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光阴一寸金

　　——谈准时

　　我有一个习惯：准时。

　　凡通知我参加的会，或与朋友相聚，我一定准时。如时间紧迫，可以放弃吃饭，快走甚至跑步。要是正有人和我作马拉松似的谈话，我就告罪事先有安排，暂停听取“长篇小说”。时间一久，多数同事和朋友，也就习惯和谅解了。

　　如果我主持会议，得提前十分钟左右到会。我怕早来参加会的同志，一看人少或没有人，又去办别的事。主持人早一点到，可以“稳定人心”。准时开会，先表扬准时到会的人，同时宣布议程和预计散会时间，张贴“安民布告”。无特殊情况一定准时结束。对迟到的人，在适当时间逐个“慰问”，了解他们的困难。这样，一般人都能准时参加会议。我向领导汇报工作或拜访别人，一般先联系，说明只需要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准时到，把手表拿出来，准时结束。如有人打岔或领导发表意见，我就申明这不算在我预计的时间之内。长话短叙，说完就走。因为时间短，对方大多愿意会见我。当然如朋友要留我玩，那就另当别论了。

　　不准时的会议或活动，时有发生。有的因主要领导未到，或因电视台记者还在路上，等等。魏明伦有出戏叫《易胆大》，写旧社会艺人生活。他们演出，只要舵把子“麻五爷”未到，就不敢开场。我不愿当“麻五爷”，当年到市、地看演出，宁可暂不吃饭，也要准时到场。我也不喜欢大大小小的“麻五爷”，只顾自己，目中无人。如果某位“麻五爷”和我比较好，我就断章取义地赠送他一条语录：“伟大人物往往是迟到的。”以期他改正。

　　由于改革开放，与外国人接触多了，知道外国人比较准时。这本是好事，但为了要准时接待外国人，常要同胞提前半小时恭候，似乎中国人的时间不值钱。有一次，一个外事单位约我向某国外宾介绍出版情况。我提前到达，外宾迟迟不来。等了半小时以上，我很不高兴，最后坚决地走了。此事幸蒙宽大，未被追究。

　　准时，常常也把自己搞得比较紧张。离休以后，觉得可以松懈一点，不幸又被一个群众团体选为主席。主席者，专司主持开会的人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又旧病复发，强调准时。某次年终前的会议，我把一个闹钟放在桌上，准时开会，掌握一人发言不超过几分钟，到预定时间结束。四川电视台一位记者十分敏感，认为这种会风值得提倡，顺手拍了一个几分钟的专题片《李致的小闹钟》，并予播放。

　　李致与魏明伦（左）夫人丁本秀（右）

　　区区小片，并未引人注意，但对我却是很大的压力。我既怕辜负了拍片人的好意，又怕名不副实，被打成“伪劣”或“冒牌”产品，凡有会议更不敢迟到。有两三位好友专抓我是否准时，颇似“打假”小组。呜呼！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准时？小时候常听大人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话记住了，但并不懂它的含义。上小学读过一篇课文。大意是讲汉代张良为一老人穿鞋，老人很欣赏张良，约他第二天一早相会。张良迟到两次，老人很不高兴。第三天张良早到，老人赐以“兵书”，对张良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并不想争夺江山，也不知“兵书”是什么玩意儿，但却留下了相约要准时的印象。长大后参加地下工作，单线联系，如果不准时，弄不好会失掉组织关系，千万不可大意。这是从实践中体会到的，印象很深。新中国成立后，会议很多，有的会议或不准时，或过长，浪费了很多时间。这也是“大锅饭”和形式主义的必然产物。彭德怀同志说过，有些人很爱生命，经常吃补药，但却浪费时间。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他们不知道浪费时间就是消耗生命，这真说到问题的关键了。

　　1998年12月29日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