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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耸的太行山脉从宋朝境内黄河北岸的王屋山，一直向东北蜿蜒，迄于北方辽国境内的燕山山脉，正好成为世界岛东部黄河大平原与河东高原之分界。太行山脉的西侧，坡度徐缓，而东侧则十分陡峻。但这长达数千里的山脉中，亦有八处中断之所，成为联结东部平原与西部高原之间的交通孔道。这就是所谓的“太行八陉”。绍圣七年之时，这太行八陉，其中有五陉，在宋朝境内，是联系河东路与河北路的要道；而另有三陉，则在辽国境内，联系着辽国的南京道与西京道——在宋朝这边，这个地区有时候亦称之为“燕云十六州”或者“山前七州”与“山后九州”。所谓“山前山后”之“山”，指的便是太行山脉的北支。这“燕云十六州”，其实是由太行山北支与燕山山脉隔断的两个地区，其联系之道路，严格来说，便只有两条。在北，则是居庸关；在南，则是易州。

　　而太行八陉在辽国境内的三陉——飞狐、蒲阴、军都，正与这两条道路，息息相关。这三陉中，飞狐、蒲阴其实是一条道路的北南两口，于是，这条道路也是太行八陉中途程最长者。最狭义的飞狐陉，北起蔚州以南四十里的飞狐口——亦称为北口，辽国在此设立飞狐关，经过八九十里形势险峻的陉道，止于南口以南约三十里的飞狐县。然后，这一条道路转而向东，经过汉长城，过紫荆岭口之金陂关[1]，至南京道之易州，全程约一百八十里，则是所谓的“蒲阴陉”。

　　但是，因为飞狐县恰好处于一个山间盆地之中，却也让飞狐地区成为一个奇特的交通中心。以飞狐县为中心，除了上叙之飞狐陉与蒲阴陉，至少还有三条重要的联系孔道，分别为往东南经五阮关至宋朝定州北平的蒲阴古陉，亦称五回道；往南经倒马关至定州唐县的所谓“望都陉”；以及由西北经隘门至灵丘的“灵丘古道”。这三条要道，到了宋辽之际，世人亦都混称为“飞狐道”，并不详加区分，但却同样皆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比如所谓的“灵丘古道”，过灵丘之后，西南可入宋朝河东之瓶形寨；西北过隋长城石铭陉岭可直趋浑源、大同；东北过隋长城直谷关则可入蔚州。这亦是飞狐道与太行其余诸陉大不相同之处，其余诸陉，大抵都是一条孔道，塞住关口，则再无出路。但飞狐地区，却是道路众多，四通八达，将宋辽两国之山前、山后、河东、河北四个地区全都联系起来，可同时又关隘林立，几乎每条道路都十分险峻，易守难攻。故此，但凡有人想要经略山前山后之地，又或者有意于河北河东，飞狐地区，便总是首当其冲。[2]

　　不过，在绍圣七年的宋辽战争当中，自开战以来，差不多有半年之久了，飞狐地区却一直都是风平浪静。当然，这其实也不足为奇，从地利而言，宋朝河北地区门户大开，辽军侵宋，几乎用不着飞狐道。而这场战争进行到现在，宋辽交战的主要地区，依然是在河北平原。尽管九月下旬，宋朝的何畏之攻取饶阳，迫使萧岚北走肃宁，从而在韩宝与耶律信之间插进一颗钉子，几近将辽军分割为两部，但是，河北战事仍旧胶着，一时半会分不出胜负。

　　在滹沱河与唐河之间，宋军的慕容谦部与云翼军、龙卫军，以及随后增援的第十、第二十两个神卫营，接近四万马步军队以及近两百门火炮，由慕容谦与唐康统一指挥，在安平的南边与西边，扎成四个大寨，与安平一带韩宝的近四万大军对峙。双方营垒相望，声息相闻。尽管辽军不断的想引诱宋军决战，但石越派出折可适坐镇军中，绝不出战。而尽管云翼、龙卫二军几乎是背河扎寨，大犯兵家之忌，可面对宋军互相呼应的硬寨，辽军也无可奈何。虽然一开始韩宝就千方百计阻止宋军扎寨，但在云翼、龙卫二军渡河之后，二军皆属精锐，又有慕容谦在西面策援，辽军亦很难阻止已经渡河的宋军稳住阵脚。而在横山蕃军的步军与神卫营增援之后，韩宝就更加进退维艰。眼睁睁看着宋军的营寨由简陋而全备，却无破敌之策。欲待远走，背后又有唐河、高河之阻。所幸者，韩宝军中粮草，足支一月之用，而河北天气日渐一日的变冷，到十月中下旬河水就可能结冰，他依然能重新夺回主动权。

