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朝的发展与衰亡

　　清前期工商业的繁荣

　　清朝前期的手工业生产比明朝更加发达。顺治时，政府禁民间开矿，后来不断放宽开矿政策。乾隆时，政府鼓励商人开矿，矿冶业迅速发展。云南的铜矿数量多、规模大，乾隆年间有500余处。

　　那时候，苏州仍以丝织业闻名。而南京、广州等地的丝织业也后来居上，超过了苏州。南京有织机3万多台，所产绸缎行销全国。景德镇制瓷业的规模比过去扩大了。边疆少数民族的手工业也发展起来。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繁荣起来。北京是当时全国性的贸易市场。东南各省和苏州、扬州等城镇都很繁华。西北、西南各地也出现了不少商业城市。

　　那时的北京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特产。东北的貂皮、人参，江南的水果、绸缎，西藏的麝香、红花，新疆的毡毯，蒙古的皮货，云南和贵州的名贵中药，都出现在北京的市场上。清朝前期，北京最繁华的地区在宣武、正阳、崇文3座门外，那里的富商大贾拥有成千累万的资本。乾隆年间，正阳门外大栅栏一带，已经是店铺、酒楼林立的热闹街市。乾隆时候，扬州的商业十分繁盛，许多行业形成集中的街市，有专营绸缎的“缎子街”，专设茶肆酒楼的北门桥等。

　　康熙撤藩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夜，顺治帝福临病逝。初九，其子玄烨即位，时年8岁，以第二年（1662年）为康熙元年。

　　康熙帝亲自执政后，大力整顿朝政，使新建立的清王朝渐渐强盛起来。但是，南方的3个藩王却成了康熙帝的一块心病。

　　三藩问题由来已久。早在顺治年间，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奉命南征，为清王朝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顺治帝在统一天下后，并没有及时撤除三藩，而是命令他们留守其地。日积月累，三藩势力日盛，成为威胁中央的地方割据势力。三藩拥兵自重，把持地方财政，欺压百姓，甚至利用沿海交通的便利条件，置朝廷的海禁政策于不顾，大肆进行走私活动。

　　吴三桂颁发的兵部票 清

　　康熙帝即位之初，四大臣辅政。他们对三藩采取笼络、包容之策，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对付南明、农民军余部，因而对三藩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三藩的势力更加嚣张。康熙帝亲政后，敏锐地看出三藩已成为国家的心腹之患，把它列为自己亲政所必须解决的大事之一。

　　康熙帝亲政之前就采取措施，逐步削弱三藩的势力，他收缴大将军印，裁兵裕饷，严禁欺行霸市、借势扰民，解除藩王总管云贵两省事务的职务。亲政以后，康熙专心学习经史典籍，借鉴历朝历史，他清楚地认识到：三藩的性质不是同宋初的开国功臣一个类型，而是同唐末藩镇一个性质。于是他更加抓紧整顿财政，筹措军费，扩大兵力，并主动缓和满汉矛盾，以争取民心，为撤藩工作做准备。

　　康熙帝虽有撤藩之意，但鉴于“三藩俱握兵柄”，他也不敢贸然行动。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平南王尚可喜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上奏要求“归老辽东”，主动提出了撤藩问题。康熙帝立即抓住机会，顺水推舟，应允了尚可喜的要求，并对他的行为加以表彰。

　　一石激起千层浪，康熙帝的行为引起了其他二藩的恐慌。其时，吴三桂之子吴应熊正在京师，他立即派人快马加鞭送给其父书信一封，信中写道：“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辞职疏，而王独无，朝廷之疑愈深。速拜疏发使来，犹可及也。”吴三桂为了消除皇帝的疑心，便接受了其子的建议，立即上疏“请求撤回安插”，耿继茂之子耿精忠迫于形势，也上书一封，请求撤回安插。

　　两王上书到达京城，朝臣对是否撤藩的事情意见不一，大多数官员惧怕吴三桂势力，主张暂时妥协，先行撤去耿精忠的藩国。康熙帝认为与其等吴三桂蓄谋已久，养痈成患，不如痛下决心，三藩并撤。于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八月，康熙帝派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带手诏前往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往福建，会同地方官员料理三藩迁移事务。

　　但是吴三桂申请撤藩不过是故作姿态，没想到康熙帝竟然如此迅速地批准他撤藩。吴三桂感到愤愤不平，即与其党羽密谋起兵。九月初，康熙帝所遣办理迁移事务的大臣到达云南后，吴三桂阳奉阴违，表面上接受诏书，暗地里却一再拖延动身日期，加紧叛乱的步伐。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逼使云贵总督甘文翯自杀，扣留了折尔肯，自称“周王”，建元昭武，公开反叛清朝。

　　吴三桂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大臣中主张向吴三桂妥协的人很多，大学士索额图竟然要求将“前议三藩当迁者，皆宜正以国法”。康熙帝也知情势严重，但他知道撤藩的决策没有错，此时向吴三桂妥协，只能长他的气焰，灭自己的威风，他下定决心要与吴三桂一比高低。吴三桂起兵前后，曾经致书平南、靖南二藩，台湾郑经以及贵州、四川、湖广、陕西等地官吏，他还发布了蛊惑人心的《反清檄文》。一时间，滇、黔、湘、蜀纷纷响应。吴三桂主力东侵黔湘，很快兵力便达到14万。接着河北总兵蔡禄也反于彰德，塞外又有察哈尔部布尔民的叛乱，可谓“东南西北，都在鼎沸”。

　　康熙帝没有退路可走，当即采取措施，布置兵力，“增派八旗精锐前往咽喉要地荆州固守”；停撤广东和福建二藩，孤立吴三桂；拘禁额驸、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家属，赦免散处各地的原属吴三桂的官员，削除吴三桂爵位，并悬赏捉拿吴三桂。

　　康熙十四年（1675年），吴三桂与清王朝的对抗达到了顶峰。叛军在全国形成了三大战场：耿精忠控制的福建、浙江、江西为东线，湖南是正面战场，以及四川、陕西、山西、甘肃为西线。康熙帝分析形势，定下战略方针：以荆州为战略立足点，顶住湖南战场的吴军主力，只对峙而不主动出击；主攻从侧翼入手，先解决耿精忠、王辅臣两股主要叛军，然后再集中力量对抗吴三桂。康熙帝还并用剿灭、招抚两手，亲自致书王辅臣、耿精忠等人，表示只要他们“投诚自归”，即赦免前罪，仍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康熙十五年（1676年），王辅臣兵变降清。十月，耿精忠投降。十二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也公开反吴。康熙帝践约，一律优待他们。如此一来，那些参与反叛的将领和将官纷纷投降，吴军渐渐分化瓦解。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吴三桂暴病身亡。其孙吴世璠即大周皇位，改元洪化。他见势不妙，退居贵阳。清军在解决两翼之后，开始战略反攻，进入湖南。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清军攻克岳州。接着势如破竹，一路收复长沙、常德、衡州。至此，湖南、四川、贵州、广西被收复。康熙帝又下令兵分3路，进军云南。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昆明城破，历时8年的内战以吴三桂的覆灭而告终。

