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科技与文化艺术

　　马钧发明翻车

　　马钧，三国曹魏时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人，字德衡，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机械制造专家。他简化了当时织菱机复杂的构造，创造出一种只有12个踏板的新型织机，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大大地提升了生产工艺水平。他改革旧的灌溉工具，发明了新的灌溉工具——翻车，不但使用操作方便、快捷，而且能够连续提水，使得引水灌溉的效率大大提高。这是我国古代最先进的排灌工具，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之一。

　　翻车，在当时叫龙骨水车。东汉时期，有个叫毕岚的人做过翻车，但是它的用途只是用做道路洒水，跟后来的翻车不同。马钧制造的翻车，就是专门用于农业排灌的翻车。它的结构很精巧，而且运转轻快省力，连儿童都可以操作。

　　由于马钧发明的翻车具有巨大优点，故一问世就受到普遍欢迎，得到迅速推广普及，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之一，并沿用了1000多年。

　　马钧是这一时期伟大的机械发明家，他的发明革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称颂他“巧思绝世”。

　　马钧曾任魏国博士，他非常喜欢研究机械，并刻苦钻研，取得了机械制造方面的杰出成就。但是因为当时的统治集团对机械发明非常不重视，所以他一生都受到权贵们的歧视，郁郁不得志。欣赏马钧的傅玄感慨地评价，马钧：“天下之名巧也”，认为他可与公输般、墨子以及张衡相比，但是公输般和墨子见用于时，张衡和马钧一生未能发挥特长。

　　此外，马钧在手工业、农业、军事等诸多方面都有革新和创造。他改进了古代旧式织绫机，重新设计了织绫机。三国时的织绫机虽经简化，仍然是“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用脚踏动，非常笨拙，生产效率极其低下。马钧设计的新织绫机简化了踏具（蹑），改造了桄运动机件，将“五十蹑”“六十蹑”都改成12蹑，这样使新绫机操作简易方便，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大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

　　翻车模型 东汉

　　翻车又称龙骨车，是一种农业灌溉用具。东汉灵帝（公元168年～189年）时毕岚发明，三国时马钧予以完善、推广。它由手柄、曲轴、齿轮链板等部件组成，初以人力为动力，后进而利用畜力、水力和风力。由于制作简便，提水效率高，很多地方一直沿用至今。

　　在军事方面，马钧改进了连弩和发石车。当时，诸葛亮改进的连弩一次可发数十箭，威力已很大。马钧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再改进，威力又增加了5倍以上。马钧还在原来发石车的基础上，设计出了新式的攻城器械——轮转式发石车。它利用一个木轮，把石头挂在上面，通过轮子转动，连续不断地将石头发射出去，威力相当大。

　　马钧还制成了失传已久的指南车。指南车是一种辨别方向的工具。传说黄帝大战蚩尤之时，在雾气中迷失方向，于是制造指南车，辨明方向，打败了蚩尤。东汉时张衡制造过指南车，可惜失传了。马钧想把指南车重造出来，遭到了许多人的嘲笑，但他苦心钻研，反复试验，终于运用差动齿轮的构造原理，制造出了指南车，“天下皆服其巧”。

　　马钧还致力于研究传动机械，发明了变化多端的“水转百戏”。他用木头制成原动轮，用水力来推动，使上层陈设的木人都动起来。木人能做各种动作，十分巧妙。

　　祖冲之和圆周率

　　宋孝武帝期间，出了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祖冲之。祖冲之的祖上于西晋末年，为了逃避战乱而迁到江南。他家是科学世家，世代掌管国家的历法。祖冲之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他特别喜爱天文学、数学和机械制造，并且常常显示出不凡的才华。到了青年时期，他已经享有博学的名声，受到宋孝武帝的器重，被朝廷聘到学术机关从事研究工作。