　　而在河间地区，尽管未能如愿夺回饶阳，但辽军依然掌握着优势与主动。饶阳距武强不过约七十里，其城最初就是为了护运军粮转运而筑，尽管冬季水浅，又属逆水行舟，但宋军仍可用小船从滹沱河运来源源不断的补给。在何畏之指挥宋军顶过了辽军头两日的反扑之后，便连耶律信也只好放弃——其实这支宋军就算是耶律信，也没有太多的办法。饶阳虽然城池卑小，残破不堪，但好处却是处于两条河道之间，西北两面，辽军都无法攻城，只要少量兵力看守，宋军只要集中兵力守住东南两道城墙便可。何畏之自统镇北军步军守南城，而以雄武一军在东城外布阵，以骑兵居城中策应协防。雄武一军的车阵，变化繁多，背城而阵，雄武一军可以放弃后阵之火炮，将阵门开在后方，其余三面火力更加密集，甚而还能调几门火炮去协助守南城。宋军又旨在坚守，没有更多与射程更远的火炮，连耶律信也不知如何是好。而另一方面，一旦发现耶律信调集大军前来攻打饶阳，河间府的宋军就立即大举扑向君子馆，几乎令耶律信顾此失彼。

　　在小小的河间地区，宋辽两军的行动，几乎都是没秘密可言。大军一动，对方立即知晓。耶律信虽然没有将河间府的宋军放在眼里，辽军也可以说是想来就来，想走便走，但是另一方面，他却也只能留在河间。这既是因为大军作战，总要有梯次相继，前锋只到了深州，中军便只好停在河间。尽管在澶渊之誓那一年，辽军曾经将十几万大军聚集在一个战场，但那种事情，到底也只能欺欺宋军无能，可一而不可再。一个战场兵力越多，指挥效率越低，当年大辽铁骑一个三万人的前阵，正面宽度就有一二十里。若是十几万大军在一个战场，指挥什么的，几乎就不必考虑了。传说之中，历史上有些名将有此能耐，但是当今之世，宋辽两国，大约都无此能人。而此外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为了确保官道，也就是辽军粮道与后路之安全无虞。

　　利用雄、莫至君子馆的北方官道，辽军可以更有效率的运送补给。甚至于可以说，对头一次尝试这种大规模补给运输的辽军来说，他们十分的依赖这条官道。东线萧忽古的偏师久战无功，耶律信先是不断抽调其军队到中线战场，最后更是干脆彻底放弃东线，只留给萧忽古少量的宫分军，让他领着一群渤海军、汉军与部族军为主的部队，在雄、莫一带驻扎，保护辽军的粮道。这一个改变却是立竿见影，萧忽古攻城无能，但自其至雄莫之后，赵隆等人便屡吃败仗，渐渐安份下来。而辽军虽然终于离开霸州，但燕超也已经是筋疲力尽，蔡京率京东、沧州兵直趋霸州之后，立即反客为主，霸州之军政事务，几乎全决于蔡京。京东兵数度越过巨马河，欲骚扰辽境，结果每次都被辽国迎头痛击。其后蔡京又亲自率领大军，想要夺回雄州，反被萧忽古打了个屁滚尿流，只得灰溜溜的撤回霸州“待机”。好在燕超早有准备，率军前来接应，否则只怕蔡京都要被生擒。蔡京生怕小皇帝不喜、石越追究战败之责，反将所有过错全部推到他的统兵官黄牧臣身上。他知道石越、章惇都十分精明，难以欺瞒，便耍了个小花招，算好时间，将战报与奏折遣使先报汴京御前会议，再报宣台。待石越得知之时，小皇帝已在震怒之中下了处分，将黄牧臣罢官送京师勘问，令石越、章惇、蔡京等合议，另荐主将。石越明知道这必是蔡京搞鬼，却又不想为这点小败自乱阵脚，兼之当时姚、种尚未渡过滹沱河，饶阳还在辽军之手，他根本无精力兼顾数百里之外的霸州之事，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令燕超暂替黄牧臣之职。

