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艺术与科教

　　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各派，史称为“诸子百家”。其中主要的有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农、杂、小说等家。在思想领域影响最大的是前四家。

　　老子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老子》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中国思想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孔子、道家的庄子、法家的韩非都受到过《老子》的影响。汉初，黄老之学盛行，并渗入到政治生活中，名相萧何、曹参在治国时，“镇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汉书·刑法志》）。东汉末年，道教奉老子为教主，视《道德经》为经典。魏晋时期，玄学昌盛，在朝的玄学家注重《老子》的无为而治，在野的玄学家提倡《老子》的“自然”之说，《老子》的思想成为抒发政治主张、抨击现实的武器。大唐盛世，帝王自称为老子后裔，为之立庙，唐太宗采用“无为而治”为兴国方针，唐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将《老子》列为贡举策试的经典之一，并亲自为它作注。宋代帝王对道教情有独钟，宋真宗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把《老子》列为太学及地方学校的课本。这一时期，《老子》的思想对理学也有所渗透，并影响甚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每个朝代在其鼎盛时期，无一例外地采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治国理念，即内在的、起领导作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理想。

　　《老子》的影响不仅时间久，历史长，而且领域广、方面多。在宗教上，它是道教的开山之作；在修身方面，“功成身退”是文人入世的信条；在军事方面，“以柔克刚”成为军事家奉行的准则；在管理方面，老子的“以人为本”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信条；在艺术方面，“道法自然”成为书法家、绘画家、诗人遵循的理念；在文学方面，《老子》精警凝练，处处闪烁着哲人的智慧，妙语巧喻、格言警句比比皆是，蕴含人生哲理。

　　庄子

　　庄子（公元前369年～前286年），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他出身穷苦，一度在蒙做过漆园小吏，以后便终身不仕。庄子生性孤傲，曾拒绝楚威王的厚币相聘，一生过着贫困的隐居生活。

　　庄子常以寓言的形式表达哲学思想。他吸收老子《道德经》的思想，并进一步发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在先秦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庄子哲学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因此与老子并称道家宗师。

　　庄子思想中对人最有启发性的是相对主义。他指出通过“道”来观察宇宙万物，事物之间的差别都是相对的。

　　庄子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万物都是一个统一体，不能分割，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发展。他主张人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要忘记社会，忘记自己，放弃外在一切事情，去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年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祖先是殷商王室的后裔，居住在宋国，后来为了避祸才逃到鲁国，定居下来。孔子的父亲名叫叔梁纥，曾以勇敢和臂力过人立下战功。叔梁纥在66岁左右与未满20岁的颜徵在结婚。婚后两人曾到山东曲阜东南的尼山拜神求子；后来生下了孔子，便取名为“丘”，字“仲尼”。

　　孔子3岁时就遭受了丧父之痛，母亲颜氏把他带到当时鲁国的都城曲阜。由于父亲早逝，家中贫困，孔子只好瞒着母亲，辍学在叔孙氏家放牛。叔孙氏家有许多藏书，孔子经常借来阅读，成了知识渊博的人，孔子的名声也渐渐传开了。

　　孔子像

　　20岁时，孔子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儿子，鲁昭公闻信，派人送来鲤鱼，表示祝贺。昭公赐鱼之事，使孔子在曲阜声名鹊起。随后季平子根据孔子的业绩，擢升他为管理户口的司职吏。孔子上任以后，施行了5条措施，即薄赋税，轻徭役，慎刑戮，定婚嫁，行节俭。鲁国人奔走相告，外邦人陆续迁入，鲁国人口剧增。孔子不到30岁，就已经掌握了“六艺”，也就是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写、计算。此外，还掌握了以《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为代表的各种文献资料，真正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了。这样一来，许多人都愿意拜他为师，他便办了一些私塾，收了许多学生，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

　　经与传

　　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春秋》记事结束。一般所说的《春秋》，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另一部分是“传”。《春秋经》是鲁国的史书，也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著作，即以年代为主线，记载天下大事。由于孔子弟子传习不断，才得以保存这一段244年的中国历史，从春秋末年始，就有种种“传”问世，补充“经”所记载的事件的过程。传世的“春秋传”有三种，即《左传》《谷梁传》和《公羊传》。其中，《左传》以记事为主，集文、史、哲笔调于一书，尤为史学家看重。可以说，没有《左传》，《春秋经》只能发挥其极有限的作用。

