上二楼提了行李下来，高兰说：“宋科长？你就这么一点行李？”
“有两套衣服换身了，还要带别的？现在天又不冷，夏天了，会天天热起来的。”
“你说的是，不过，重要场合，你不要穿西服，打个领呔吗？”高兰的双眼在告诉我，她其实在侦察我家的情况，也好在我出差期间往我家里装窃听器，她今天是受命而来的。
“天都这么热了，还要穿西服，打领呔？嘿，到了省城，我就成了翁专员的小跟班了，哪能穿着西服，抢翁专员的风头呢？我就带这么多行李得了，走吧？”我意识到问题了，希望高兰不要纠缠，往我家里装窃听器，我又不是没经历过。
“好的。”高兰转身时却说：“宋科长，我是第一次来你家，虽然没带礼物，但是你不请我喝杯水再走吗？刚才开完会回了宿舍，连办公室都没时间回，我有点口渴。”
“那我请你坐一会、喝口水吧！”我哈哈一笑，吃高兰的豆腐。
“说什么呀？我喝你口水？”高兰随我坐到我沙发上说：“你口水留给李科长喝。”
“高校友，跟你开玩笑嘛！哪能让你喝我口水呢？”我没有否认我让李蕾蕾喝我口水。
我给高兰倒了一杯水，端给她，高兰说了声谢谢，接着喝了几口，她似乎真渴了。
不一会，高兰又叫了起来说：“哎呀！你家里还有留声机呢？宋科长，是安迪娜牌吗？放音喇叭好大嘛！能收音吗？”高兰刚才进来时就该看到了，这会才大惊小怪。
“哪能收音呢？它又不是收音机。”这个留声机，戴小蝶是最讨厌的，我从来没有看到她放过一次唱片，当她和李香兰偷偷用收音机收听战事广播新闻时，我警告了她们。李香兰自六六剧场带来的收音机不收听时就给藏起来了，这些天她也许又带回六六剧场去了。
“嗯，那就走吧。”高兰说完站了起来，她想收听一下前线广播是自然的，因为武汉的守军还在负隅顽抗，高兰一定好久没有她哥哥高柳的消息了。
从我家出来，高兰一直走到我的前面，关上外大门，我们步行到外街，分乘两辆黄包车去海员俱乐部。到达海员俱乐部时，已过十点半了。从保密局到我家、再到海员俱乐部，我们一共用了四十分钟。在这四十分钟里，“绿叶”和“红土”电报联系过了吗？根据我的安排，他们上午至少会联系一次。
我们直上六楼，我掏钱付款挂单时，收银小姐认出了我，说我昨晚来过，打了两个钟，问我今天要打多久？我付了两个钟的钱，说先打一盘，吃了饭再打、再付款。
收银小姐叫了一声说：“两个钟才打一盘呀？”
“是呀！你知道她有多厉害吗？”我带过行李，叫了高兰一声：“走，让你先练一会。”
“给我们拿两杯柠檬水。”高兰似乎还在想着收银小姐刚才说的话。其实，只要“绿叶”给“红土”的电报一发出，翁竖民他不信也得信我并非“红土”了。
高兰随我走到桌球室，拿了一支球杆，等服务生码齐了球，一抬杆，一瞄，“砰”的一杆，球给打散了。我端坐到桌边的一只台凳上，看着高兰练球。
从聆着耳朵、听着发报机的嘀嘀声，到这一刻瞄着球桌上的一只只圆圆的球，高兰是在寻找着一丝宁静吗？看上去，她一点都不像是要监视着我，但是这种监视却发生在我和我的大学校友之间。如果没有敌我，我们其实可以聊更多话题的。
大约十一点，我喝下大半杯柠檬水时，姬秘书上来了，说终于找到我们了。
我问他何事？姬秘书说：“我找高科长。”
高兰停下，听姬秘书说事。一会她说：“宋科长，你也练一下呀！我下去一会就来。”
“好的。”高兰此时下楼就不怕我走开了？她一定找翁竖民去了，此时翁竖民该回到海员俱乐部了，如果我没有猜错，该是翁竖民或者谢弈找她有事。
我让服务生给我码球，然后点上一支烟，开了球自己玩儿。
以往的行动计划，我都有备选方案的，但是这一次，我干脆不再做备选方案了。
我边练着球，边想着杨显助刚才在他办公室所说的“拖着翁竖民便有重赏”的事，这事究竟是什么事呢？至少，这事是跟杨显助有关的，与杨显助有关的事无非是官职和财产。难道杨显助会被调走？或者他有把柄落到翁竖民的手里了？如果这事与我党的事业无关，我干吗要趟这种浑水？即使杨显助的赏再大，对我也不好使。
一盘球，练着、练着就又全进洞了，我让服务生给我叫半杯洋酒，服务生说要先付款，我给了他钱，他居然给我叫了两个半杯。我喝一口酒打两个球，等着高兰再次上来，可结果，酒喝完了，球也全打进洞里了，高兰还是没有上来，也许，她回站里去了。
我坐回沙发，又花钱叫了半杯洋酒，喝了就躺在沙发上小歇。
快十二点时，高兰回来了，看到我半闭着眼在沙发上小歇，她一个劲地跟我说不好意思，说约我出来打球，结果还没开打，就过了两个钟。我说没关系，不介意的话，我请她吃个中午饭，就在海员俱乐部等着翁竖民一起出差，怕就怕翁竖民今天不要我陪着他出差了。
“怎么会呢？专员既然点了你的名，让你做好出差准备，他就决不会中途不要你陪着，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刚才回站里了。”
“你真回站里了？我还以为专员找你说事去了呢。”我呵呵一笑说，“那我岂不是得到了休息，而你却休而不息，反而要工作不停了？哎呀！高科长，不是我说你，翁专员这次回来后，你休息过吗？我们下午一出差，你恐怕更难休息。” 谍战俏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