　　自此之后，雄霸一带，也暂时平静下来。辽军的补给状况，也同时大为改善，赵隆给辽军后勤造成的直接破坏有限，但是对其转运效率的打击却难以估量。没有了赵隆的骚扰，耶律信总算暂时又不需要为补给操心了。尽管这样花钱如流水的战争，大辽的君臣们大多没见过这种“大场面”，未免都不是很适应，甚至颇觉心疼，但是不管怎么说，事已至此，填饱军队的肚子，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不用担心饿肚子之后，耶律信就不得不考虑更多的问题。战争进行到十月，辽国内部，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湖面之下，几乎就如同一锅沸水，马上就要爆发。大举兴兵南下，是耶律信的定策，也是他成为北枢密使最重要的理由。但是，仗打了五六个月后，若以胜仗的规模与数量而论，自大辽建国以来，从五代入宋，这次南征都算得上战功赫赫。然而尽管打了许多胜仗，还是大胜仗，可是与战前的战略目标，却反而越行越远。而大辽历次南征，可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辽南征，其实认真计较起来，根本就没打过什么胜仗，反倒是受了不少挫折，可结果却足以令辽国满意，与宋人签下了澶渊之誓。

　　耶律信心里也很清楚，上至辽主，下至朝中贵戚、重臣、军中将领，大辽需要的，就是一个满意的结果。军事上的胜利若不能转化成政治与外交上的胜利，那就毫无意义。如若就此撤兵，虽然谈不上失败，甚至辽军还算有所收获，但是，相比从此将辽国拖入与宋朝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这个结果，这点收获挽救不了耶律信。

　　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取而代之的萧岚，一直反对对宋朝开战的韩拖古烈，还有萧禧等人，都绝不会放过他。而耶律冲哥与萧忽古不落井下石，就算仁至义尽。萧阿鲁带最近与萧岚打得火热，对耶律信只怕也颇有怨恨。更让耶律信不安的是，连韩宝都可能倒向了萧岚一边——他儿子韩敌猎使宋归来后，完全被韩拖古烈拉了过去，竟然公开劝谏皇帝结束战争！而萧岚又在此时，将自己的侄女许给韩敌猎……

　　战争还没有打完，耶律信就已经感觉到自己几近孤立无援。他能指望的，只有皇帝与太子的信赖。可是，君主的信赖，永远都是需要更多的回报的。

　　耶律信并不后悔发动了这场战争。无论结果如何，这场战争都是必要的。一个蒸蒸日上、从不掩饰自己对山前山后诸州野心的南朝，在耶律信看来，想要避免战争就如同痴人说梦。在己方尚有优势之时不动手，难道要坐以待毙么？澶渊之誓确立了大辽与大宋两朝之间的秩序与平衡，但这个平衡与秩序，在十几年前，其实就已经轰然倒塌了。两朝要重建秩序与平衡，知道双方所处的地位，战争就总是会来的。而早一点发生，对辽国更有利。

　　他对皇帝与大辽都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若是到了必须承认失败，才能更好的保存大辽实力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的这样做。尽管他知道那可能让他万劫不复。此前，在补给面临严重危机之时，耶律信就几乎要做出这个决断。

　　但老天又给了他一次机会。

　　如今他对南朝君臣的心理已经了若指掌——他只要耐心的等待时机，当河北诸水冰冻，安平之韩宝，便可以迅速北撤，而宋军必然追击。到时候，韩宝引着宋军的骑兵往保、定追赶，他们的骑兵和步兵会脱为两截，而耶律信既可率主力迅速穿插至深州，从后面对宋军重重一击，先破其步军与神卫营；亦可以穿插至宋军骑兵与步兵之间，与韩宝一道，对追击的宋军前后夹击……

　　如若不是韩宝被意外牵制在安平……

　　不过，所谓“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这也是战争中总会碰上的意外。耶律信没什么好抱怨的。只要他已经确知宋军有不愿纵辽军北归之心理，并且自韩拖古烈处得知那甚至已是其朝野共识，那他就可以善加利用。安平的韩宝，是一把双刃剑。只要韩宝部再次驰骋起来，耶律信就重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而宋军将到处都是破绽。