　　施琅进攻台湾

　　平定“三藩”之乱后，统一台湾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台湾此时成了最后一块反清复明的活动基地。郑成功到台湾后不久，就生病去世了。他的儿子郑经率领郑氏部属，在台湾和福建沿海一带活动，仍然沿用明朝年号。1681年，康熙帝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筹划攻台。施琅（1621年～1696年）是福建晋江人，他以擅长海战著称，曾随郑成功起兵抗清，后投降清朝。他到了福建后，就布置打造战船，操练水师。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台湾郑氏早已听到风声，派久惯海战的大将刘国轩坐镇澎湖。刘国轩修建炮城，排列战舰，准备迎战。六月十六日，清军船队集齐，两军开始交战。施琅一马当先，首先驾船冲入郑军中。郑军气势强盛，各营镇战船争先恐后，围绕清军战船猛攻，施琅被流弹击中受伤。清军船只多，挤在一起，难以发挥威力。初战受挫，施琅传令各船将士不许卸甲，严阵以待。六月二十二日清晨，清军誓师出战。施琅将船分为8队，每队7只。他自己统领一阵，居中调度。又派80只船为后援，50只船在东侧截敌后路，50只船在西侧作为疑兵进行牵制。两军相遇后，炮如雨下，烟气蔽天。在清军的奋力冲杀下，郑军渐渐不支，将士丧失了十之七八。刘国轩知道大势已去，不敢再战，急忙率领残兵败将，退回台湾岛上。

　　台湾一些郑军将领听说清军来势凶猛，于是变节纷纷派人与施琅接洽，里应外合，协助清军。清军兵不血刃，占领了台湾本岛。清军占领台湾的消息传到京师，康熙帝大喜，封施琅为靖海侯。收回台湾后，清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对台湾的弃留之争。许多大臣对台湾的历史、地理缺乏认识，竟然认为台湾地域狭小，得到了不会增加领土面积，失去了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因而他们主张弃台。对此，施琅坚决反对，上疏力争，提出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保卫东南沿海的天然屏障，一旦放弃，必然重被荷兰人占据。

　　康熙帝完全赞同他的主张，下令设立台湾府，下属3县，归福建省管辖。统一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这不仅对国家统一具有重大意义，对台湾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靳辅治理黄河

　　治理黄河是康熙帝执政后所做的一件大事。1676年，黄河又发大水，扬淮地区7个州县成了一片汪洋。康熙帝毅然着手治理黄河，他选用了精明能干的武英殿学士靳辅当河道总督。靳辅（1633年～1692年），辽阳（今属辽宁）人，他带着熟知农田水利的陈潢，从黄河河口溯流而上，沿河视察了湖堰闸坝，勘测水情地势，亲自找两岸百姓和工匠了解情况。晚上，他们查阅典籍资料，研究治河方略。他们往返几百里，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终于拟定出大修黄河的方案，奏章报告给康熙皇帝。他们提出，必须把黄河、运河、淮河视为一体，通盘治理。在治河技术上，除了承袭前人筑堤等办法以外，他们又提出了许多新办法。如：放淤固堤法，把大量泥沙引到河岸的低洼地区造田；开引堵决法，使决口不堵自灭；以及测水法、减水坝法等。

　　康熙皇帝觉得靳辅的治河方略既大胆又合理，并调来成千上万的工匠、役夫，日夜施工。靳辅和陈潢每天亲临工地监督。民夫们先在黄河下游挖河150公里。这样，不仅疏通了河道，而且用挖出的河土筑坝，填堵大小决口，使河水安然入海。然后，他们又在河南等地黄河中游河岸修筑堤坝，成功地控制了周围河泽湖泊进入黄河的水量。在淮河和运河先后动工，或堵决口筑堤坝，或开河挑河改运口，把运河入黄河的河口由地势低的地方改到地势高的地方。结果长年淤积的扬淮地区7州县的洪水退去了，运河漕运也畅通无阻了，漕船行经河泽的航程缩短了十分之九。后来，在靳辅59岁时，他再一次被康熙帝任命为河道总督。靳辅死后50年内，黄河没有出现严重的水患。百姓们怀念他，纷纷说他是“河伯再生”，还为他建立了祠堂。

　　靳辅留下的《靳文襄公奏议》《治河方略》，陈潢留下的《治河述言》（由他的朋友张蔼生整理）都成为我国水利史上的名著，受到后人的重视。

　　雅克萨之战

　　康熙帝大阅兵之盔甲

　　康熙帝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清政府商议攻取雅克萨城。不久，康熙帝命都统彭春统兵、副都统班达尔沙偕同佟宝等参赞军务，命令建义侯林兴珠、都督何佑等率福建藤牌军，并且调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的火器兵前往协助攻城。同年四月，清都统彭春、都统郎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满、蒙、汉官兵3000多人，分水陆两军分别从黑龙江城（今黑河市瑷珲镇）和卜魁城（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向俄军的重要据点雅克萨进发。六月二十二日，清军抵达雅克萨城下，康熙帝用满、蒙、俄3种文字照会俄方，要求俄国方面撤出雅克萨，归还逃犯，以雅库茨克（今俄罗斯境内）为中俄边界，但俄方予以拒绝；二十四日，俄方援军赶到，清军将“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列在阵前，做好攻城准备；二十五日黎明，清军向雅克萨发动进击。哥萨克势绌兵败。这天夜里，清军水陆并进，经过一昼夜激烈战斗，俄军伤亡惨重，尸横遍野，陷入绝境，但是其所余部将仍顽强抵抗。清军副统帅郎谈于是下令在城下三面积柴，准备焚城。俄军只好出城乞降，并发誓不再回到雅克萨城，都统彭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遵照康熙帝旨意，将托尔布津及部属、妇女、儿童免去死罪，全部放回俄国，并放出被掳掠的清朝边民。这样，由满、汉、蒙、达斡尔等民族组成的清军，在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下，攻克了被俄军侵略占据了20年之久的雅克萨城。

