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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石越称赞陈元凤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知道陈元凤在注京做了些什么。
陈元凤去京师，一则是为了协调有关粮草军资之事，一则是为了亲自向太皇太后、皇帝、枢密会议汇报战争的进展—这个本不是石越本意，石越原本是希望由参议官游师雄去替他报告，接受质询，但是枢密会议点名要宣抚判官兼随军转运使陈元凤去，石越虽不情愿，但为了表示自己光明磊落，只得勉强答应。
对于陈元凤来说，这自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并不是每个官员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太皇太后、皇帝与两府诸公，更不是防防便便哪个官员，都有机会在这些人面前展示自己。有多少官员，就是因为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因而鱼跃龙门，一飞冲天。
陈元凤抵达注京是在七月二日，他到达的当日，段子介兵败唐河的消息，也正好抵达注京—比仁多保忠、唐康接到消息，只晚了一天。这得益于自战争开始之后，开始渐渐运转起来的葬传系统。大宋的葬传系统，仿佛一台老旧生锈的机器当它运转以后，开始是缓慢的，需要一段时间，各种齿轮之间经过磨合，才终于能慢慢的变得灵光。战争初期，传递战报的消息虽然有严格的要求，但速度不过中规中矩，葬法中规定一日四百里的速度，当时还不过是个美好的愿望：一份公文从大名府送到注京，三百二十里，需要两三天，但是，渐渐的，在宣抚使司做出一些改良与调整之后，各地与大名府、注京的联系，变得更快捷。各州、军虽然皆归宣抚使司统辖，但是许多府、州、军官员，也会同时向注京察报，各地与大名府、注京之间的葬馆，都备足了快马，遇有遇急军情，都是书不入铺，昼夜兼程，如今从大名府一份公文送至注京，一日夜便可抵达州尤战争初期速度快了一倍都不止。
段子介唐河兵败后，他自己尚未来得及向大名府、注京报告，镇、定诸府、
州、军的官员们，早已迫不及待的将这个消息报告了上去，因此唐康、仁多保忠在冀州反而知晓得慢一些，实则七月一日，大名府宣抚使司综合各州、军之报告，大体已知详情，石越深知段子介在镇、定一带的人际关系不太好，因此，当注京枢密院收到这些府、州官员的急报之后，不过晚了五六个时辰，便也收到了宣抚使司的报告。再怎么说，葬路之上，宣抚使司的公文跑得总要比这些地方官员的要快些。
这也是段子介能得到宽大处分的重要原因。～
等到段子介自己的奏表送到注京，枢密会议其实早已决定如何处分他了。
但是，注京是一个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尽管韩维主持的枢密会议决定从轻处分段子介·可是段子介兵败徽纫的消息·仍然对注京朝廷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有些迹象是如此明显。
陈元凤人刚到葬馆，便听说朝廷暗中放松了辽使的禁锢，稍稍恢复了对辽使的礼遇。他甚至从交游甚密的同僚口中，听到北朝已经派遣议和之密使前来注京的传闻。而这是他在大名府时一无所知的，他相信石越也被瞒在鼓里—这是人之常情，注京诸公既然要私下里与辽使打交道，对于态度强硬的石越，在没达什么协议之前，肯定是要瞒着的。一此后他往来两府，又听到更多的传言流传：据说朝廷每日都有人上书，指责石越此前主导之绝不言和诏。而且，这种言论这些日子渐渐活跃，甚至有人抨击石越徒知大言，坐拥十万大军，龟缩大名府不出，区区一深州而不能救，却妄言绝不言和，甚至暗沙射影的斥责石越是玩寇自重，欲以辽人侠持国家。
这些言论倒不足以动摇石越的地位，身居高位，他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会有人诽谤，有人不满。
但是，谣传太皇太后，乃至枢密会议诸公，心里都是认可“战和皆国策”的认为二者不可偏废，自春秋战国以来，以和议而保全国柞者甚多，因此大宋的上层，大部分并不排斥和议。这一点，从此前陈元凤与在注京的友人的书信中，从此番他回到注京所交往的官员的言语中，他都有所体悟：这或者并不是谣言那么简单。
注京有无名氏甚至写了一篇《汉唐和亲论》，在注京广为流传，此文称赞以汉、唐之强，亦不免于和亲胡狄，赞扬和亲给汉唐带来的和平与福社，避免无数无辜百姓惨死沙场，认为真正谋国，不能追求虚名与脸面，而应在乎民众之实利。他极力夸赞与匈奴和好之汉宣帝、霍光，而抨击对匈奴作战之汉武帝，指责汉武帝的战争，带给汉朝民众巨大的灾难，对于国家、百姓，全无半点好处。
这篇《汉唐和亲论》文采栖件，立论、论证，皆十分有力，颇有西汉之风，许多人疑心是苏轼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近于韩拖古烈的文风一不过，不管此文出自何人手笔，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石越的绝不言和诏或者能激励士气、振奋军心但对于朝堂公卿来说，即使再坚定的主战派，也不能否认拒绝任何和议的声明其实是偏激的、意气用事的。
陈元凤知道许多的大臣都是支持战争的，但是他也了解到，他们同样也认为议和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甚至不妨一边打仗，一边议和。为了国家计，总得多准备几条退路。打了胜仗有打胜仗的议和法，两军僵持有两军僵持的议和法，万不得已，打了败仗也要准备打了败仗的议和法。