　　孔子在34岁时，赴洛阳会见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聃。这一次会见，使孔子学到了周朝的礼乐及文物典制。孔子对老子的道家思想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他为云中之龙。公元前513年，鲁国发生“三桓”之乱，鲁国掌权的三家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把鲁昭公轰下了台。这时，孔子在鲁国也待不下去了，只好来到齐国。这一次齐景公待他很客气，还向孔子询问了治国的道理。孔子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君、臣、父、子都应当名副其实，各自都按等级名分的要求行事。齐国宰相晏婴认为孔子学说不过是书生之见罢了，并非齐国的当务之急。齐景公听从晏婴的话，决定不用孔子。这样，孔子便离开齐国，又回到鲁国教书，跟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

　　到了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任命孔子做了中都宰，后来又提升为司空、司寇。这时，齐国要与鲁国假意会盟的事引起了孔子的注意。他建议鲁定公防备齐国的阴谋，多带一些大将和兵马前去。在夹谷会盟上，孔子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鲁国在外交上取得了胜利。鲁定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天下太平了，便不过问政事，整天吃喝玩乐。孔子想劝说他，但他总是躲着孔子。无奈之下，孔子便离开了鲁国。

　　孔子先后到过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楚国。这期间，孔子曾经在陈、蔡之间受困，7天没吃上饭，但孔子依旧不改其初衷，坚持讲诵弦歌，表现了他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公元前484年，孔子又回到了鲁国。鲁哀公和大臣们多次向孔子问政，但最终还是没有起用孔子。此后的5年里，孔子专心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事业，删《诗经》《尚书》，定《礼记》《乐经》，修《春秋》，授徒多达3000多人，其中，道德高尚精于六艺的就有72贤人。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孔子死后，为后代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孔子强调仁，这是充满人道主义的光辉思想，也是春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的客观反映。经孔子编著整理保存下来的诸如《春秋》《尚书》《诗经》等书籍，对后世的学术思想影响极大。

　　孟子

　　孟子（公元前390年～前305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为孔子之孙子思的学生，后人认为他是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故有“孔孟”的合称。

　　孟子一生以教书为业。他曾带着几百学生，游访列国，向有关国君阐述政见。但各国统治者均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因而没有采纳。他最终回到故乡，著成《孟子》一书，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且阐述和发挥孔子的思想。他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说，即道德是一个人的本质属性。成长过程中，由于努力程度和环境的影响，道德才有了或好或坏的发展。孟子主张行“仁政”，主张“保民”，反对诸侯混战，反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人民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祭祀社稷神，以获得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粮食，相比之下，国君并不重要。

　　荀子

　　荀子（公元前313年～前238年），战国末期儒学大师。名况，字卿。赵国人。古书中多作孙卿，《史记》作荀卿。荀子学识渊博，继承了儒家学说，并有所发展，还能吸收别家之长，故在儒家中自成一派。对人性，荀子主张性恶，和孟子的性善针锋相对。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不可能有天生的圣贤；人性善是受教化的结果。对于天道观点，荀子受老子的影响，认为天没有意志，不过是能长万物的自然界，不能决定人事的吉凶、祸福。提出人应该顺应自然但也可改变自然，即所谓“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对于礼，荀子认为礼在调节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他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强力压人。王道的具体内容是礼义和仁政。他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认为治国应该“平政爱民”。他将君主比作舟，庶民比作水，认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是礼法兼用、王霸并重，和他以前的儒家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荀子》一书收入荀子的著述，其中如《劝学》《王霸》《性恶》《天论》《解蔽》《正名》《礼论》《乐论》等篇，应是荀子的作品。

　　墨子

　　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前376年），战国初期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名翟，宋国人（一说鲁国人），生活于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墨子出身平民，精通手工技艺。他自称是“鄙人”，有人称他为“布衣之士”。墨子曾经做过宋国的大夫，是一个同情下层人民的士人。他早年学习过孔子的学说，非常欣赏儒家所说的大同社会，重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他渐渐对儒家所崇尚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放弃了儒家学说，著书立说，自成墨家一派。他主张“兼爱”“非攻”，反对以大攻小、以强凌弱的兼并战争，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作为救世良药。其观点代表了当时广大小生产者要求平等、厌恶战争、希望安居乐业的愿望。但他所主张的“兼爱”“非攻”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还提出“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希望用说教来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平均。他的弟子被称为“墨者”，讲究实践，节约俭朴，不怕艰苦，服从纪律。墨子思想对学术界影响很大，在法家学派兴起之前，墨家学派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与儒家、法家并称三大“显学”。

