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社会责任

　　大家反映，这次全委会开得比较好。钟历国同志刚才做了小结，我不再重复。我在小结后发言，表示会议已划句号，我的发言，姑妄言之，不足轻重。

　　在上次主席团会上，取得共识：全委会总结和布置工作，要研究文艺形势，也就是研究文艺现状，文艺家的思想动向，肯定成绩，找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只就事论事。同时，会议时间短，既然已有书面材料，就不再照念，报告人可丢开稿子，谈些情况和问题。厉国同志这样做了，大家反映不错。

　　为了帮助大家思考文艺现状，会议印发了马识途马老的《文学三问》，马老今年九二高龄，是老革命老作家，我们省文联的名誉主席。马老谈了他的一喜、一忧、一愁、一惧，提出三问：谁来守望我们的人文终极关怀的文学家园？谁来保卫我们文学的美学边疆？谁来坚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光照下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这篇讲话，《四川文艺》报在去年上半年首发，头版头条套红，传至北京，引起重视。新华社摘要发了通稿，《人民日报》记者又为此采访马老，刊登在该报上。《人民日报》（海外版）也两次刊登《文学三问》摘要。

　　联系到我省的文学艺术家和省文联，我的感想颇多。

　　今天中午，我偶然翻到十三年前为省文联成立四十周年写的一篇短文《不惑之年的期望》。其中谈到：“文联的根本任务是发展文艺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简括为‘出作品，出人才’。”现在，有时提“出精品，出人才”。出精品，谈何容易？没有广大群众认可，没有较长时间的检验，轻言精品，难以成立。无非是电视广告，动辄“驰名全国”的产品，人们却闻所未闻。有了作品，再“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更合乎实际。

　　要坚持“出作品，出人才”，会受到许多干扰。

　　新中国成立后，出了许多优秀的文艺家和受群众欢迎的作品。但各种政治运动伤害了许多文艺工作者。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发展，最终导致史无前例的“文革”：所有文艺作品均被打成“封、资、修”，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创作环境逐步宽松。文艺创作又开始繁荣起来。记得80年代，省委宣传部看文艺创作或演出，只要不违背宪法，不搞格调低下的东西，都允许存在。当然，这是底线，目标是多出能鼓舞人前进的优秀作品。

　　改革开放为文艺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我在那篇短文里曾说：“面临新的形势，既要大胆探索文艺产品如何走向市场经济的新路子，又不能完全为市场所左右。”原因很明确，精神产品既有商品的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小平同志一贯主张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正是这样，马老为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某些低俗化的倾向，感到忧心。很多人有这种忧心，马老讲出了大家想说的话。这些低俗化的倾向，也出现在某些面向市民的大报上。它们实际上在影响市民的价值观和趣味性的取向。

　　这几天，中央一台在播放电视剧《乔家大院》。剧中的清朝晋商提出的经营方针是“义·信·利”。主人公乔致庸提出谁为他的字号赢得“诚信”就奖励谁，而不单看利润多少。这是很可贵的职业道德，体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现在有些人，只追求钱，为了钱做假广告，卖假药卖假酒，坑害人民。可惜没有在报刊上看到这方面的评论，反而看到有些记者问女主角蒋勤勤是否与男主角因演戏“撞出火花”，进而相恋？蒋勤勤回答：“有些媒体很无聊。”这个批评实在中肯。

　　前不久，我为卢子贵同志的散文集作序，赞扬他的社会责任感，其中举了一个旧例：十几年前，我的小外孙去吃肥肠粉，吃到第四碗时，老板就坚决不卖给他了，说吃多了对他肠胃不好。这也是社会责任感。一个卖肥肠粉的老板尚且如此，文艺家能没有社会责任感吗？

　　有些人回避社会责任感。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生活，人们的文艺创作，只要他公诸于众，他就要考虑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这也是文艺家应有的良心。当年有人买鲁迅的书，鲁迅接过这位青年拿出带有他体温的钱，深受感动。以后鲁迅提笔写作时，总要想起这件事，深感责任重大，不敢轻易下笔。在这方面，鲁迅是最好的榜样。

　　文艺的目的是为了使人变得更好。我们是各个门类的艺术家，作为艺术家，既要有一定的艺术成就，更要坚持“二为”方向，努力创作能鼓舞人前进的作品，两者不可缺一。我们需要不断加深理解。不能空讲“二为”方向，空讲“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联系实际。今天中午，看见一条消息：若干全国著名曲艺家，包括刘兰芳和姜昆等，联合签名不创作和演出媚俗作品。我相信四川的文艺家也有这种良心。

　　马老的三问：谁来守望我们的人文终极关怀的文学家园？谁来保卫我们文学的美学边疆？谁来坚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光照下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很广。作为文艺工作者，我答该全国的文艺家来守望、来保卫、来坚持，我们四川的文艺家更该义不容辞。

　　以上，也是我读马老《文学三问》的部分感受。

　　2006年2月28日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