不过，这些原本都限于私下的议论。注京的大氛围，是对辽国的蔑视，对胜利的自信，对战争的热切—普通的市民、年青的士子、中低级的官员，大多沉浸在这种情绪中。陈元凤所感觉到的这些微妙的态度，则主要存在于能真正决定大宋命运的那些衰衰诸公之中。
百姓愚蠢而极易蝙动，年青的士子自以为聪明实则同样的蠢笨，至于中低级官员，绝大部分都不过是鼠首两端的墙头草，他们总是软弱的，为了自己的前程与乌纱帽。这都要谢谢石越—在报纸被管制的背景下，要操纵这些人，实在太容易了。
因此陈元凤很清醒的知道，哪些人的态度是重要的，哪些人的态度则是可以忽略的。
虽然到七月二日为止，枢密会议还从未提过“和议”二字。
但这一切，终止于七月四日。
当天，枢密会议得出结论，认为段子介兵败唐河之后，深州已难坚守，左垂相韩维的态度率先动摇，他对太皇太后表示：为长远计，大宋要同时做好战争与和议的准备。他宣称纵然战争最终获胜，大宋也不可能吞并辽军，两国最终仍要有一份和议，否则边患不止，非大宋之福。既然总是要议和的，那不如早做准备，边打边谈，倘若能由使者得到的，就不必非要用战争来获取。
他的主张立即得到了高太后的赞同。
尽管高太后与枢密会议都声称这个变化并不是要停止与辽国的战争，而只是要给辽国“改过自新”的机会。伯该次政策的调整，仍然激起了一些强烈的反应。皇帝对此大为不悦，单独召见韩维，面责之，却也因此被高太后喝斥了一顿。
这次风波普通百姓甚至中低级官员都无从知晓，宋廷不可能公开发封诏书宣称他们要与辽人议和，当然更不可能告诉臣民们，他们的皇帝反对议和。但陈元凤在注京也有不少朋友，有些人甚至就在两府当差，而且在许多人来看，他还是范枢使亲信、赏识的人，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刻意巴结他的人也不少，这些流言总能传到他的耳朵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尽管，所有的关于“和议”的流言加在一起，在注京数不清的流言中，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的注京市民甚至是一般的官员来说，他们在听到这些流言后，都会不屑一顾。对于朝中大臣那微妙心思的揣测，也是一件玄之又玄的事。
但有时候，真相与人心，便隐藏其中。
而陈元凤的确是一个擅长此道的人。
七月五日的晚上，当千里之外的深州，城墙已破，拱圣军血战一日之后，仅存的将士们随便坐卧在城墙上、地上，拌着冷水啃着干粮的时候：当三百里外的大名府，石越正给王厚、何畏之设宴接风洗尘的时候：在注京的葬馆，陈元凤摒退左右，点起蜡烛，正在苦心构思着自己的奏折。
与预想的不同，来注京三日，他只见过太皇太后一面，而且只是简短的几句问话，此后，他便全是与枢密会议、两府打交道。显然，他需要做点什么，才能计高太后、皇帝留下a刻的印象。
他当然也有一点进展，连续两日，他拜会韩维、范纯仁，极力劝二人说服高太后，将更多的殿前司禁军调往河北，他向二人不断的保证大名府防线绝对安全，所以京师也绝对安全，不需要更多的兵力来守！。同时，也是他建言，可以将新增的殿前司军队交由田烈武统辖。有些事情，他看得很透彻，在太皇太后眼里，田烈武是个如周勃一样忠义可信之人，即使他出自石越门下，但果真石越有任何不轨之事，天下最先站出来举兵反对的，必然是田烈武！
这一点上，高太后绝对是有识人之明的。
如田烈武、桑充国这些人，无论与石越私交再好，甚至也赞同他的政见主张钦佩仰慕他的为人与能力，但是，如这些人，也是真正的君子。石越若蒙冤受屈这些人能为救石越而不惜家破人亡：但若石越有任何对赵家的不忠之意，这些咒也会是最坚定果断的反对者，他们会亲手将石越送进鬼门关，而不会有半分的犹豫。
高太后此时倒未必真的在猜忌石越，但是，身居她这样的位置，做任何决定自然都会小心谨慎，她不见得是针对石越，任何人担任三路宣抚大使，都等同于将天下的兵权送到他的手上，若有可能，她都会做一些防范。就算是司马光在世，出任此职，也是一样的。
陈元凤对此洞若观火。
他能做到宣抚判官，不也不是因为这种心理么？范纯仁难道还不够信任石越么？但那又如何？信任是一回事，防范亦是必不可少。
因此，陈元凤游说韩维、范纯仁的主题便是：使兵权分于行营，而非聚于宣台！
枢密会议应将绝大部分禁军，直接划入诸都总管府，宣台只能直辖最基本的预备部队，这并不会影响宣抚使司的权威，因为若有必要，诸参谋官、参议官、甚至勾当公事，都可以直接派往诸军，接掌指挥权—但却能有效的防范宣抚使兵权过重，直接指挥权与间接指挥权，在有些事情上，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看起来，高太后最终采纳了陈元凤的建议。
一天前，枢府来人告诉他，枢密会议己纤决定增派铁林军、宣武一军至田烈武鹰下。枢府已经在准备舟船，这两只殿前司禁军，会由水路直接运往河间府。
这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还远远不够。
陈元凤意识到，要让高太后、皇帝真正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议”这个议题如今正是最好的切入点。
他沉吟许久，亲自磨了墨，提起笔来，沾墨写了几个字，却又不是太满意，抓起来，揉成一团，丢进纸篓，又铺了一张纸，写道：“臣伏闻宰臣韩维等……” 北宋风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