　　墨子破云梯

　　战国初期，楚国的国君楚惠王为了恢复楚国的霸权地位，他整顿了军队，准备进攻宋国。

　　楚惠王手下有一个很有本领的工匠叫公输般。因为公输般是鲁国人，所以后来人们称他鲁班。鲁班出生在鲁国一个世代以工匠为生的家庭。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使他从小就喜欢上机械制造、手工工艺、土木建筑等古代工匠所从事的活动。小时候他跟随家人参加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在劳动中，他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傅和家人请教，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并细心观察他们在各项劳动中高超的操作技巧。长期的生产实践和他本人不断地努力，使鲁班逐渐掌握了多方面技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有名的能工巧匠。公输般使用斧子非常灵巧，技艺高超，无人能比，谁要想跟他比一比使用斧子的本领，人们就会说他不自量力。后来有个成语，叫作“班门弄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公输般被任命为楚国的大夫。公输般到楚国后，替楚王设计了一种攻城的工具，比楼车还要高，看上去，高得能够触到云彩，所以叫云梯。

　　楚惠王一面叫公输般抓紧制造云梯，一面准备向宋国进攻。楚国想进攻宋国的事，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就有墨子。

　　墨子听到楚国要利用云梯去攻打宋国，就赶快跑到楚国去，一直奔走了十天十夜，墨子终于到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他先去劝说公输般不要帮助楚惠王攻打宋国，并要求公输般带他去见楚惠王。墨子很诚恳地对楚惠王说：“楚国有方圆5000里广大土地，物产丰富，而宋国土地不过500里，土地并不好，物产也少。大王有了华贵的车马，还要去偷人家的破车，这是何苦呢？扔了自己的绣花绸袍，去偷人家一件旧短褂子，这又是为什么呢？”

　　楚惠王听墨子说得有些道理，但还是没有动摇攻打宋国的决心，在一旁的公输般认为用云梯攻城必能获胜。

　　墨子直截了当地说：“你进攻不会占到什么便宜，你能攻，我能守。”

　　他从身上解下系着的皮带，围在地下当作城墙，又拿几块小木板当作攻城的工具，叫公输般来演习一下，比一比本领。

　　公输般采用一种方法攻城，墨子就用一种方法守城。公输般采用了9套攻法，把攻城的方法都使完了，墨子守城的高招一一将其破解了。

　　后来，墨子对楚惠王进行了一番劝说。楚惠王听了墨子一番话，又亲自看到墨子守城的本领，知道要打胜宋国没有希望，只好放弃了进攻宋国的打算。这样，墨子通过自己的智慧，阻止了一场战争。

　　韩非子

　　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韩国人，出身于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从于荀子。韩非曾数次上书韩王修明法度，不见用，其著作传入秦国，受到秦王赏识。后出使秦国，得见秦王。不久遭李斯、姚贾谗害，自杀于狱中。韩非的学说兼采商鞅、申不害、慎到的观点，提出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治思想。主张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认为应“不务德而务法”；重耕战，轻商业，倡言武力；反对是古非今，强调独尊法家。韩非的思想集先秦法家之大成，为封建专制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孙武论兵

　　孙武，世俗尊称其为孙子或孙武子。孙子的祖先本姓田，是齐国王族。其祖父田书颇有军事指挥才能，曾被封一块封邑，获赐孙姓。父亲孙冯，做过齐国的卿相。孙氏家族后因无法忍受齐国内部激烈的权力纷争，去了吴国。在吴国，孙武一边耕田，一边写作兵书。后得好友伍子胥的7次推荐，被吴王拜为大将，孙武很快就为吴国训练出一支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军队来。

　　孙武不愧为一个有战略思想的伟大军事家，在他的努力下，吴国不但很快从一个贫弱小国，发展为实力强大的诸侯国，还实现了吴王阖闾称霸诸侯的梦想。公元前506年，在柏举之战中，孙武仅以3万兵力就击溃了楚国20万大军，攻占了楚国的都城。吴王阖闾死后，夫差即位，孙武又辅佐夫差征服越国、讨伐齐国、与晋国争霸，使得吴国的国势达到了顶峰，吴王也成为春秋时代又一个霸主。司马迁曾这样评价孙武：吴国的胜利是和孙武分不开的，正是在孙武的指挥下，吴军才能击败强大的楚国，威震齐晋，名扬诸侯。

　　孙武的主要思想都集中在《孙子兵法》中。传世本《孙子兵法》13篇，是孙武一派兵家的著作，其主要内容和核心思想属于孙武，但经过他的门生和战国兵家的整理补充。该书中所描写的战争规模，似是战国时代的情况。现存的《孙子兵法》是经过三国时代曹操删定编注的，全书分为13篇：《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长期战争的经验，揭示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原始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清版《孙子兵法》书影

　　正式称《孙子兵法》为武经，定《孙子兵法》为武学教本，应当始于宋代。明代因之，亦列其于“武经七书”之首。清时，言兵者亦莫不奉《孙子兵法》为圭臬。民国初年，蒋方震首以现代兵学为《孙子兵法》作新释，从而为《孙子兵法》研究开辟一崭新途径。