　　《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缔结的第一个条约，全称《尼布楚议界条约》。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1689年9月7日）由清政府全权使臣索额图和沙俄全权使臣戈洛文签订于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共分6款，其中有关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的规定是：两国以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为界，再由格尔必齐河发源处沿外兴安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唯乌第河与外兴安岭之间的地方暂行存放待议（第一款）。还规定：“俄人在亚（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第二款）。条约还就两国互不收纳逋逃、居民不得擅自越界、贸易互市等事宜作了具体规定。

　　三征噶尔丹

　　沙俄政府在雅克萨失败以后，并不甘心，就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又唆使准噶尔部（蒙古族的一支）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3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其他两部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部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来在伊犁一带过游牧生活。自从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他野心勃勃，先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保护。

　　1690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分兵两路。右路清军先接触噶尔丹军，福全带左路清军反击，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内）将叛军杀得七零八落，叛军纷纷丢了营寨逃走。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使出缓兵之计，假意求和，带领残兵逃到漠北去了。噶尔丹回到漠北，表面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暗地里重新招兵买马，并扬言将大举进攻。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分3路夹击。两军遭遇在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清军前后夹击，大败噶尔丹。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脱逃。经两次大战，噶尔丹叛乱集团土崩瓦解，但噶尔丹仍继续顽抗。隔了一年，康熙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这时候，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妄阿拉布坦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走投无路，就服毒自杀了。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赐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清政府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

　　后噶尔丹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攻占西藏。1720年，康熙帝又派兵远征西藏，驱逐了策妄阿拉布坦，护送达赖喇嘛六世进藏。以后，清政府又在拉萨设置驻藏大臣，代表清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

　　岳钟琪

　　岳钟琪（1686年～1754年），清朝名将，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康熙五十年（1711年），由捐纳同知改武职，任四川松潘镇中军游击。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任四川永宁协副将；五十九年（1720年），奉命率军随定西将军噶尔弼入藏，直抵拉萨，击败准噶尔兵。六十年（1721年），升四川提督。雍正二年（1724年），率军随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授三等功，赐黄带。三年（1725年），兼甘肃巡抚和川陕总督。五年（1727年），在陕甘两省推行摊丁入亩。又对四川乌蒙等土司实行改土归流。雍正年间，屡征准噶尔，拜宁远大将军。后因刚愎自用，坐失战机，被削爵夺职，拘兵部，后获释家居。乾隆十一年（1746年）金川之役以总兵衔起用，不久，授四川提督。十四年（1749年）正月，随傅恒参与大金川之战，说降大金川土司沙罗奔，金川平定，加太子少保，授兵部尚书衔，还四川提督任，赐号威信。乾隆十九年（1754年），镇压陈琨起义，病死于四川资州。著有《姜园集》《蛩吟集》等。

　　清朝的疆域

　　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经过同外部侵略势力及内部分裂割据势力的一系列斗争，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和巩固的国家。

　　乾隆时期，清朝的疆域已经最后形成，计有内地18省和东北的盛京、吉林、黑龙江，以及内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在萨彦岭和唐努山之间）、青海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幅员辽阔。西到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北到唐努乌梁海，东北到外兴安岭、库页岛和鄂霍次克海，东到台湾诸岛屿，南到南沙群岛，这就基本上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规模。

　　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加强和巩固国家统一事业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清世宗雍正

　　雍正皇帝（1678年～1735年），在位13年，圣祖第四子，初封雍亲王。康熙末年，得隆科多、年羹尧之助夺得帝位后，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巩固皇位。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他创立秘密立储制度（即密写继位皇子的名字，藏于乾清宫的匾额之后）。雍正元年（1723年），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措施，以此限制、减少官员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雍正二年（1724年），决定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雍正三年（1725年），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雍正七年（1729年），发生曾静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已故理学家吕留良，世宗遂大兴文字狱，以作为钳制思想、打击政敌、树立权威的手段。同年，始设军机房，选亲重大臣协办军务。还命督抚布按等地方大员密折奏事，以加强皇帝对地方行政的控制。取消诸王对下五旗（正红、镶红、镶白、正蓝、镶蓝）军队的统率权，加强君主专制。实行摊丁入亩，保证赋税收入。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设置驻藏大臣，加强对西藏的管辖。出兵平定青海和硕特部贵族的叛乱，镇压准噶尔部贵族骚扰。与沙俄订立《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中俄中段边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卒。

　　年羹尧

　　年羹尧（1679年～1726年），清朝名将，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侍讲学士。四十八年（1709年），任四川巡抚。五十七年（1718年），升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六十年（1721年），改任川陕总督。曾多次督兵剿抚辖区内少数民族武装。蒙古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攻袭西藏，年羹尧以定西将军衔率军征剿，平定西藏。雍正即位后，颇得倚任。雍正元年（1723年）授抚远大将军，青海蒙古台吉罗卜藏丹津叛，奉命进讨，督军至西宁，以功加太保，封公爵。次年，朝廷从其议，以岳钟琪等率兵4路进剿，大破叛军，青海平定。他既居高位，乃恃功骄纵，威权自恣。至京师，王大臣郊迎，不为礼。后遭雍正帝猜忌，调任杭州将军。又因众官交章劾奏，罢将军任，尽削其职、爵，逮至京师问罪。1724年以92款罪被勒令自尽。著有《治平胜算全书》《年将军兵法》。

　　设立军机处

　　清初，清廷中央政府机构在明朝的建制上，又增加了自己的特点。既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与内阁作为中央主要行政机构，同时又设置“议政王大臣会议”，居于内阁之上，作为最高的中枢决策机构，互相牵制。议政王大臣会议是维护满族贵族特权地位的机构。后来历任皇帝为提高皇权，对其势力加以削弱，议政制度慢慢衰落下来。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南书房，并任命亲信大臣撰拟谕旨，执行皇帝下达的各种命令，权势甚重。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被削弱。雍正帝即位后，首先收回了诸王的军权，接着在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军机房，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改称为军机处，秉承皇帝谕旨办理各种机要事务，完全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清廷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清代皇权进一步的提高，封建专制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字狱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采取两种手段：对于服从统治的文人，采取招抚的办法；对于不服统治的，采取严厉的镇压。就在康熙帝即位的第二年，有官员告发，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珑的文人，私自召集文人编辑《明史》，里面有攻击清朝统治者的语句。这时候，庄廷珑已死去。朝廷下令，开庄廷珑棺材戮尸，把他的儿子和写序言的、卖书的、刻字的、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这个案查下去，一共株连了70多人。