　　在数学上，祖冲之把圆周率数值准确推进到小数点后7位，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7位数字的科学家。在圆周率的计算上，我国最早采用周三径一的方法，但祖冲之认为这样得出的数字不准确。所以，在前人的基础上，他进一步算出更精确的圆周率数据。祖冲之得出的圆周率，其盈数为3.1415927，不足数为3.1415926，也是π的数字小于盈数而大于不足数。同时，祖冲之还确定了π的两个分数值，其约率为：π=22/7，密率为：π=335/113。

　　祖冲之计算圆周率准确到小数点后第六位，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成就。从分子分母不超过百位数的分数来说，密率335/113是圆周率值的最接近分数。为了纪念他这一对数学方面的贡献，人们把圆周率称为“祖率”。直到15、16世纪，外国数学家才打破这个纪录。

　　中国当时是以农业立国，有着重视和研究天文历法的传统。祖冲之关心国计民生，极为注重天文历法的研究。当时朝廷采用的是《元嘉历》，它是天文学家何承天编订的。祖冲之对这本《元嘉历》作了深入研究和推算后，发现《元嘉历》仍然不够精密。经过长期的实际观测和仔细的验算，并吸取了历代各家历本的成就，他终于重新制定了一部新的历法——《大明历》。

　　祖冲之经过长期观察，证实存在岁差，并计算出冬至点每45年要回向移动一度，测算出一个太阳年是365.24281481日，与近代科学测得的日数只相差50秒，误差只有60万分之一。

　　公元462年，年方33岁的祖冲之把《大明历》送给朝廷，要求颁布实行。宋孝武帝命令懂历法的官员对它进行讨论。随即，爆发了一场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尖锐斗争。

　　在这场论战中，祖冲之那精辟透彻、理实交融的分析，折服了许多大臣。于是宋孝武帝决定在更元时改用新历。可是，还没多久，宋孝武帝就死了。直到祖冲之死去10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以推行。

　　贾思勰和《齐民要术》

　　农学家贾思勰是北魏和东魏时期青州齐郡益都（今山东寿光市）人，曾任高阳太守。他一生致力于农业研究，查阅了大量资料，广泛收集民间谚语，访问有经验的农民，并亲自种植农作物，进行实地观察，最终写成《齐民要术》。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农、林、牧、副、渔等农业范畴。

　　该书主要内容有：土壤耕作和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园艺和植树技术，包括蔬菜和果树栽培技术；动物饲养技术和畜牧兽医；农副产品加工和烹饪技术等。全书系统总结了秦汉以来中国黄河流域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其取材布局，为后世的农学著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依据。在土壤耕作方面，针对黄河中下游的气候特征，总结出从耕到耙再到耱的一整套保墒防旱措施，形成了完整的北方旱地土壤耕作技术。书中对春、夏、秋3个季节的耕种时间、深浅、程序都做了明确的说明。

　　此外，《齐民要术》中提到了动物饲养和畜牧兽医技术，总结了家畜饲养管理方面的经验，收集了古代兽医药方48条，还论述了养蚕及蚕病防治技术。书中记载了酿酒的具体方法，提出了40多种酿造方式，在作醋、制酱和制豉方面也作了较系统的介绍。书中第10卷所介绍的野生植物和南方植物的内容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南方植物志。该书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和最完善的农学名著，对后世的农业生产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陶弘景与《本草经集注》

　　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著作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共收药物365种，分上中下三品：上品无毒或毒性小；中品有的有毒，有的无毒；下品有毒，不能久服。该书成书后，经辗转传抄，有不少错误混乱。经历了南朝宋、齐、梁三个朝代的陶弘景决定对它进行校订和整理，写成《本草经集注》。他结合自己的经验，对药物作了鉴别和补充，收录的药增加到730种。对药物的性味、产地、采集、形态、鉴别诸方面的论述，有显著提高。在分类方面，从原来上中下三品，改为7大类，即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无用（未经验证之药）。书中又提出了一个“诸病通用药”的列记表，如治黄疸有茵陈、栀子、紫草等。此书对后世影响很大。唐《新修本草》，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都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郦道元与《水经注》