　　孙武的战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孙膑、吴起的兵书吸收了很多孙武的思想；曹操亲自为《孙子兵法》做过注释；唐太宗曾赞曰：“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宋神宗颁定《孙子兵法》为《武书七经》之首。毛泽东曾赞誉它“至今仍是科学的真理”。

　　孙武以及他的《孙子兵法》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唐代时传到日本。1772年，《孙子兵法》被译成法文版本。英国的汉学家称《孙子兵法》为“世界最古的兵书”，美国人则盛赞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武的确堪称“百世兵家之祖”。

　　孙武的军事思想还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外交、经济、科技、体育竞赛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孙子兵法》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和商业竞争中也具有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

　　《孙膑兵法》

　　孙膑，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后裔，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鄄（今鄄城北）一带人。早年曾与庞涓师从鬼谷子习兵法。庞涓出任魏将后，妒孙膑之才而将其骗至魏，施以膑刑（割去膝盖骨），因有孙膑之称。后逃往齐国，为田忌门客，助田忌在桂陵、马陵两败魏军，杀庞涓复仇。后辞官归隐。

　　著有《孙膑兵法》一书，后失传。1972年，在山东银雀山汉墓发现了这部兵法的残简，分上、下编，各15篇，经过整理，现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

　　《孙膑兵法》继承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提出了“战胜而强立”和“乐兵者王”等有价值的战争观点和原则。

　　《六韬》

　　旧题姜太公所著，其实成书于战国晚期，作者已不可考，现存60篇，是一部综合性的兵书。

　　《六韬》第一次提出了应该在军队建立参谋部，“将有股肱七十二人”，来处理军中的大小事务，诸如作战筹划、气象观察、后勤供应、敌情侦察等。

　　《六韬》对军队的武器装备非常重视，认为士兵的勇敢固然重要，但精良的武器装备也是不可或缺的，“器械为宝，勇斗为先”。

　　《六韬》对将领的选拔极为重视，并提出了两条选拔途径：首先必须全面考察将领的长处和短处；其次，透过将领的“外貌”看“中情”。

　　《六韬》中论述作战指导思想的篇章最多，达30余篇。它的作战指导原则有：“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见利不失，遇时不移”等，还主张指挥权统一，兵力集中、行动一致。

　　《六韬》充分吸收了先秦诸子的思想精华，标志着先秦军事思想理论的成熟。

　　楚国漆器

　　漆工艺兴盛于春秋战国，这时的漆器就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而言，以楚国漆器为最著名，战国时期有木雕漆绘制品和竹、木、皮、夹等多种胎骨的漆器。战国后期出现了在漆器口沿上加镶金属套箍的工艺，既提高了器物的牢固程度，又增加了装饰效果。楚国漆器大多色彩明丽，图案多彩、红黑相间，具有外观色调古雅、纹饰质朴简洁、飘逸奔放精巧的特点。

　　青铜工具的普及

　　春秋战国时代，因礼崩乐坏，使王室之器衰退，诸侯之器兴起，日用器也发达起来。尤其是春秋晚期以来，随着经济生产发展，青铜工具开始增多。此时青铜器物的形制突破了商、西周时的厚重、方板的特点，而代之以轻便、新颖的造型，种类也更多。

　　由于经济发展，战争频繁，铸钱、铸镜、铜剑等兵器铸造成了重要的铸造门类。这一时期出现的层叠铸造、失蜡法铸造和金属型铸造，使青铜器铸造进一步简化；锻打、钎焊、镂刻、镶嵌、鎏金银，以及淬火回火技术，都得到了较大发展。青铜工具的数量大大增加。

　　春秋时期开始，青铜农具大量地生产和使用，而且品种繁多。手工业工具因手工业的发展亦逐渐增多。到了战国晚期，青铜礼器已经很少制造了，其主导地位已被青铜工具所代替。

　　《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中叶，收集了从西周初到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诗》被朝廷正式奉为儒家经典，始有《诗经》之名，并沿用至今。

　　《诗经》是经过不断的搜集、整理和编订而成的。相传周代采诗官员“行人”深入民间四处采访，收集民歌以供朝廷了解民情风俗和考察政治得失，另外周代又有公卿大夫和诸侯向天子献诗的制度。这些搜集和陈献来的作品经过乐师的审理编定，并使其词汇、句法、韵律都相一致。

　　《诗经》的作品当时是用来配乐歌唱的，根据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诸侯国的地方音乐，共160篇，其中大部分是民歌；“雅”是西周京畿周族地区的正声音乐，共105篇；“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共40篇。

