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自由的日子

　　——忆重庆“六一”大逮捕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停止战乱，建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妄图打内战，消灭解放区和民主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党派共同努力下，国统区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例如，声援昆明的“一二·一”事件，声援重庆的“较场口”事件，抗议美军强奸女大学生事件。民主运动使国民党反动派感到恐惧，独裁者决心镇压，于是发生了重庆的“六一”大逮捕。

　　我原在成都华西协和高级中学念书，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先后参加了地下党直接领导的“未名团契”（以燕京、华西大学学生为主）和“破晓社”（以华西协和高中等校学生为主），1946年底参加党的地下组织。1947年初，因抗议美军暴行发动罢考，我被学校暗中开除。同年2月，我到了重庆。当时，我的大姐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我曾在出版社住过一段时候。以后因为“破晓社”成员王竹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读书，能为我解决住处；我大姐的朋友丁秀涓（后参加“破晓社”）在重庆大学读书，可以为我们补习数学，我便搬到省教院去住。我打算趁此机会复习功课，重新报考大学，以便有一个立足之点。

　　王竹的寝室住满了人。他把我介绍到何文波的寝室去住。何文波是重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寝室里挂了一副政治性很强的对联。同室还住有一个省教院的学生叫祝建勋，50年代在南开中学当教员。

　　6月1日凌晨，我突然被何文波叫醒：“李致，来抓人了！”我见他把墙壁上的对联扯下来，从窗口丢出去。我坐起来，看见书桌上我的两本书，一本是《面包与自由》（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一本是《抗战八年》（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也立即把这两本书扔到窗外。

　　我和何文波刚躺上床，外面就在敲门。

　　何文波起来开了门，进来三个宪兵，两个持枪，为首的宪兵问明谁是何文波，就叫他穿好衣服跟他们走，没有说任何理由。这时，外面进来一个宪兵，报告“长官”说，寝室丢了书出去。“长官”问他是什么书，他说：“一本是打抗战的，一本是说什么‘自由’的。”“长官”问谁的书，我说是我的。他走过来翻开我的枕头，发现一封文化生活出版社转给我的信，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神气地说：“生活书店给你转信！”我正要解释文化生活出版社和生活书店是两回事，这位“长官”已迫不及待地“命令”说：“跟我们走！”

　　我和何文波各被两个宪兵挟着左右臂出去。宿舍门口，还有几个学生被宪兵押着。当时天还没有亮，经过王竹住的宿舍，我想这个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的朋友，天亮发现我被抓走，不知会怎样着急！以往我和王竹从重庆大学补习数学回来，走过这段路，总爱唱歌，特别爱唱：

　　我们当了兵

　　我们出了粮

　　为什么别人在享福呵

　　我们就没有份儿

　　出了学院大门，宪兵把我们分别押上美军用的十轮卡车，便往城里方向去。

　　我和何文波不在一个车上。宪兵站在汽车三个边上，我站在靠驾驶室一边，手扶着一根钢架。虽是6月，毕竟是凌晨，车开得很快，颇有凉意。我猜不出他们这次抓人的目的是什么。我到重庆已改了名字，还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也没有参加政治活动，谈不上暴露。那两本书问题不大，只是那封信有麻烦。那是“破晓社”最小的成员屈波从成都写来的，她说大姐告诉她，“刘伯承将要在中秋节打到成都吃月饼”。想到这里，我有些激动。我那时刚好十七岁半，“初生之犊不畏虎”，便随意用一个粗犷的曲调低声哼着：“为民主而战，为自由而死！”十轮卡车开得很快，天刚亮的时候，在中山二路的“渝舍”（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旧公馆）停下来。我们被带进一间很大的屋子，宪兵在门外把守。屋里大概有百人以上，许多人见面即互相握手问好。我刚到重庆熟人不多，只发现重庆大学的学生谢立璟——四十年后他曾担任重大的副校长。我被西南学院的汪文风认出来，因为我刚到重庆时在西南学院读过几天书。汪文风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悼念周总理时是“童怀周”的主要成员。我们被关了四五个小时，没有人过问。时近中午，宪兵才把大家带到一排平房，十八个人住一间。我和谢立璟被关进第一间屋子。接着勤务兵挑了饭菜来给大家吃，从凌晨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吃东西。