　　由于这类案件完全是因写文章引起的，所以就叫作“文字狱”。

　　康熙帝死后，他的第4个儿子胤禛即位，这就是清世宗，又称为雍正帝。在雍正帝的统治下，文字狱更多更严重了。其中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

　　吕留良也是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了反清斗争，失败后，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做官，他坚决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发当了和尚。吕留良当了和尚以后，就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后来，吕留良死了，他的书也没有流传开去。

　　有个叫曾静的湖南人，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

　　张熙到浙江后，不但打听到了文稿的下落，还找到了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谈得很投机。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就约两人见了面，4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大家就秘密商量推翻清王朝的办法。

　　他们知道，光靠几个读书人成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握有重兵。他想，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就大有成功的希望。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是位高权重的川陕总督，岂肯冒谋逆大罪，听从小民蛊惑。他迅速将这事上报雍正帝。雍正批示岳钟琪审理此案，并指示岳钟琪不要重刑逼供，要设法引诱他说出实情。岳钟琪于是会同陕西巡抚西琳、按察司顾色定下诱导之计，岳钟琪先将张熙偷偷放出，以礼相待，然后痛哭流涕，说自己早有谋反之意，只是皇帝监视严密，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又要与张“盟誓”，迎聘他为老师，共举义旗，反满复汉。

　　张熙信以为真，将老师曾静的姓名、居地以及平常交游的人，和盘托出。岳钟琪得到了其想要的东西后，立即恢复本来的面目，将张熙重新下狱，把所得情报上报雍正帝。

　　雍正帝迅速采取措施，于十月间派副都统海兰，十一月初派刑部侍郎杭奕禄为钦差急赴湖南，将曾静及刘之珩、陈立安、陈达、张新华等与曾静和张熙有关的亲友扣押；又命浙江总督李卫查抄已故的吕留良家，将吕留良的儿孙以及一帮学生拿获。后来雍正又命将各犯解送京师。

　　雍正帝为了挽回声誉，洗刷失德的罪名，尽力寻找攻击他失德的言论制造者。曾静所列举的雍正“十大罪状”中“谋反、逼母、弑兄、屠弟”等都是不曾向民间公布的重大政治事件，乡野小民怎么会知道的？其后必有更大的阴谋者在散布谣言。于是他下令有司追问曾静何以得知这些小道消息，曾静供认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说的。雍正帝顺藤摸瓜，发现根源竟然是允禩集团的人。原来允禩、允禟的奴隶、太监因受到其主人的牵连，被贬往边远的地区，心怀不满，便到处散布谣言。

　　雍正帝决心挽回自己的名誉，他屡发上谕，再次宣布允禩集团罪状，讲述储位斗争以前的历史，为自己辩白。为了使自己的辩白能够广传天下，家喻户晓，他又将关于曾静一案的上谕编辑在一起，附上曾静的口供，编成《大义觉迷录》。雍正帝将该书颁发到全国各府州县学，命地方官向百姓宣讲。

　　除了这样真是由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案子之外，有不少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或是挑剔文字过错惹出的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挑剔说这“清风”指的就是清朝。这样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丢掉了。

　　乾隆下江南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皇帝登上了皇位。他在位60年中，保持和发展了康熙、雍正时期的势头，所以后世人常常把他和康熙、雍正皇帝并称，把他们在位的100多年说成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当时，清朝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恢复和发展，到乾隆时，社会经济空前繁荣。

　　乾隆帝即位后的前10多年，兢兢业业地治理朝政，但在位后期，重奢靡，铺张浪费。乾隆帝在位60年，就6次游江南，4次谒祖陵，5次游五台山，到曲阜祭孔、到河南告诣嵩山的次数不可胜数。各地地方官为了投皇帝所好，每次接圣驾都要大大排场一番，有时候一次就花去二三十万两银子。乾隆皇帝每次乘船顺运河游江南，运河两岸都搭满了戏台、彩棚，沿河排列着无数彩船。他的龙舟及大大小小的随行船只共有1000多艘，都由青壮年拉纤，称为“龙须纤”。

　　扬州本地为了接驾，商人更是挖空心思地露富摆阔。城里的大街小巷，都铺上了锦毡，路两边挂着绸帐，装饰得富丽堂皇。盐商为了讨好皇帝，捐钱修筑行宫，开湖堆山，建楼造园。乾隆皇帝见到这些别致的江南园林，十分赞赏。除了游山逛水，对女乐、珍宝、饮食、宫苑等等，乾隆皇帝也无所不好。有个大臣劝乾隆皇帝说：“皇上每到一处巡幸，地方官一味奉承，侵害百姓不浅。”乾隆皇帝大怒，非要杀那个大臣不可。多亏朝廷大臣一再讲情，才把那个大臣免官了事。皇帝既然如此，其他贵族官僚、地主豪绅上行下效，追求享乐，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乾隆帝禁书修书

　　清王朝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营，经济发展很快。到雍正帝儿子清高宗弘历（乾隆帝）在位的时候，已经可以称得上国富民强了。清朝初期的文治武功在这个时期都达到了鼎盛。

　　1757年，原来已归服清朝廷的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乾隆帝派兵两路进攻，平定了叛乱。

　　乾隆帝跟他祖父、父亲一样，不仅注意武功，还十分重视文治。他一面继续招收文人学者做官；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

　　乾隆帝朝服像

　　但是，乾隆帝明白，光靠文字狱来实行文化统治去不了根，还有成千上万的书籍贮藏在民间。如果里面有不利于他们统治的内容，那就无可奈何了。后来，他想出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来编辑一部规模空前巨大的丛书。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借这个机会正好可以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

　　1773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派了一些皇亲国戚和大学士担任总管，那些皇亲国戚大多是挂名监督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昀等人。

　　要编这样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先得收集大量的书籍。乾隆帝下了命令，叫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并且定出了奖励办法，私人进献图书越多，奖励越大。这道命令一下，各地图书便源源不绝送到北京。两年之中，就聚集了2万多种，再加上宫廷里收藏的大量图书，数量就很可观了。书收集得差不多了，乾隆帝就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员对图书进行认真检查。凡是有“违碍”（对清统治者不利）字句的，一律毁掉。经查发现在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上代不那么尊重，乾隆帝认为这是很不体面的，就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也有3000多种。