　　《诗经》中最富有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是《国风》，它广泛而真实地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困苦和喜怒哀乐，反映出当时严重的阶级对立。另外，歌颂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的作品在《国风》中占了很大比重，有的写相思苦、失恋愁，有的表现了对爱情的忠贞、对礼教的反抗等。

　　《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赋是用铺陈手法直接叙事抒情，多见于《颂》和《大雅》。赋对《诗经》的写实性和形象性起了积极作用。比即比喻，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发端，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使人产生联想，或用于烘托和渲染气氛。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可在诗中产生多重艺术效果，增加诗的韵味和形象感染力，构成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

　　《诗经》主要是四言诗，这是在原始歌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诗歌形式，适应当时劳动、舞蹈的节奏和语言发展水平。《诗经》语言准确生动，动词和形容词运用精当巧妙，用重叠的章句来表达思想感情，在音律和修辞上都收到了美的效果。

　　楚辞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地，楚辞的创作大放光彩，成为战国时代诗歌的主流。楚辞是屈原在楚地民歌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种新诗体，其名称最早见于汉初，人们用它来称指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汉代作家的模仿之作。当时这种文体又简称“辞”，或与赋连称为“辞赋”，由于它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所以有“骚”之名。

　　在南方的江汉沅湘流域，有着和中原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当地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春秋战国时代，楚国又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楚辞就是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的语言、形式、风格以及其中的神话传说、历史人物、风俗习尚、山川物产等等，都带有鲜明的楚国地方色彩。

　　《楚辞》书影

　　楚地有浓厚的宗教气氛。民间祭祀时，这种祀神的巫歌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风格热烈活泼，富于浪漫情调。《九歌》本来就是这种民间祭歌，屈原把它们加工改造成了楚辞。另外，战国时代纵横驰说、铺采骋辞的文化气氛和当时散文中的繁辞华句，也对楚辞的出现产生了一定影响。

　　屈原去世后，在楚襄王年间，出现了宋玉等一大批楚辞的作者，兴起了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潮流，是中国纯文学诗歌的第一个高潮。

　　《吕氏春秋》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其子政继位，尊吕不韦为相国。

　　那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门下皆有大量宾客。吕不韦也广招三千宾客，并主持《吕氏春秋》的编纂。他先让其宾客将他们各自的见闻写出来，博采先秦诸子各家学说，在此基础上加以整理、编辑，于公元前239年成书。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161篇（今缺一篇），20多万字。

　　《吕氏春秋》对各家学说并非简单抄录，而是取其所需，融会贯通，思想上自成体系。书中提出的统治方法和国家建设蓝图对秦汉政治颇具影响。

　　《吕氏春秋》内容宏富，论述精辟。书成之后，吕不韦公布于咸阳市城门，宣称：如果有诸侯游士宾客能增加或减少一个字，就送他千金，可见其书的严密和用语精当。

　　《春秋》

　　公元前722年春天，鲁国开始编《春秋》。《春秋》是鲁国国史，也是中国现存先秦典籍中年代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的记事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春秋》文笔简约，记载有诸侯的攻伐、盟会、祭祀、灾异、礼俗等大事，共17000多字。相传《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据说孔子在编订《春秋》时，在字里行间寓寄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创立了后人所谓“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的世次年代，经后人考证完全正确；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蚀经》比较，互相印证的有30多次。同时《春秋》是史官实录，也是中国史传散文的第一部作品，并开创了一种新的史学体裁，即编年体。它为后来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开了风气之先。

　　《周易》

　　《周易》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一名《易》，又称《易经》，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本是占筮书，其基本因素为阳爻（—）、阴爻（——），把三爻重叠起来，构成八卦，即乾、坤、震、艮、离、坎、兑、巽。八卦再重叠起来，构成六十四卦，如泰、否，每卦均有六爻。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卦辞、爻辞四部分。卦辞是解释全卦的含义，爻辞是解释每一爻的意义。

　　《周易》中传的部分称为《易传》，司马迁称之为《易大传》，以区别于汉代其他各家易传。《易大传》是最早解释《周易》的著作。《易传》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七部分共10篇，称为《十翼》。翼者羽翼，辅助之意，表明《十翼》在解释阐述《易经》。