　　在北魏时期，有一本地理学巨著叫《水经注》，它的著者郦道元是我国古代最卓越的地理学家之一。

　　郦道元（？～527年），字善长，北魏范阳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郦道元出生在官僚世家，青少年时代随父亲在山东生活。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深入了解后，逐渐对地理考察产生兴趣。父亲去世后，道元袭爵永宁侯，在孝文帝身边做官。后来外调，做颍川（治长社，今河南许昌市）太守、鲁阳（今河南鲁山县）太守和东荆州（治比阳县，今河南泌阳县）刺史等职。在辗转各地做官的过程中，他博览群书，并进行实地考察，对当地的地理和历史有了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郦道元像

　　神龟元年（公元518年），郦道元被免职回到洛阳。在这期间，他感觉以往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禹贡》《汉书·地理志》都太过简略，《水经》只有纲领而不详尽。于是，他花费大量心血，广泛参考各类书籍，结合多年的实地考察经验，历时七八年，终于完成地理学名著《水经注》。

　　郦道元做官时得罪了小人，被他们设下陷阱，派去视察反状已露的雍州刺史萧宝夤的辖区。孝昌三年（公元527年）十月，郦道元在阴盘驿（今陕西临潼东）时，遭到萧宝夤部队袭击，被残忍杀害。

　　《水经注》共40卷，约30万字，文字30倍于原书《水经》，共记有1252条河流。《水经注》这部在当时世界地理文献中无与伦比的著作，成就巨大，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其一，在水文地理方面。《水经注》共记载了1252条大小河流，按一定次序对水文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如河流的发源、流程、流向、分布、水量的季节变化以及河水的含沙量和河流的冰期等。在河源的描述上，有陂池、泉水、小溪以及瀑布急流。全书共记载峡谷近300个，瀑布64处，类型名称15个。《水经注》记载了伏流22处，其中有石灰岩地区的地下河和松散沉积孔隙水；记载的湖泊总数超过500个，类型名称13个，其中有淡水湖也有咸水湖；记载了泉水几百处，其中温泉31处。这些为后世研究古今水文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水经注》还记载了无水旧河道24条，为寻找地下水提供了线索；记载了井泉的深度，为该地区地下水位变化规律提供了依据和参照。

　　其二，在生物地理方面。《水经注》记载了大约50种动物种类。不仅明确记载了动物的分布区域，而且记载了各地所特有的动物资料。特别是黄河淡水鱼类的洄游，是世界上该方面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水经注》还记载了约140种植物种类，描述了各地不同类型的植物群落，尤其注重植被状况。

　　其三，在地质地貌方面。《水经注》记载了31种地貌类型名称，山近800座；记载了洞穴46个，按不同性状结构取不同名称。《水经注》还记载了许多化石，包括古生物残骸化石和遗迹化石；记载了矿物约20余种，岩石19种；记载了山崩地震10余处。其中关于流水侵蚀、搬运和沉积作用的解释，成为古代最早的流水地貌成因理论。

　　其四，在人文地理方面。《水经注》中记载的农业地理，包括农田水利、种植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和狩猎业等；工业地理，包括造纸、纺织、采矿、冶金和食品等；运输地理，包括水上运输和陆上运输以及水陆相连的桥梁、津渡等。《水经注》还记载了地名约17000多个，有全面阐释的2134个。