　　后来，这部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终于编出来了。编纂者们对大批图书进行编辑、校勘、抄写，足足花了10年工夫，到1782年正式完成。这套丛书按经、史、子、集四部44类编排，共收图书3461种，多达7万多卷，共计3.6万册。《四库全书》始修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完成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缮写完第1部之后，又缮写6部及副本1部，分别藏于故宫、圆明园、沈阳、承德避暑山庄等地。后来历经战火，《四库全书》或被抢，或被烧，保存比较完整的仅有藏于承德避暑山庄的那一部，现收藏于北京图书馆。

　　乾隆帝编修《四库全书》是结合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和大规模地征集民间遗书两项活动同时进行的，因而《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两书的收书范围和质量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代。不论乾隆帝当初的动机怎样，这部书对后代人研究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毕竟是一项重大而珍贵的贡献。

　　大贪官和珅

　　乾隆帝做了60年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很有作为，觉得意得志满，骄傲起来，越来越喜欢听颂扬的话。于是，就有个人用讨好奉承的手段取得他的宠信，掌握了大权，这个人就是和珅。

　　有一次，乾隆帝要外出巡视，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下子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乾隆帝十分生气，问：“这是谁干的好事？”

　　官员们听到皇帝责问，吓得说不出话来。有个青年校尉在一旁镇定地说：“管事的人不能推卸责任。”

　　乾隆帝侧过脸一看，是个眉目清秀的校尉，乾隆帝心里高兴，忘了追问黄盖的事，问他叫什么名字。那青年校尉回答说叫和珅。乾隆帝又问他一些其他问题，和珅也对答如流。

　　乾隆帝十分欣赏和珅，马上宣布让他总管仪仗，以后又让他当御前侍卫。和珅是个非常伶俐的人，乾隆帝要做的事，他件件都办得称乾隆帝的心；乾隆帝爱听好话，和珅就尽说顺耳的。日子一久，乾隆帝就把和珅当作了亲信，和珅从此步步高升。和珅是个善于拍马逢迎之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已是高官厚爵，但一旦听到皇帝咳唾，便迅速以溺器进之。以一个红顶花翎的大臣身份去干一些下等奴仆干的事情，本应为人不齿，但乾隆却认为他“多称上意”，并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升他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同年，又御赐其子名为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额附。和珅跟皇帝攀上了亲家，权势就更加显赫了。

　　和珅掌了大权，别的大事他没心思管，只对搜刮财富感兴趣。他不但接受贿赂，还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还明里抢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最精致稀罕的东西留给自己，挑剩下来的再送到宫里去。好在乾隆帝不查问，别人也不敢告发，他的贪心就越来越大了。

　　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力，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摸透了他的脾气，就使劲搜刮珍贵的物品去讨好他。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压榨，百姓的日子自然也就不好过了。

　　和珅与皇后内侄福康安勾结在一起，将福康安荐进军机处。和珅的姻亲苏凌阿昏庸无能，却被和珅提为大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上疏弹劾和珅家人刘全“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财，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但被其同乡侍郎吴省钦偷偷告诉和珅。和珅马上指使刘全转移赃物，安排妥当之后，反诬曹锡宝。乾隆帝对和珅深信不疑，将曹锡宝革职留任，曹锡宝气愤而死。

　　和珅像

　　和珅还利用乾隆年老昏庸的思想，欺下瞒上。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官员尹壮图上疏反映各省库藏空虚。和珅知道皇上不喜欢听此消息，命人重新清查各省府库，诬告尹壮图所奏不实。皇上将尹壮图降职，对和珅更加宠信。

　　乾隆帝在做了60年皇帝后，传位给太子颙琰，这就是清仁宗，又称为嘉庆帝。嘉庆帝早知道和珅贪赃枉法的情况。过了3年，等乾隆帝一死，嘉庆帝马上把和珅逮捕起来，赐他自杀，并且派官员查抄他的家产。

　　和珅的富有本来是出了名的，但是抄家的结果还是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一张长长的抄家清单上，记载的金银财宝、稀奇古董多得数不清，粗粗估算一下，大约值白银8亿两之多，抵得上朝廷10年的收入。后来，那些查抄出来的大批财宝，都让嘉庆帝派人运到宫里去了。于是，民间就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清仁宗嘉庆皇帝

　　嘉庆帝（1760年～1820年），在位25年，乾隆第十五子，曾封嘉亲王。1796年即位，初年由太皇弘历训政，嘉庆四年（1799年）亲政。杀权臣和珅，屡令整饬吏治。镇压历时9年的白莲教起义，及黔、湘地区苗民起义和鲁、豫等地天理教起义。禁西洋人刻书传教。饬各省督抚禁断鸦片来源，贩运、吸食者皆治罪。筹八旗生计，遣闲散旗丁垦东北边外荒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卒于行宫。

　　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是清代民间一个秘密的地下宗教，其参加者多为贫苦农民。

　　四川、湖北、陕西三省交接处分布着大片原始森林，流民在此开山种地，白莲教在这里非常活跃。清朝历来仇视白莲教，大肆捕杀白莲教徒。

　　1796年，湖北枝江、宣都的白莲教徒在聂人杰、张正谟的率领下，首先起义，各地的白莲教徒纷纷响应。但起义军没有统一的斗争纲领和口号，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其中以襄阳黄龙王聪儿、姚之富的领导的起义军力量最强。

　　白莲教起义后，清朝大为惊恐，调集大批军队，疯狂镇压。清军又采取坚壁清野和剿抚并用的策略，使起义军陷入困境。

　　王聪儿、姚之富领导起义军转战湖北、河南、陕西、四川，与清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797年，王聪儿、姚之富陷入清军的包围之中，起义军全部战死。随后，其他的起义军也相继失败。

　　白莲教起义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清宣宗道光皇帝

　　道光帝（1782年～1850年），在位30年，嘉庆皇帝次子。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八月即位，以次年为道光元年（1821年）。六年（1826年），叛逃边外的张格尔纠集安集延、布鲁特寇边，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等城。他派兵攻剿，于次年收复四城。自即位起，奉天、直隶、河南、江苏、江西、安徽、甘肃等省灾害连年不断，政治腐败日甚，各地农民纷起反抗，他大肆派兵镇压。并谕令严行保甲、整饬吏治、除弊兴利、赈灾、治水利，勤政图治，以缓和社会矛盾。十八年（1838年），英美大量输入鸦片，他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二十年（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攻陷定海，并至天津海口投书。道光帝遂由禁烟、抗英转为动摇妥协。后时战时和，多所反复。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被迫派耆英等与英人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二十四年（1844年），又分别与美国、法国签订《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三十年（1850年）病卒。