　　《彖传》是经卦象、爻象来判断每一卦的意义。《象传》是解释卦象和卦辞爻辞的，分为《大象》和《小象》，解释卦象和卦义的称为《大象》，解释爻象和爻义的称为《小象》。《系辞传》是《易经》的通论，以阐述《易》理及其作用为主，系于经之后，故曰系辞。《文言传》是解说乾坤二卦的卦辞和爻辞的，有《乾文言》一章、《坤文言》一章。《说卦传》的前一部分简要地说明《易》的卦爻为观变穷理，贯天、地、人三才之道。后一部分解说八卦所像的事物。《序卦传》说明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和意义。《杂卦传》将性质相对或其义相近的卦组合起来说明其卦义，因不按照《易经》六十四卦的顺序，错杂而述之，故名。

　　《尚书》

　　《尚书》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又称《书》。“尚”即上古，“书”即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

　　《尚书》所录，据称为虞、夏、商、周各代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主要记载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少数篇目为春秋战国人根据往古材料编成。《尚书》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历史典册，又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在中国史学、文学、政治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左传》

　　《左传》是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史学名著，亦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左传》通过叙述春秋时的具体史事来说明《春秋》所记录的纲目，书中不仅记载了春秋时代许多重要史事，还保存了前此的若干传说古史。有些记述已反映出某些进步的思想，如轻视鬼神而注重人事，强调君主忠于人民管好国家等。同时，它也显示出春秋时政治思想的一些特点，如不承认统一的专制君权，宣扬君臣为共同的国家利益而结合，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主张臣民绝对效忠于君主。

　　陨石记载

　　中国古代，关于陨石坠落的文献记载多达700多处，是全世界研究古代陨石最为系统最珍贵的资料。《春秋》记载了公元前645年12月24日，在今河南商丘城北的一次陨石坠落：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左传》解释说：“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这里首次提示了陨石是星陨至地之说，比欧洲早2000多年。

　　《国语》

　　杂记西周、春秋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亦称《春秋外传》。全书21卷中，《晋语》9卷，《周语》3卷，《鲁语》《越语》《楚语》各2卷，《齐语》《郑语》《吴语》各1卷。《周语》从穆王开始，尚属西周早期；《郑语》仅记桓公谋议东迁之事，亦在春秋之前；《晋语》记到智伯灭亡，已属战国之初。可见《国语》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春秋》，但的确记载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国语》可能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整理加工汇编而成，为价值很高的原始资料。

　　《山海经》

　　中国古代地理著作。今传本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8卷、《大荒经》4卷、《海内经》1卷。《山海经》的《山经》和《海经》各成体系。《山经》为巫祝之流根据远古以来传说记录的巫觋之书，专门记述海内各方名山大川、动植物产、祯祥怪异、祭祀所宜。《海经》为方士之书，专门记载海内外殊方异国传闻，夹杂大量古代神话。这些资料对研究中国的原始社会和上古的姓氏、部族，以及考察上古人对宇宙、自然和社会历史的认识，都有重要意义。

　　《管子》

　　相传为春秋时齐国管仲所著。今本《管子》由西汉时刘向编定，原为86篇，现存76篇，分为8类：《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7篇，《短语》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4篇，《管子轻重》16篇。该书内容比较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农家的思想。在刘向编定之前，韩非、贾谊、司马迁都提及该书，并认为它有一个主导思想，即一面强调法治，一面肯定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兼重礼与法。《管子》保存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从中可以找出先秦哲学许多失掉的环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战国刺绣工艺

　　中国刺绣工艺源远流长，在战国时期已经十分成熟。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战国楚墓出土的丝绸刺绣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色彩之绚丽缤纷，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里发现的刺绣品有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衾、凤鸟花卉纹绣、蟠龙飞凤纹绣浅黄绢面衾等。

　　通过考古发现，战国时期刺绣纹样、题材基本上是图案化并互相穿插的花草、藤蔓和动物。花草、藤蔓的分布，都严格按照垂直线、水平线或对角线组成的方形骨格或菱形骨格布局，穿插灵活，既起装饰作用，又起骨格作用。在枝蔓交错的大小空位中填饰动物纹样。动物纹样的头部比较写实，而身部或经过简化，或直接与藤蔓结成一体，或彼此互相蟠叠。写实形与变体形共存，数种动物或数个动物合体，动物体与植物体共生，利用几何学的原理，把动物图案变形与几何形骨格结合，这些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刺绣纹样的重要特征。由于采取了按几何骨格对位布局、同位对称与移位对称并用等方法，因而纹样既有严格的数序规律，又有灵巧的穿插变化。战国刺绣的色彩，每一花样一般只配三色到五色，在色相上多数采取暖色基调的缓和对比或邻近调和，在色彩明度上则拉开层次，富丽缤纷又和谐统一。

　　战国时期刺绣纹样的题材具有一定的象征含意。当时最为流行的龙凤，既象征宫廷昌隆，又象征婚姻美满。鹤与鹿都与神话有关，象征长寿。翟鸟是妃子身份的标志。猫头鹰则象征胜利。