　　当时的进步人士和学生很活跃，既被关在一个屋子便自我介绍。一个身着西装的银行襄理叫邓托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重庆市政协委员，我们在一个小组开过会）。他说：“人家说我像莫洛托夫，所以把我抓来了。”我则介绍自己是到重庆准备考大学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抓来。我穿的是中学生的麻制服，个子瘦小。以后，允许外面送东西来时，王竹给我送了一本寸半长的《英汉小字典》。有位难友收到水果糖，均分给每一个人；多余几个糖，都给了我，因我最年轻。

　　整个下午，不断有人被抓进来，还有一位妇女抱着小孩。我们定时放出去小便，可以看到十几间屋子关满了人。按一间屋子十八人计算，已抓了两百多人。吃过晚饭，每人发两床灰色毛毯，说是一床垫在地上，一床盖在身上。显然今天出不去了。

　　不久开始审讯，每次叫几个人去，时间不长。我又想到屈波那封信，好在她用的不是真姓名，又没有寄信的地址；万一问到，只有随便说一个学校，反正他们查不到。轮到审讯我时，我被带进一间屋子，没有电灯，桌上点了蜡烛，一人审问，一人记录。在问了我姓名，到重庆做什么等问题后，他突然问我：

　　“你反不反对内战？”

　　“刚打败日本人，”我回答说，“打内战还是不好！”

　　“你参加‘反内战’的活动没有？”

　　“没有。”我到重庆的时间短，的确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如果在成都，我这样回答是骗不到人的。因为我经常在游行时喊口号，发传单。

　　“你平常爱读什么书？”

　　“我爱读小说，特别爱读老舍的《四世同堂》。”

　　特务感到茫然。他可能不知道谁是老舍，更不知道《四世同堂》是什么书籍。

　　审讯就此结束。没有提到丢书的事，没有提到生活书店，没有提到屈波写信的内容。我不敢掉以轻心，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这一“关”总算过了。

　　6月2日，没有任何放人的迹象。

　　同室的难友闹着要看报纸。其中几位新闻记者要守卫的兵去买。当时，特务机关办了一个《新华时报》，有意把名称弄得和《新华日报》类似，以欺骗读者。卫兵问：“买什么报？”一位记者故意说：“《新华时报》。”卫兵后来竟买了《中央日报》和《大公报》来。问他为什么不买《新华时报》，他说“不敢买《新华日报》”。其实，《新华日报》早在2月份就被迫停刊。特务机关竟把自己的士兵弄糊涂了，这是一个笑话。

　　有几位难友突然大骂起来。原来《中央日报》上刊有昨天抓人的消息，说经过审讯，已有某某人“自认不讳”。至于自认不讳是共产党员还是“扰乱治安”，我记不清了。

　　“我什么时候自认不讳了？”

　　“简直无耻！血口喷人！”

　　这几位难友中有一个是谢立璟。

　　特务不敢对这些正义的骂声有任何回答，却制造了另一个笑剧。突然，一声令下，所有卫兵全部卧倒，如临大敌，子弹上膛，一触即发。原来他们昨天误抓了一位精神失常的学生来，不让他大小便，他便大喊大叫。十几间屋子的难友挤到窗口，只见一个特务拿起扁担要打他。

　　“不许打！”

　　“不许打！”

　　“不许打！”

　　一阵愤怒的吼声终于使特务慑服。他放下扁担，但口中还在骂人。一个校官走出来，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连说：“没有事，没有事。”并下令卫兵解除戒备。

　　看样子，我们不会很快被释放。为了计算日子，我在墙壁上画正字。半夜，特务叫走了几人。

　　6月3日一早，大家为昨晚叫走人的事议论纷纷。有的说其中两人不是进步学生，而是三青团员；抓他们来，是为刺探情报的。有位难友问卫兵，卫兵说：“可能是案情重，要转移地方。”

　　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少校军官，到屋子来找大家谈话。他自己介绍姓刁，是刁科长。他带一个小板凳，做出很随和的样子。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闹一下不是英雄。年纪大了还要闹，就是狗熊！”他用这两句话开头，然后说他年轻的时候也“闹”过，还到共产党的地区去过，说得口吐白沫，“但是，到了那儿才知道，一点不好，还得回来。我劝你们——”

　　似乎没有人听他讲话。

　　有几个新闻记者把他当成“活宝”，弄得他很尴尬。一位被诬“自认不讳”的难友，趁此责问他：“报纸上说我们‘自认不讳’，我什么时候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承认扰乱社会治安？”