　　《水经注》是一部杰出的地理学巨著，它是对北魏以前的地理学的一次全面总结，为后世地理研究提供了非常详尽的参考文献。

　　法显取经

　　法显（公元337年～418年），东晋求法旅行僧、译经僧，俗姓龚，平阳郡（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后秦初年居长安，幼年出家，20岁受比丘大戒。公元397年，法显已60岁高龄，立志西行寻求戒律。他和慧景、道整等从长安出发，沿途会合西行求法的智严等，出敦煌，过今新疆境内的大沙漠，逾葱岭，渡新头河（今印度河），经犍陀卫、竺刹尸罗，至弗楼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他们取道醯罗城、那竭国、罗夷国、跋那国、毗茶国到摩头罗国（今印度马土腊）。在中天竺，法显到过拘萨罗国都城舍卫城（今印度北方邦境内）、迦维罗卫城（今尼泊尔西南，释迦牟尼诞生地）、拘夷那竭国、毗舍离国、巴连弗邑（今印度马特那）。留居3年，礼拜了王舍城、菩提伽耶等地的佛迹，同时学习梵语，抄写戒律，后泛海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获得《弥沙塞律》，再附商船横渡印度洋，又在耶婆提国（今爪哇或兼指爪哇、苏门答腊）停留5个月，然后航经南海、东海，历尽艰辛，于义熙八年（公元412年）返抵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南岸。次年即赴建康，在道场寺与北天竺僧人佛陀跋陀罗合译了带回的《摩诃僧律》《大般泥洹经》《杂阿毗昙心论》等6部63卷经律。法显后到荆州，卒于辛寺，终年81岁。

　　范缜著《神灭论》

　　范缜（公元450年～515年），字子真，南阳舞阳（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他曾任县主簿、太守，后来累官至尚书殿中郎。他性格刚直，反对迷信，在任宜都太守时，下令禁止当地人民祭祀神庙。公元489年和丞相肖子良论证“因果报应”问题后，开始著述《神灭论》。

　　《神灭论》以朴素唯物主义的形神一元论作为自己“神灭”论的出发点，提出“形神相即”的思想理论，说明了肉体和精神的关系是统一而不可分的，精神的“生”和“灭”取决于肉体的生存和死亡，即“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范缜从形神一元论出发，进一步指出精神现象只是人体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作用，驳斥了佛教宣扬的“神不灭”论以及佛教所说的人的内心有神秘先验的认识能力的唯心主义观点。

　　竹林七贤

　　三国魏末7位名士的合称，即谯国嵇康、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沛国刘伶、陈留阮咸、琅王戎。语见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南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南朝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七贤都崇尚老庄，纵酒交游，但7人的思想倾向也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服膺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也比较明显。7人在文学创作上成就不一，以阮籍、嵇康为高。阮籍的五言诗，嵇康的散文，在文学史上都占重要地位。向秀的《思旧赋》，篇幅虽短，但感情深挚。刘伶有散文《酒德颂》。阮咸精通音律，善弹琵琶，但文学作品很少。山涛（字巨源）、王戎所遗留下来的著作文学性也不高。

　　陶渊明

　　陶渊明又叫陶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祖上世代为官，曾祖父是陶侃，在东晋前期立过大功，曾掌管过8个州的军事。不过到了陶渊明的时候，家道已经衰落了。陶渊明小的时候喜欢读书，有“济世救民”的志向，又很仰慕曾祖父陶侃，也想干一番事业。

　　陶渊明像

　　陶渊明到了29岁后，才在别人的推荐下，陆陆续续做了几任参军之类的小官。他看不惯官场逢迎拍马那一套，所以在仕途中辗转了13年之后，一腔热情便冷了，决心弃官隐居。这里还有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那是陶渊明最后做彭泽（今江西湖口）县令的时候。他上任之后，叫人把衙门的公田全都种上做酒用的糯稻。他说：“我只要常常有酒喝就满足了。”他的妻子觉得这样做可不行，吃饭的米总得要有啊，就坚决主张种粳米稻。争执来争执去，陶渊明让了步：200亩公田，用150亩种糯稻，50亩种粳米稻。陶渊明原想等收成一次再作打算，不料刚过80多天，郡里派督邮了解情况来了。县衙内有一个小吏，凭着多年的经验，深知这事马虎不得，就劝陶渊明准备一下，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去迎接。陶渊明听后叹了口气，说：“我不愿为了五斗米的薪俸，就这样低声下气向那号人献殷勤。”他当即脱下官服，交出官印，走出衙门，回老家去了。

　　归去来辞诗意图 明 李在

　　陶渊明回家以后，下田干起了农活儿，起先只是趁着高兴劲儿干一点。到后来，经济上的贫困逼得他非把这作为基本谋生手段不可，干得就比较辛苦了。他经常从清早下地，直到天黑才扛着锄头踏着夜露回来。