　　楚国帛画

　　帛是战国时期对丝织物的通称。帛画大概起源于战国中期，到东汉以后才消亡不复见。中国现存最早的帛画出于楚地，即江陵马山一号墓所出的帛画。楚国帛画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独幅绘画。

　　除了马山，在长沙沅湘流域也出土了三幅帛画，即陈家大山一号墓《龙凤仕女图》、子弹库一号墓的《御龙图》和《楚帛书》。

　　据学者研究，帛画的内容可分为三大类：巫术辟邪的天界内容；模拟人间的像生内容；旌幡招魂的冥间内容。帛画的分类，完整地反映出楚人的世界观，包括天界和神界观、人生和像生观、地界和冥界观。

　　二十八宿体系形成

　　1978年，湖北随州发掘的战国初曾侯乙墓，出土了一个漆箱。其盖上有青龙白虎，中间写上一个斗字，围绕斗字的28个字正是28宿的名称，表明四象与28宿配合在当时已常识。28宿是将黄道带星空划分成28部分，用28个名称命名星空划分体系。早期载有28宿的可靠文献是《吕氏春秋》、《礼记·月令》《周礼》等书，他们的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00年），随县出土的28宿漆箱盖的发现，则把文献证据提前到公元前500年。此时，28个星宿名称已经完备，它们与四象配伍如下：东宫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北宫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西宫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南宫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各宿分部，疏密不均，井宿横跨30多度，而觜宿、鬼宿仅跨几度。中国的28宿是不等间距划分，这同先秦时期形成的“分野”说有一定的关系。

　　四分历

　　春秋时天文学比夏、商、西周又有了发展。《春秋》一书，对日月的记录非常翔实，在242年间，记录日食37次，其中30次已证明是可靠的。公元前720年二月二十日记录的日全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记录，比西方记录早135年。又据《春秋》记录，周匡王二年七月（公元前613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天文学家公认这是哈雷彗星在世界上最早的记录，比欧洲早670多年。《左传》中两次冬至时刻的记录，一次是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一次是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春秋中期，我国已知道19年置7个闰月的排历法。春秋末期创制了“四分历”，规定一年有365天另6个小时，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星岁纪年法表明当时对岁星、天玺、赤道带都已有高度认识。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中国最早全面阐述中医学的名著，约出现于战国末期。《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各9篇，主要论述人体解剖、生理、脉学、病理、病因、诊断、治疗、预防及养生等方面的内容。

　　《素问》主要从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生理及病理现象，它将人的五脏六腑等生理器官视为依循阴阳五行构建的一个整体，认为这个整体被破坏了，就会产生疾病。

　　《灵枢》则主要阐明针刺和灸的疗法，它对经络、穴位、针灸理论、针刺用具、针刺方法、针灸的适应症、注意点和禁忌等等，均有详细的阐述。其中按针的不同使用已有9种分类，称为“九针”。反映出我国的针灸疗法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灵枢》还记载了有关人体解剖的知识和血液循环的概念。书中认为食管的长度与大小肠长度的比例是1∶35.5，与20世纪初的测量数据接近，这表明中国2000多年前的人体解剖学，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气功

　　气功是通过调身、调息、调心相结合，内外兼练、动静相兼的自我身心锻炼的功法，它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用于医疗保健等各种功法的总称。练功者通过对身心（形体和精神）呼吸等进行特定的自我锻炼，而调动生理潜能，培育人体真气（体能及其信息），达到防治疾病、保健强身、抵抗衰老、延年益寿的目的。

　　史学家普遍认为气功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医、儒、道、武、杂、俗等诸家的努力，春秋战国时对诸如气的形成、养气练功的方法、要领及气功的作用等形成了一整套认识并逐渐发展成后来不同的气功流派。

　　扁鹊

　　扁鹊，姓秦，名越人，渤海郑郡（今河北任丘）人，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

　　扁鹊年轻的时候，是一家馆舍的主管人，他认识了一个叫长桑君的人。通过长时间的交往和了解，长桑君觉得扁鹊人不错，就把自己多年来的医疗经验和珍藏多年的药方都传授给他。扁鹊经过钻研学习，成了一名杰出的医生。

　　扁鹊此后就在今陕西、山西、河北一带行医，为人民解除疾病痛苦。

　　扁鹊经过虢国的时候，听说虢国公子因血液运行不畅而忽然倒地身亡。他认真询问了公子的病情和症状，认为公子并没有真正死亡，他可以把公子救活过来。于是他求见虢国国君，用针石药剂很快就救活了公子。大家都认为扁鹊能够使死了的人复生。扁鹊谦虚地说，不是我能起死回生，是他本来就没有死，我只不过是让他恢复过来而已。