　　太平天国革命

　　《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巩固政权，1853年颁布了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内容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平分土地、平均分配生产生活资料的方案，建立兵农合一的军政制度，试图实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绝对平均理想社会，带有明显的乌托邦的空想性质。

　　太平天国革命是清朝农民阶级为反对封建统治和外来资本主义侵略进行的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深，清政府横征暴敛，迫使农民走上武装反抗之路，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洪秀全于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秘密进行反清活动。1851年1月11日，率众约2万人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武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3月23日，在武宣东乡即位，称天王。9月25日，太平军攻占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在此封王建制，颁行《天历》，清除内奸、整肃军纪，革命政权初具规模。1852年4月初，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攻桂林不克，6月破全州，乘胜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于公元1853年3月攻克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正式成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其后，分别出师北伐和西征；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建立基层政权；对外则坚持独立自主，否认不平等条约，禁止贩卖鸦片，反对外来侵略。各地反清武装斗争风起云涌，江南地区的天地会，西南、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北方的捻军等纷纷起义，支持太平天国革命战争。1855年至1856年上半年，尽管北伐失败，但西征获得巨大胜利，曾第三次攻克武昌，控制江西13府中的8府50余县，将曾国藩围困于南昌。1856年4月和6月，相继攻破清军围困天京的江北、江南两大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进入全盛时期。但东王杨秀清居功自傲，导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公开决裂。天京事变发生，韦昌辉杀杨秀清及家属、部下2万余人，后韦昌辉又被洪秀全诛杀。翼王石达开因遭洪秀全猜忌，率10余万精锐出走。清军趁机反扑，武昌、九江、镇江等地相继失守，天京被清军再次围困。为挽救革命，洪秀全选拔年轻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为主将；任命由香港到天京的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又颁布了洪仁玕统筹全局的政纲《资政新篇》。1858年9月，太平军于浦口一带再破江北大营，11月在皖北三河尖大捷中歼灭湘军李续宾精锐约6000人。1860年上半年，3月克杭州，5月破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取常州、苏州，建立苏福省，进逼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联合绞杀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军东取上海和西入武昌的计划，均遭到外国侵略者的干涉、镇压而失败。1861年9月，太平天国控制9年的战略据点安庆失守，天京失去屏障。此后，外国侵略者配合李鸿章部淮军、左宗棠部湘军进攻江苏、浙江，苏州、杭州等城市先后失守。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其子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曾国荃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失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名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后在关防和各处行文中略去“通商”二字，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咸丰十二年（1861年）清政府为办理洋务而设立的中央机构，由恭亲王一人领班。下属司员，亦称章京，由内阁部员、军机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取8人为定额，嗣后逐渐增加，轮班办事。分设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海防五股及司务厅、清档房。掌对外交涉往来、海陆通商、各口关税、保护民教、边防疆界、海防、练兵、学堂、铁路电讯、商务、制造、庆典礼宾、选派出使各国使者，及官吏迁转考试等，职权范围极广，外人以“内阁中枢”目之。同文馆、海关总税务司皆归其管辖；南、北洋通商大臣所办事项按例皆由该衙门承转，但无直接隶属关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洋务运动

　　洋务，又称夷务，泛指包括通商、传教、外交等在内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物。洋务运动指清政府一批具有买办性质的官僚军阀在19世纪60～90年代为挽救统治危机，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场以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自救运动。

　　洋务派在中央以总理衙门大臣奕、侍郎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上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同治登基后他们握有实权，可以左右清朝的政局。如两江总督长期由湘系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刘抻一交替占据，直隶总督由李鸿章独占。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比西方好得多，只是火器比不上西方列强，只要清政府掌握了西方的近代军事技术和装备，就可以强盛起来。洋务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世纪60年代为第一阶段，洋务派打着“自强”的旗号，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船舰，兴办了一批军事工业企业；19世纪70～90年代是第二阶段，以“求富”为口号，洋务派开始举办民用工业企业。

　　在第一阶段洋务派建立的军工厂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李鸿章在曾国藩支持下在上海创立江南制造总局，创办经费为54万余两白银，工人2000余人，主要生产枪炮、弹药和小型船舰，还附设译书馆来翻译西方书籍，这是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企业全部都是官办企业，由清政府和湘、淮系军阀控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同时对外国有着严重的依赖性，从设计施工、购置机器设备、生产技术直到原料供应完全依赖于外国，并长期受外国人控制，但这些近代企业毕竟也具备了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

　　由于在创办军工企业的实践中遇到资金、原料、运输等困难，洋务派认识到必先求富才能自强，所以决定发展民用企业以积累资金，有了雄厚经济基础后才能制造洋枪炮以自强御侮。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开始大力发展民用工业企业，到19世纪90年代就已创办了大约20多家民用企业，包括交通运输、采矿、纺织、冶炼等各个行业。规模较大的有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总局、铁路交通运输业等。在这些企业中，上海轮船招商局是最有成就的一个，它是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这个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屡遭英美轮船公司的排挤，但并没有被挤垮，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

　　洋务派在兴办军工、民用企业的同时，还进行了筹建海军、加强海防、设立外文学馆、派遣留学生等活动。1875年，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奏请筹建北洋、南洋、粤洋（又称福建）3支海军。1885年，3支海军已初具规模。1862年，为配合洋务需要，奕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以教习外语为主，同时兼习天文、历史和数理化。此后，各类学堂学馆在各地纷纷建立。1872年，中国首次派遣留学生到国外，30名学生由上海赴美留学。此后，清政府还多次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洋务派的活动旨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型的科技、军事和翻译人才，是近代最早觉醒的先行者。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探索，尽管带有浓重的封建性和对外国的强烈依赖性，但其进步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福建海军建成

　　从光绪元年（1875年）起，清政府创建近代海军的计划开始实施。沈葆桢分管的南洋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四省，基础较好，因而发展十分迅速。福州船政学堂和马尾港等基础设施为南洋水师的起步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870年，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被任命为“轮船统领”时，已拥有“万年青”“湄云”和“福星”三船，并于第二年制定了《轮船出洋训练章程》和《轮船营规》。近代海军终于艰难地起步了。

　　到1874年，福建海军已拥有18艘舰船。在1884年8月，福建海军作为法国远征军的重要攻击目标，在马尾海战中遭到重创。其参战的11艘舰船被击沉击毁9艘，击伤2艘。官兵伤亡达700多人。福建海军的精锐损失殆尽，从此一蹶不振。虽经努力，但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雄威。