　　陶渊明同农民的关系很好，对那些达官贵人却是另一副样子。在他55岁那年，他住的那个郡的刺史王弘想结识他，派人来请他到官府里叙谈。陶渊明理都不理他，让他碰了一鼻子灰。后来，王弘想了一个办法，叫陶渊明的一个老熟人在他常走的路上准备好酒菜，等陶渊明经过时把他拦下来喝酒。陶渊明一见酒，果然停了下来。当他们两人喝得兴致正浓的时候，王弘摇摇摆摆地过来了，假装是偶然碰到的，也来加入一起喝酒。这样总算认识了，也没惹陶渊明生气。

　　几年后，东晋的一代名将檀道济到江州做刺史。他上任不久，就亲自登门拜访陶渊明，劝说陶渊明出去做官，并要送给他酒食，都被陶渊明回绝了。当时在那一带隐居的还有刘遗民、周续之两人。他们同陶渊明合称“浔阳三隐”。事实上，这两个人和陶渊明一点也不一样，他们很有钱，同当官的交往密切。这些人只不过想借“隐居”来找个终南捷径罢了。在陶渊明看来，真淳的上古之世邈远难求，而现实又如此让人无可奈何，理想的人生社会，只能寄托在文学之中。“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的评语，精当地点出了陶渊明文学创作的特点。

　　陶渊明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陶诗现存126首，其中四言诗9首，五言诗117首。他的五言诗沿着汉魏以来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向着抒情化、个性化的道路发展。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把平凡的乡村田园劳动生活引入诗歌的艺术园地，开创了田园诗一派。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宋临川王刘义庆（公元403年～444年）撰，此书带有纂辑的性质。有梁代刘孝标注，引书400余种，丰富了本书内容，也是珍贵的史料。《世说新语》主要收集记录了汉末至东晋的士族阶层人物的逸闻轶事。全书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篇，多描写“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等，反映了士族阶层多方面的生活面貌和情趣，集中表现了他们个性自由、适意而行的文化特征。《世说新语》别有艺术魅力，文字简洁隽永，笔调含蓄委婉，人物形象生动，鲁迅认为《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作为记叙逸闻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世说新语》对后世笔记小说影响深远，是后世小品文的典范。

　　北朝民歌

　　北朝的乐府民歌大约有60首。由于北方民族的气质比较粗犷豪放，因此，北朝民歌具有刚健、豪放的特点，语言质朴无华，不避俗俚，这和南朝乐府民歌的委婉轻艳迥然异趣。

　　北朝民歌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其一是反映北方民族特有的气质和风俗。如《琅琊五歌》《折杨柳歌》这两首诗表现了北方健儿好勇尚武、爱刀爱马的性格。北朝民歌中的情歌也充分地体现出北方妇女豪爽刚健的个性，如《地驱乐歌》。其二是反映战争以及与战争相关的内容。如有名的《敕勒歌》则描绘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和北国风光：“敕勒川，阴山下……风吹草低见牛羊。”此诗充分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对自己家乡的热爱之情。

　　《木兰辞》是北朝长篇叙事民歌，是北朝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木兰辞》记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

　　刘勰和《文心雕龙》

　　刘勰（公元466年～520年），是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所撰写的《文心雕龙》是文学评论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4部分，论述了各文体的特征和历史演变，探讨了创作和批评的原则与方法。《文心雕龙》全面总结了前代文学现象，把文学理论批评推向了新阶段，对后世影响深远。

　　《后汉书》

　　元嘉九年（公元432年），范晔左迁宣城太守时，在郡数年，始撰《后汉书》。范晔删众家后汉史书为一家之作，仅成“本纪”“列传”，后人取司马彪《续汉书》八志补入，合为一书，传于今。《后汉书》文字简洁，叙事明白，刻画人物有独到之处，还独创了一些新的类传，如“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此书问世后，众家所修后汉史书都告废弃。

