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出远门

　　1947年2月的一天，我乘长途汽车，从成都去重庆。

　　我生在成都，时年十七岁，从没出过远门，最远只到过新都，那是我们的远足旅行。这次去重庆，是因为我多次参加“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被华西协和高级中学以“该生向外，无心向学，准予转学”为名，把我开除了；幸好我考上了重庆的西南学院，可以上大学，地下党组织同意我去重庆，我分外高兴。我们“破晓社”有四人考上西南学院：罗介夫、冷离、屈甫和我。“破晓社”是地下党直接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大家亲如兄弟姐妹。出发的那天，不少兄妹到车站为我们送行，祝福我们踏上人生新的旅程。

　　西南学院包了两辆长途汽车。我和屈甫乘前一辆，坐第一排；云南大学教授、民主同盟成员潘大逵，坐在我的左边，他在民主运动中很有名气，我早就知道他。罗介夫和冷离乘后一辆车。沿途顺利，汽车没有抛锚。第一天，上渡船过了球溪河，晚上到了内江；第二天，在靠近重庆的青木关，受到宪兵的严格检查。当晚到了重庆。

　　重庆曾为陪都，遭到过日本飞机大轰炸，国共两党在这里举行过和谈，我对重庆充满好奇。从远处看去，重庆灯火辉煌，好像高楼林立。进城以后，才知道重庆是山城，并无几幢大厦，倒有不少的吊脚楼，无处不上坡下坎。成都没有山，小时候我把少城公园内的土堆当成山，跑上跑下。想到这里，自觉好笑。

　　汽车停在两路口。罗介夫和冷离是恋人，被亲戚接走。我和屈甫立即找住处，正好附近有一个旅社：一间大屋子，放着二十多张双层床，收费不高；几十人住一大屋子，相对比较安全。我们在这里住下了。屈甫是女孩子，年龄比我稍小，我要保护她，让她睡上铺，如有什么“动静”我能察觉。两天旅途劳累，我倒在床上就睡熟了。

　　西南学院在南温泉的白鹤林山上。一打听，去南温泉的早班车已经开走了，只能赶下午的车。上午闲着干什么？人生地不熟，决定去新华书店。我喜欢阅读进步书籍，在成都就常去新华书店，速战速决，买了就走。我们乘公共汽车去书店所在的七星岗。成都没有公共汽车，重庆虽然有公共汽车，但很破旧，冒着黑黑的浓烟，车内人多拥挤。这是我第一次乘公共汽车。在书店里（以后知道，这是《新华日报》的门市部），我们翻阅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之类的书籍和《群众》杂志，有一种很亲切的回到家的感觉。我想起在一个进步社团“未名团契”里讨论《新民主主义论》，也想起在成都的“反内战”示威游行。突然，一位店员塞了一张小字条在我手中，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注意后面那个人”。原来在我们背后，有一个身穿美军衬衫、头发梳得光亮的男人。很明显，这是监视来这里买书的人的特务。我意识到店员是在提醒我们，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危险，随即招呼屈甫离开书店。屈甫很奇怪，为什么刚来就离开？我把“小字条”的事告诉了她。这个应该“注意”的人，破坏了我们刚到重庆的兴致。

　　吃过午饭，我们乘公共汽车到储奇门。面对宽阔、波涛汹涌的长江，我惊叹不已。成都最大的河是南河，过去我站在南门大桥上看南河，听见河水拍打桥墩的声音，总感到激动；但与长江相比，南河只不过是条小溪。长江上没有大桥，过江得乘轮渡。我们刚准备上轮渡就被拦住了，理由是我们两人有行李：各有一个被盖卷和一个小箱子。双方争执不下，旁边一个穿着破烂的船工，抢过我们的行李就走，不停地说：“只能坐木船。”船工带着我们，实际是强迫我们，沿着上游方向走了一大段路，上了一条小木船。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听其摆布。船工顺着流水，艰难地将小船划向对岸。船身随波起伏摇晃旋转，浪花飞溅而入。屈甫很害怕，我强作镇静地安慰她。其实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提心吊胆：如果船翻了，我们葬身鱼腹，后果不堪设想；母亲如果知我在长江漂荡，不知有多担心。木船在长江上漂浮甚久，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手表。上岸后，我们两人的鞋、裤脚和被盖卷都湿了，很久还心有余悸。

　　到了南温泉，一条小路，不知上了多少石阶，才登上山顶白鹤林。我们从来没爬过这样高的山，很累，中途歇了多次；遛马的招揽我们骑马，但我们从来没骑过马，怎敢骑马上山。在西南学院报了到。第二天，我去看我的大姐和小叔父，他们两人都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地址在民国路一四五号。乘公共汽车去海棠溪，路程三十多里。快到海棠溪时，一声巨响，汽车突然失去平衡，从右边翻下一个小山坡。出车祸了！我坐在车尾，赶紧从后窗口翻了出去。整个车顶马上脱落。车上的人，有的站着，有的躺着，有的大声哭叫，有的满脸是血。有人在喊：“受了伤的来登记，我们要求赔偿。”我平静下来，似乎头脑清楚，摸摸身上，好像也没有受伤。随即离开现场，走了一小段路，在海棠溪乘轮渡过江，终于到了出版社。长姐如母，听了我的讲述，甚为心疼。中午见报，公共汽车被国民党军车撞翻，当场死了四人，伤者颇多。

　　西南学院是民主同盟的一些知名人士主办的。教务长为马哲民，教授有潘大逵、孟超、李文钊等人。我的小叔父认为这个学院太“红”了，坚持要我在重庆自修，明年报考燕京大学或复旦大学，不给我学费上西南学院。我一贯喜欢文科，这次凭政治态度和作文成绩考上西南学院新闻系，名列成都考区第一；但我的数学很差，根本不可能考上燕京大学或复旦大学。不能进学校，我便失去“工作”阵地，难以发挥党员作用。想来想去，决心去延安。

　　我请李文钊教授给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何其芳写了一封介绍信。延安是我们多年向往的圣地。1946年，从延安回成都的杨慧琳，曾在“破晓社”给我们介绍“山那边呀，好地方”的情况，还当场扭了秧歌；在学校，我推销过《延安1月》这本书。想到从此摆脱黑暗，走向光明，心里充满憧憬。何其芳是诗人，我喜欢读他的诗，也朗诵过他的诗。当晚，我多次默念他《夜歌》中的诗句，“你呵，你又从梦中醒来/你又将睁着眼睛到天亮/又将想起你的过去”，难以入眠。

　　第二天，我拿着介绍信乘公共汽车进城，直奔报社所在地化龙桥。不料沿街报贩高声叫卖《号外》，说是宪兵包围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怎么办？决不能自投罗网。何其芳见不着了，更无法去延安了，一切美景化为泡影。我极度失望，提着行李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

　　第一次出远门，初到重庆的这短短几天，惊险而意外，好像给我一种预示：人生的旅途不会一帆风顺，将遇到各种曲折和坎坷；而我，从现在起，就得学会坚强。

　　2013年9月3日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