　　扁鹊经过蔡国的时候，看见蔡桓公气色不好，就很直率地告诉他：“您生病了，病在皮肉之间，现在还比较容易治。”可是蔡桓公自我感觉很好，坚称自己没病。又过了5天，扁鹊见到蔡桓公说，你的病已在血脉里，不治就要恶化。蔡桓公又没有听扁鹊的劝告。又过了5天，扁鹊见到蔡桓公，见他面色灰暗，又说：“您的病已在肠胃之间，再不治的话，就有生命危险了。”这次蔡桓公还是没理会。又过了5天，扁鹊最后一次见蔡桓公，见他面色已全无光彩，知道已是无药可救，就走了。没过多久，蔡桓公就发病而亡。

　　此后，扁鹊开始周游列国，随俗为变，处处为病人考虑。经过邯郸时，那里重视妇女，他就当妇科医生；经过洛阳时，那里尊重老人，他就当起了耳目科医生；在咸阳时，那里人疼爱小孩子，他就做儿科医生。总之，他各种科目都很擅长，努力为天下百姓解除疾病。

　　扁鹊是一代神医，因为名声太大，遭到小人的嫉妒。秦国太医令李醯，觉得自己的医术不如扁鹊高明，就派人把扁鹊杀了。

　　扁鹊是我国中医发展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医学家，为我国传统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们把他比作传说中黄帝时代的神医扁鹊，后来的中医都尊他为祖师。扁鹊的医学理论，被后人整理成一部医书，名叫《难经》，是中医学的宝贵文献。

　　鲁班

　　鲁班，又称公输般，春秋末年鲁国匠师。他发明的木工具有刨、墨斗、曲尺、钻和铁锯。他不但能建筑房屋和桥梁，而且还会制造各种器械，如攻城的“云梯”和用于水战的“钩强”，还有运输工具木车马、加工粮食的磨和碾等。鲁班是中国春秋时期手工匠的杰出代表，后世土木工匠都尊奉他为祖师。

　　司南

　　《管子·地数》篇中说：上面有磁石的地方，地下有铜金矿藏。这是世界上关于磁石的最早记录之一。到战国末年，人们已知磁铁吸铁的磁性作用，《吕氏春秋·精通》篇中说：磁石对铁有吸引力。人们还利用其指极性，发明了确定方位和南北的仪器——司南。

　　司南形如汤匙，用磁石做成，底圆而滑，置于刻有方位之铜盘上。使用时，转动勺把，待其静止时，勺把指向南方。司南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指南针。

　　《乐记》

　　《乐记》是中国古代儒家音乐理论的重要经典，是荀子学派的著作。《乐记》主要论述了音乐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指出音乐产生于人的思想感情，人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感情激动起来，就表现为“声”（包括乐音和噪音），这种声互相应和，其变化有一定规律的就成为“音”（乐音）。把音按照一定规律组织奏作起来，再加上舞蹈，就成为“乐”（音乐歌舞）。

　　《乐记》中认为音乐表现不同的感情，因而反映并影响社会的治、乱。它列举了哀、乐、喜、怒、敬、爱各种不同感情在音乐上的不同表现，进而指出社会的治、乱和国家的兴亡必然会影响人的思想感情，因此必然会从音乐中得到反映；反之，音乐表现的不同，也必然会对社会的治、乱和国家的兴亡起反作用，给予潜移默化的影响。《乐记》强调音乐的社会教育作用。音乐应成为社会教育的工具，与礼、刑、政一起，在不同的方面发挥作用，以安定社会，使国家有大治。它在后世被称为“乐教”。

　　在音乐美学方面，它要求以善为准则。提倡“德音”“和乐”，反对“溺音”“淫乐”；认为音乐美的最高境界在于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乐记》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在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它所表达的音乐思想被视为正统。

　　编钟

　　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以编钟与鼓为主要乐器的大型乐器。古代常把几件形状相同、大小不一的铜钟组合成一套编钟。最初的编钟往往是三件一组，以后又发展到十几件、几十件一组。编钟的音色丰富优美，音域宽广，人们演奏时，可以根据需要同时使用一至三组编钟。大型编钟往往悬挂在钟架上，通常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是低音区，用来演奏和声；上层是高音区，用来演奏旋律。古代编钟演奏往往用于王侯贵族的宴饮娱乐与祭祀仪式。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共编成8组，是至今发现的古代保存最完好的编钟。曾侯乙墓还出土了很多战国时期的乐器，比如首次发现了十弦琴、五弦琴、排箫和篪等几种失传多年的古老乐器。 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