　　虎头三绝顾恺之

　　顾恺之（约公元345年～406年），字长康，又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他很有天赋，少年就成名。相传顾恺之20岁左右时，高僧慧力在建康募捐修建瓦棺寺。为了帮助慧力筹集捐款，顾恺之便在寺内白壁上画了一幅维摩诘像，这幅画像神采焕发，宛如真人，轰动一时，观者赞赏不绝，施钱很快超过100万。谢安非常器重他，以为“有苍生以来，未尝见之”。

　　顾恺之多才多艺，工诗赋、书法，尤擅绘画，尝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又因他字虎头，因此人称“虎头三绝”。他的画多是人物肖像及神仙、佛像、禽兽、山水等。顾恺之的人物画的特色是“传神”。为了达到传神的效果，他在画人物时很注重“点睛”。据说，他曾经等了好几年，才为自己画中的人物“点睛”。

　　顾恺之创作丰富，传世的作品有文献可考者60余件，现存代表作《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等，皆为后代摹本。

　　《洛神赋图》取材于魏陈思王曹植的名篇《洛神赋》。曹植在《洛神赋》中以神话故事曲折地表达自己失去爱情的痛苦，反映出曹氏家庭矛盾的尖锐，同时也反映出礼教束缚给男女青年带来的精神上的悲苦，题材很有意义。顾恺之利用绘画手段再现了文学原作的主题，生动感人。画卷从曹植和他的随从在洛水看到洛神起，到洛神离去为止，全卷交织着欢乐、哀怨、怅惘的感情。作品构思巧妙，表达人物内心活动十分细腻。曹植的精神依依难舍，怅然若失，浸沉在沉思默想之中，而洛神的回眸顾盼，含情脉脉，与神采飞动的境界相互生色。正如他自己曾说的，达到“悟通神化”的地步。

　　《女史箴图》是根据西晋文学家张华所撰《女史箴》一文而作的长卷。“女史箴”就是劝诫妇女的道德箴言。相传，此文是为讽喻当时的贾后而写的。《女史箴图》原作12段，现存9段。第4段绘有两名妇女对镜梳妆，另一女人对镜端详，画的右面有几行字大意是告诫妇女德行的修养比容貌的修饰更重要。画中线条非常纤细，如春蚕吐丝。

　　顾恺之的画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后人评论他的画“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清淡雅奕，不求藻饰”，其笔法如春蚕吐丝，线条似行云流水，轻盈流畅，遒劲爽利，称为“铁线描”，与师承他的南朝陆探微、梁代张僧繇，并称“六朝三杰”。世人曾这样评价三人的作品：“像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

　　顾恺之还著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绘画理论著作，提出并阐发了“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理论，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国画界尊崇他为“画祖”、“画圣”。

　　书圣王羲之

　　在东晋时期，王氏是门第高贵的士族，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在王氏家族中，出了一个大书法家，他就是王羲之。

　　王羲之从小酷爱书法，7岁时就开始练习写字。传说他在走路、休息的时候，也用手指比画着练字，仔细揣摩字体的结构和笔法，心里想着，手指在自己身上一横一竖、一笔一画地比画着。日子长了，衣服都被他划破了。他每天写完了字，总是要到自己门前的池塘里去洗刷毛笔和砚台，久而久之，池塘里的水都变成黑色的了。

　　王羲之出生在东晋大族士家，本来可以平步青云，做很大的官，可他喜欢逍遥自在，不愿做官。后来，扬州刺史殷浩与他关系很好，写信劝他出来，他才任职会稽内史。到那里做官，主要还是因为会稽的风景秀丽，可以娱人性情。王羲之曾经与谢安、孙绰等著名文人到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举行宴会。这些文人在兰亭会上乘兴作诗，共得诗37首，编成《兰亭集》。王羲之也在酒酣耳热之时，当场挥笔，为诗集作序，写成《兰亭集序》。这篇作品共有28行、324字，它的章法浑然一体，笔法粗细多变，字形疏密相掺，全篇“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连墨气也忽浓忽淡，最能体现王羲之书法的最高境界。全篇二十几个“之”字，字字不同，每个字有每个字的写法，笔法千变万化，令后人叹为观止。