　　福建海军的建成毕竟是我国近代海军的开端，它在与法国侵略者的英勇作战中创立的卓越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洋务派创办的主要工矿企业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安庆军械所，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开始；1865年，李鸿章将上海洋炮局大加扩充，成立江南制造总局，是洋务派开办的最大的近代军事工业；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设福州船政局，专造轮船，是清政府设备最齐全的一个船舶制造厂；1867年，崇厚在天津创办天津机械局；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1877年，李鸿章在唐山创办唐山开平煤矿；1888年，张之洞创办湖北织造局，湖北织造局先在广东后迁武昌；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汉阳创办汉阳铁厂。

　　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872年），晚清重臣，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由广西进军湖南，为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同年底在湖南帮办团练，后又编练湘军。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彻底败溃后，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次年9月，督其弟曾国荃攻陷安庆。11月，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4省军务。旋向朝廷举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1864年7月，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1861年设立安庆军械所。1865～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1872年3月在南京病卒。

　　张之洞

　　张之洞（1837年～1909年），清朝大臣，河北人，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四川学政。与宝廷、陈宝琛、张佩纶纠弹时政，号为清流。光绪七年（1881年），授山西巡抚。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两广总督，支持福建、台湾、云南等地抗法斗争，援助刘永福黑旗军，起用老将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曾设广东水陆师学堂、矿务局，立广雅书院，以图自强。光绪十五年（1889年），调湖广总督，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4局，创办两湖书院，筹办芦汉铁路。中日甲午战争，代任两江总督兼江宁将军，要求变通陈法，又巡阅江防，购新式炮，筑西式炮台，编练江南自强军，广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学堂，主张改革科举。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

　　李鸿章

　　李鸿章（1823年～1901年），清朝大臣，本名章铜，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三年（1853年），回籍办团练，对抗捻军和太平军。咸丰八年（1858年），至江西入曾国藩幕僚，襄办营务。咸丰十一年（1861年），奉命编练淮军。同治元年（1862年）率淮军自安庆抵上海，同治三年（1864年），因剿杀太平天国，封一等肃毅伯。同治四年（1865年），署两江总督。同治五年（1866年），继曾国藩为钦差大臣，授湖广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与朝廷内政外交，掌管军事、经济大权。后为洋务活动，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先后兴办广方言馆、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军、民用企业和新式的北洋海军。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光绪十一年（1885年），与法国签订《中法越南条款》。中日甲午战争中，避战求和，导致战争失败和北洋海军覆灭，并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同年卸直隶总督入阁办事，但“不得与闻朝政”。次年，奉命出使俄国，订立《中俄密约》。旋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调署两广总督，次年实授。时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参与“东南互保”，力主与列强妥协，镇压义和团。不久调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督直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同年病卒。

　　李鸿章像

　　强学会的成立

　　1895年，由康有为发起，帝党成员、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强学会是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的重要政治团体，户部主事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强学会有会员数十人，除维新人士外，徐世昌、袁世凯、张之洞、聂士成以及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都曾入会。李鸿章也表示要捐2000两银子入会，由于甲午战败后他的名声不好，没有被接受。强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讲“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写《强学会叙》，痛陈列强侵略下的危急形势以及成立学会挽救时局的紧迫性。上海强学会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成立。宣言由康有为起草，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章程由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会同康有为共同拟定；经费主要由张之洞资助。章程标明“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并规定该会任务是译印图书，出版报刊，设图书馆及开博物院。江浙维新名士纷纷入会。北京的强学会发行《中外纪闻》；上海的强学会则创《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1896年，两地的强学会均被清政府查封。

　　康梁主张变法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维新派的重要首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客观形势的刺激和影响下，康有为逐步形成了改变现状、变法图强的思想。在他给光绪皇帝所上的7封书中，详细阐释了他的变法思想。首先，他指出变法乃是势所必然。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已决不是变不变法的问题，而是怎样变法的问题，不变法就无以救亡图存。其次他指出变法要“全变”“变本”。康有为的以“全变”“变本”为标榜的变法政治纲领，就是企图在封建制度许可的范围内，争取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权利，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也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维新派的重要首领和提倡改良主义的思想家。1895年梁启超赴北京会试，和康有为一起参与和发动了“公车上书”活动。

　　时务学堂的创办

　　1897年，时务学堂创办，标志着湖南省的教育改良运动进入了高潮，它以“广立学校、培植人才”为宗旨，并宣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梁启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宣传大同思想，要求青年学生“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他制定学堂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为“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梁启超还通过批改学生课卷，指责君主集权专制。

　　在时务学堂及其后创办的南学会的影响下，湖南教育领域风气大变，不到半年间设立了很多学堂和学会。后来维新派人士倡导的民权学说和其他激进的变法思想，引起守旧势力的不满，梁启超和其他康门弟子也被迫离湘出走，维新派在湖南发起的改良主义教育终告失败，但是强学会在湖南的影响还是很大。

　　严复和《天演论》

　　严复（1854年～1921年），字几道，又字又陵，福建侯官人，他是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也是系统地在中国传播西学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他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后留学英国海军学校。

　　光绪五年（1880年）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中日甲午战争后，他发表《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等一系列政治文章，发出爱国救亡的强烈呼声，主张维新变法，并着手译述英国自然科学家赫胥黎的著作，取名《天演论》。戊戌变法前，他曾主办《国闻报》。戊戌变法后，他翻译《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等，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和逻辑学。辛亥革命后，他思想日趋保守，1915年列名“筹安会”。其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1898年，严复翻译英国赫胥黎所著《进化论与论理学》一书，定名为《天演论》正式出版，为中国近代较早的一本直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著作的书。该书系统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论点，号召人们救亡图存，“与天争胜”，在当时思想界起了很大影响。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特点在于不是简单地转述赫胥黎原著，而是创造性地“取便发挥”，以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对打击封建势力、宣传变法维新起过积极作用。他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

　　光绪帝支持变法维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激起全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康有为第5次上书光绪皇帝，陈述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康有为被召到总理衙门，再次申说了变法的主张。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呼吁光绪皇帝坚定变法的决心，指出只有变法才能救国。他提出了变法的具体办法。《应诏统筹全局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革的全部要求，也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光绪帝看了这个奏折，非常满意，更加坚定了变法的决心。

