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握手

　　——在巴老弥留之际

　　“爸爸的情况不好，你尽快来！”

　　10月14日上午十一时，我刚在医院输完液回家，接到小林的电话通知。我立即买票乘上从成都飞上海的飞机。十年前，巴老就因我心脏有病，不愿我一人去看望他。但今天是周六，我不愿临时增加别人的负担，不得不“违规”，一人独行了。

　　巴老对生死问题看得很开。1980年，我母亲去世，巴老来信说：“我对生死问题看得开，也看得透，我没有几年好活，因此要多做事情。”1986年，我同摄影家陈彦到上海，我请陈彦按巴老平常的生活习惯，在饭厅、客厅、书房、卧室、花园为巴老拍照。我说，以后出差机会不多，我可以从照片上看见您。巴老笑着说：“没关系，如果我不行了，会打电话叫你来。”后来，我急于要《巴金全集》，巴老写信说：“《全集》你将来会有，不用急。即使我突然去世，也会睁开眼，喘着气，吩咐送你一套《全集》。”1995年夏，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他一见我就说：“我随时都可能‘走’了，我当然不愿意‘走’，还有些事要做。我羡慕冰心，她把该做的事都做了。”难道这最终的日子即将来临？尽管巴老已过百岁，我深知他愿意安乐死，但真面临这个时刻，内心极为矛盾。早在八年前的日记中我就写过：“他是我一生爱得最深的人之一，我不能没有他。”

　　巴金和李致在上海寓所

　　当晚八时，我赶到上海市华东医院。

　　为了巴老的健康，医院近两年不让探视的人进病房。前年、去年我两次去上海，都遵守医院规定，站在外面的阳台上看望巴老。但年老眼花，充满泪水，隔着玻璃，我看不清巴老的容貌。这次最后的道别，我也做了不能进病房的思想准备。

　　到了病房外的套间，我坐在沙发上，说不出话来。

　　小林理解我的心情。她说：“五哥，你去用肥皂洗洗手，坐在爸爸旁边，与爸爸拉拉手。”这显然是医院同意的，我真是求之不得。

　　我认真地洗了手，进了病房，坐在巴老病床边的椅子上，握着巴老的右手。过去，我经常一边和他聊天，一边轻轻为他揉手。巴老的手像生病前一样，非常暖和。巴老患帕金森病以后，手有些僵硬，现在却出乎意料的柔软。

　　我没有叫巴老。既是不愿惊动他，也是我喉管哽咽，说不出话来。但我相信巴老知道我来到他身边了。“文革”中期，我悄悄到上海看他，刚见面没说一句话，只是紧紧地握手，我们的心就相通了。

　　巴金在医院练习起立

　　握着巴老的手，百感交集。

　　巴老的手，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为我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四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巴老的手，多少年来为了我的学习和工作，无数次给我寄书。每次他都亲自找书、题字、包扎、写地址，然后提着沉重的书，从武康路走到淮海中路邮局去寄。我一直以为巴老会请人帮忙，直到后来姑妈批评我增加他的负担，我才后悔不已。

　　巴老的手，在“文革”中我去看他，分别时天下大雨，为我披上雨衣。我实在不愿离开巴老，但怎敢不按时回到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

　　巴老的手，共给我写了三百多封信。“文革”前的近五十封，大部分是毛笔写的，显示了他的书法和个性。20世纪80年代初期，信里的字越来越小，这是巴老患帕金森病，手放不开，治疗后略有好转。他用稿笺，一格一字地写。这三百多封信，除近五十封被造反派抄家丢失外，现有的二百五十多封，我装订成册，经常翻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李致到上海看望巴金，住在巴金书房里的行军床上

　　巴老的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无论四川出版他的近作或是旧作，特别是巴老自选的《巴金选集》（十卷本），从写作到校改，举起重似千斤的笔，一丝不苟。

　　巴老的手，亲自填写汇款单“肆拾肆圆壹角正”，寄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并附言“汇还翻印照片垫款”。巴老在四川出书不要稿酬，而出版社为他翻印照片，他却坚持付款。

　　巴老的手，当我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去上海，几次为我抱来被子或床单。为便于交谈，姑妈或国煣为我在书房铺了行军床。

　　巴老的手，90年代我去上海或杭州看望他时，他总是长时间拉着我的手不愿放开。

　　……

　　我愿意永远这样握着巴老的手，一边为他揉手一边谈心。然而已经晚了，这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握手了。巴老，80年代您多次提醒我要常来看您，您说思想上有“火花”要迸发，您有话要对我说。我错过了许多机会，您又总是原谅我。90年代中期我每隔一年来看您，您惋惜地说：“你现在来了我又有语言障碍了。”我写过一篇散文《无法弥补的损失》，刊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向您表示歉意。但这有什么用？我欠了您许多债，永远无法还清了。

　　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不在巴老面前流泪，但心很疼，它在滴血！

　　2005年10月20日晨追记

　　2006年1月23日晚修改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