　　羲之爱鹅图 清 任颐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相传他常常观察鹅游水的姿势，从中悟出了用笔之法，从而养成了好鹅的性情。他曾经以写一部《道德经》作为筹码换取道士的一群鹅，一时间传为美谈。此画即拟意于此。桥下塘水涟涟，竹叶披纷掩映，两只白鹅游弋水中。桥头王羲之凭栏观鹅，其面目清秀，神情专注，手拿团扇却忘记扇动，尽显儒雅、恬淡之气。身旁童子则以臂、颔撑栏上，一手下垂，双目一眨不眨，姿势自然全神贯注。作者以浓淡墨写意，人物用笔挥洒自如，面部晕染合宜，衬景用墨浓淡相间，尽显雅境之淋漓气息。全画设色淡雅，力脱时习，追古意而极具文人画气息。

　　《兰亭集序》传到王羲之的后代智永时，由于智永出家当了和尚，临终时将它传给弟子辩才。辩才擅长书画，将《兰亭集序》珍藏在梁间暗槛之中。酷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遍求兰亭真本，终于了解到它的藏处，于是想方设法谋取，但辩才始终不透露真情。唐太宗无奈，便派御史萧翼专程赶到越州设计骗取真迹。萧翼扮成一个穷书生，带着二王（即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一些杂帖拜访辩才，同他交了朋友。两人经常饮酒赋诗，评论二王书画，辩才将萧翼视为“好友”从而失去了警觉，在酒酣耳热之时，辩才终于透露出他藏有《兰亭集序》的真本，并将兰亭真迹置于桌案之上，不再放回梁间暗槛。终于有一天萧翼得知辩才外出，便潜入僧房盗走了兰亭真迹。萧翼偷走兰亭真迹后，来到地方官处，命令地方官传辩才来叩见朝廷御史。辩才到后，萧翼对他说明自己乃是奉圣旨来取兰亭真迹的，现在已经到手，特意唤他来告别。辩才听后，气昏在地，惊悸痛惜而死。唐太宗得到王羲之真迹后，令人摹刻翻拓，赐给他的皇子近臣，他临终时又将《兰亭集序》作为陪葬品埋入昭陵。从此这“天下第一行书”长埋地下，人们再也看不到它的真面目了。而后世流传的都是历代书法家的摹仿之作，难怪诗人陆游诗曰“茧纸藏昭陵，千载不复见”，为此叹息不已。

　　王羲之的作品虽然都遗失了，但他的书法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学习他。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他的行书艺术成为后世无法攀越的高峰，历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平城（今山西大同）西面，开凿于北魏文成帝时，整个工程历经数十年，共计开窟53个，大小石像有5.1万多尊，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云冈石窟的艺术风格来自3个源头：中国原有的雕刻传统；外国僧人带来的狮子国（即斯里兰卡）的影响；西域传来的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西部一带）艺术的影响。早期石窟表现出一种挺拔劲健、浑厚粗朴的造像风格，尤其第20窟的大佛，其博大、恢宏的气魄和力度，动人至深。第5窟正中的释迦坐像高达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第6窟被誉为云冈石窟第一伟观，整个塔柱和窟壁，雕凿满了大小佛龛和多种眩目的装饰，令人叹为观止。云冈石窟内容丰富，除了大小佛像外，还有许多描绘佛教故事的浮雕，不少穹顶和龛楣还雕有飞天、乐伎和动物。画面生动形象，充满生活气息。

　　本尊如来坐像 云冈石窟 南北朝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中原地区的大型石窟群，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它位于洛阳市郊伊水两岸，因这里古时地处隋唐都城之南，又称龙门。龙门石窟共有大小窟龛2100多处，造像约10万尊。其中北魏时期开凿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莲花洞，洞中窟前壁刻着佛经故事和礼佛图。佛像面容庄严、肃穆，但突出了北魏“秀骨清像”的特点。衣服较为宽松，衣纹飘动流畅，栩栩如生。龙门石窟的1/3是在北魏开凿的，2/3在隋唐完成。 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