　　“这个我不知道，我是来劝大家的！”此人自讨没趣，只得找个借口溜了。

　　这一天大概在发动“政治攻势”。下午，一个少将军官来“视察”，前呼后拥，官气十足。他转了一圈以后，大声武气地斥责看守的官兵：“怎么把大家关起来？不要这样嘛！让大家出来散散步，透透气嘛。”谁都知道他在演戏，不过，看守官兵不得不让大家出来“自由活动”，也有人互相串门。我发现作家方然也关在这儿，离我那间房子很近。那军官刚走，他们又把大家关进屋，不许出入。

　　他们演了一天戏。到半夜又听见十轮卡车的怪声。谢立璟被转移了。我若有所失，感到孤独。

　　第四天，大家有些沉闷。可能都在考虑自己的前景。邓托夫天生比较乐观，一有机会总要和难友们闲聊几句：

　　“怎样取名字，事关重大。我叫托夫，人家说像苏联人的名字。我曾经想改名叫陀佛，但又怕发生宗教战争，脱不倒手！”

　　大家都笑了，但这是短暂的。不知谁提出：他们夜晚叫人走，怎样才能分辨出是转移还是释放？有人说：“我看，叫你走时，要不要你带毯子。”言外之意，不叫带毯子可能是被释放，相反则是转移。

　　天一黑，大家都在等十轮卡车的怪声。

　　十轮卡车终于来了。几个宪兵先到我们屋子叫人。第二个叫我的名字：“李致，走！”

　　“带不带毯子？”我问。

　　宪兵回答：“把毯子带上嘛。”

　　我被带上十轮卡车，车架盖上很厚的油布。车上还有人，但什么都看不见。我估计可能知道我在成都参加学生运动的情况了，会有更麻烦的事。

　　到了一个地方，我被叫下车，带着毛毯。还下来一人，是汪文风。十轮卡车载着别的难友，开向别的地方。我们两人被带进楼上礼堂，里面有不少长椅子。宪兵说：“你们就在椅子上睡吧！”还说明天早上有人审讯我们。当时，我毕竟年轻，天大的事明天再说，倒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6月5日，我们在礼堂等了一个上午也没有人来审讯。不知葫芦里装了什么药，无聊之至。中午，一个宪兵来叫我的名字，说：“你没事了，门口有人接你。”

　　我走到大门，我四爸巴金的好朋友、原华西协和高中校长吴先忧在那儿等我。我叫了一声：“吴伯伯！”他笑了一笑，说：“以后要小心，你自己搭公共汽车回民国路去吧。你大姐正担心哩！”

　　我告别吴伯伯，乘公共汽车回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大姐见到我，自然很高兴。原来我被捕当天，王竹即来向她讲了情况。王竹和大姐告诉我，“六一”以后，重庆市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校师生）严厉谴责市政府，开展了各种抗议和声援活动。大姐多方设法营救我，包括找吴伯伯。吴伯伯正筹办重庆南林学院，与重庆上层人物有一定接触。他是一个教育家，信仰无政府主义，曾多次保护和营救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这是我学生时代所遭遇的一段曲折，它让我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坚定了要推翻黑暗统治的决心。同时，也让我第一次尝到失去自由的滋味。那一次被捕的难友，有的较快被释放，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在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

　　国民党反动派原以为通过这次大逮捕，可以把学生运动镇压下去。但正如鲁迅所说，石在，火种不会绝灭！1949年，重庆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并在“四二一”举行了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就在这一天，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

　　世间上有许多巧合的事。1954~1955年，我在共青团重庆市委担任少年儿童部部长，参与筹建重庆市少年宫。少年宫的地址在中山二路的“渝舍”。当时“六一”已被定为国际儿童节。八年前的这天我被关在这里，现在恰好在这里为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建立校外活动场地。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谁能想到呢？更没有想到的是，“十年浩劫”中，竟把这段历史“翻”出来。我所在机关的某些“造反派”想借此把我打成“叛徒”。斗争会上，一个自称老干部的“造反派”，真把我打翻在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外调，强迫我证实曾“自认不讳”的难友“叛变革命”。我说：“这是敌人的陷害。”他们却说我“包庇坏人”。当时，我真不明白这些“造反派”为什么要与国民党特务一个鼻孔出气呢？为我在四十年代被关了四天半，造反派斗了我几个月。此系后话，将来再说。

　　1994年4月22日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