　　同年三月，康有为等发起成立保国会，保国会是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的重要政治团体，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集会上发表的演说，在天津、上海、广东各地报刊登载，影响很大。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决定变法。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和确定变法的步骤和措施。不久准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并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利用专折奏事的特殊待遇，不断地上奏折，递条陈，提出一系列新政建议。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先后颁布了100多道除旧布新的改革诏令。

　　新政遭到了封建守旧势力的一致抵制和反对。光绪帝颁布的变法诏令，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还能认真执行外，其他地方督抚大多置若罔闻。在中央，有些新政机关形式上虽然建立起来，但基本上被顽固派所把持。因此，变法诏书大多成为一纸空文。

　　变法诏书

　　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1.政治方面：允许官民上书言事。2.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3.文化方面：普遍设立中、小学堂，设立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创办报馆、学会。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4.军事方面：精练陆军，改习洋操。添置兵轮，扩建海军。变法诏书的颁布，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封建文人。梁启超出身于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地主家庭，17岁考中举人。1890年到北京参加会试，开始看到《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书籍，初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1891年，他就学于康有为，开始接受维新思想。1895年，他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1897年，他到湖南，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又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1916年，他与蔡锷联合反袁世凯复辟帝制，8月，他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于段祺瑞，出任段政府财政总长，1920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著有《饮冰室合集》。1929年去世。

　　陈天华

　　陈天华（1875年～1905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出生于农民家庭。他从小就爱学习，戊戌变法期间，考入新式的新化求实学堂，1903年留学日本。后来因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取缔中国留学生的规定，愤然投海自杀，当时他只有31岁。他撰写了《猛回头》和《警世钟》两本小册子，主要宣传反帝爱国思想。他用浅显通俗的语言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中国人民已经完全丧失了自由，这时的清政府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他认为，要想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必须先推翻清政府的统治。陈天华的文章一字一泪，深刻感人。这两本书流传到全国各地，深受读者欢迎，先后印刷了十几次，广泛地宣传了革命的思想。

　　邹容

　　邹容（1885年～1905年），四川巴县人，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他父亲希望儿子能在科举道路上考取功名，光宗耀祖。16岁那年，他冲破家庭的阻拦，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他积极参加进步留学生的革命活动，阅读了大量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著作，视野进一步开阔，逐渐产生了反清的思想。后来因反对一个驻日的清朝官员，他被赶出日本。那个驻日的清朝官员是清政府的忠实奴仆，负责监督留学生，专门破坏学生运动。邹容决定杀杀他的威风。一天晚上，邹容和几个同学乘他不防备，将他痛打了一顿，并且剪掉了他的辫子。第二天，他们将这条辫子悬挂在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向清政府“示威”。邹容回国后在上海撰写《革命军》一书，号召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革命军》写成后，风行海内外，发行总数达100多万册。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年为辛亥，故名。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并立即着手组织、发动武装起义。1901年以后，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广泛建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1905年，孙中山联合华兴会、光复会、兴中会等团体，在日本东京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并创办《民报》为机关刊物，宣扬“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1905年至1907年同盟会联络华侨、会党、新军在华南连续发动数次武装起义，并辅以暗杀清廷要人的活动。其时，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抗粮、抗捐与抢米的风潮。资产阶级领导的收回利权、抵制外货等爱国运动也日益高涨。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收回已经准许商办的铁路干线的修筑权，并将其出卖给英美等帝国。保路风潮随之兴起，四川的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四川省人民反清大起义。10月10日，武昌地区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帮助下，以各革命团体在新军的成员为主力，发动了武装起义，并于次日成立了以黎元洪任都督的湖北军政府。12日，武汉三镇全部光复。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到11月中旬，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13省及上海市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11月1日，袁世凯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在帝国列强支持下，他一面用武力镇压革命，一面以革命来迫使清廷接受议和。12月，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并成立了临时参议院，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及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2月12日在袁世凯的逼迫下，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临时政府遂迁北京。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全国政权落入军阀之手。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的封建反动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末代皇帝

　　光绪帝在位34年，最终抑郁而死。在光绪帝病死前，醇亲王载沣被宣入中南海，跪在慈禧的帏帐前。

　　慈禧开口说：“载沣，你得了两个儿子，这是值得喜庆的事。光绪已将不起，我又在病重之中。现国家有难，朝廷不可一日无君，我决定立你的长子溥仪为嗣，继承皇位，赐你为监国摄政王！”向来懦弱的载沣，听了这番话，如五雷轰顶，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只是反复念叨说：“溥仪仅仅3岁，溥仪仅仅3岁……”慈禧马上劝慰说：“这是神意，也是列祖列宗牌位前卜卦请准了的！明天，你将溥仪带进宫，准备举行登基仪式。”

　　幼年溥仪

　　慈禧的决定传到醇王府，醇王府立即炸锅了。溥仪的祖母不等念完谕旨就昏了过去。刚苏醒过来，便一把夺过溥仪，紧紧抱在怀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你们把自家的孩子（指光绪）弄死了，却又来要咱的孙子，这回咱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对于慈禧的歹毒，她是领教过的，所以她止不住地哭闹着，不忍心让孙子再落入慈禧的魔掌。后来，府中的人不得不把她扶走。这时候接皇帝的内监要抱溥仪走，但3岁的溥仪拼命地挣扎，他一点也不管“谕旨不可违”的说教，连哭带打不让太监来抱。于是，太监们一商量，决定由载沣抱着“皇帝”，带着乳母一起去中南海。

　　1908年11月14日，一群太监将溥仪带入皇宫。第二天，慈禧便一命呜呼了。到了12月2日，清廷举行了隆重的皇帝登基大典。

　　登基大典开始时，不满3周岁的溥仪坐在皇帝的龙床宝座上竟哇哇地大哭起来。他父亲载沣侧身坐在龙床上，双手扶着他，叫他不要再哭闹。

　　根本还不懂事的溥仪，见那些文武百官不断地磕头，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加之山崩地裂般的锣声、鼓声、钟声，更加害怕，哭声也更大了。载沣觉得在这样的盛典上，皇帝却哭闹不止，太不像话，心中一急，不由脱口而出，叫道：“就快完了！就快完了！马上回老家了！一完就回老家了！”

　　话一出口，文武官员们不由得窃窃私语起来：“怎么说是‘快完了’呢？说要‘回老家’是什么意思呢？”回满族老家？不就是结束270年的满人统治吗？

　　载沣这一番话，竟不幸得到了应验。到了1911年，溥仪当皇帝不到3年，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在重重压力下，隆裕皇太后不得不替溥仪宣布退位，大清帝国就此宣告灭亡了。 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