　　即使宋军在冰冻之前与韩宝决战，那也并非不可接受。若是四万铁骑在野战上败给了宋军，那就是天命已改！大辽当坦然接受这个现实，耶律信亦当毫无怨言的面对自己的命运。

　　而在宋朝这边，石越与王厚面对的战场之外的压力，更甚于站在他们对立面的耶律信。在一个君主制的国家，无论外朝的制衡力量有多么强大，君主一方都拥有先天的优势。宋朝的小皇帝赵煦，自从亲政之后，可以说，每过一天，他对御前会议、两府、朝廷的控制就越强。让石越头疼的是，赵煦的进取之心不断的膨胀，尽管他对于石越这些元老重臣还不得不表示尊重，可是他对战局进展“过慢”的不慢，也越发的不加掩饰。每日都有快马在汴京与深冀之间飞驰，递送着赵煦与石越之间的对答。石越要花很大的精力，耐心向赵煦解释为何安平的宋军不马上与辽军决战；说明为何河间府的宋军直接与耶律信的精锐交战是不明智的……

　　然而，赵煦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解释。他更相信宋军的强大，对于石越的解释，他半信半疑——石越心里面很清楚，赵煦需要的是一个时间表。如若他给皇帝约下一个明确时限，皇帝的怀疑在短时间内，就可能转变成一种狂热的信任与期待。可惜的是，给皇帝的许诺是绝对不能乱下的，任何人若忘记这一点，他的结果都不会太好。石越也不希望有任何时间表影响到他的谋臣与将军们对战事的判断——就算石越不在乎结果，折可适、王厚们也一定会在意。他们与石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倘若石越也没有好结果，为石越所重用的折可适与王厚又岂能有好结果？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在九月下旬，左丞相韩维意外病倒——虽然不是大病，但是一个七十五六岁的老者，其实也没什么小病可言。韩维只能回到府邸之内休养，几乎不能再视事——如果皇帝没有特旨允许的话，他就不能在私邸办公接见各级官员，而小皇帝虽然殷勤的遣使问疾，送汤送药，可对此事却闭口不提。而向太后一向秉持着不过问外朝政事的原则，也未加干涉。

　　祸不单行，石越在意外丧失朝中的一大重要支持之后，又发现回朝之后的韩忠彦，态度也变得暖昧起来。虽然韩忠彦不存在倒向皇帝的问题，韩家对于小皇帝本来就是绝对忠诚的。但汴京的来信说皇帝多次召见韩忠彦密谈，时间往往长达一两个时辰。甚至于与皇帝关系密切的桑充国，也给石越写了一封信，提到皇帝与桑充国之间的一次长谈，信中声称皇帝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后，形成石越左相、范纯仁右相、韩忠彦枢使的新朝局。石越不难嗅出其中的言外之意——小皇帝心中未来朝廷的格局，已经渐渐形成。他希望借助拥有遗诏辅政大臣身份却不属于任何党派的韩忠彦，来构筑属于他的朝廷。

　　这件事其实并不意外，而几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当高宗皇帝赵顼将韩忠彦的名字写进他的诏书之后，韩忠彦就已经必然是这几十年中大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尽管他关键时候颇能杀伐果断，但平时看起来却是锋芒内敛、温和忠厚，和朝中三党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加上他的家世带来的河北、开封士大夫的支持，可以说韩忠彦是绍圣朝中地位最稳固的宰执。

　　谁都希望这样的人物是站在自己一边的，石越亦不例外。让他更加忧虑的是，他知道韩忠彦并不象他表面上的待人接物那样，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他肯定是在某些事上被皇帝说服了。只是石越还不知道是什么事！

　　陈元凤与李舜举、王光祖所统的南面行营近五万人马，在九月的最后一天，终于在冀州集结完毕。陈元凤希望这支人马立即前往安平，却在石越那儿吃了个闭门羹。石越根本不见他，让他在武强等了三个时辰后，派一个小吏出来通知，南面行营诸军全部前往东光休整待命，违制者斩。陈元凤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冀州，李舜举、王光祖却都不敢违令，乖乖将人马带到了东光，与李浩的骁胜军交接防务。看着李浩率领兵员不整的骁胜军开往武强，陈元凤只好将满腔的恼怒发泄到奏章之中，向皇帝与两府抱怨受到的不公待遇，并反复宣称，加入南面行营的生力军后，宋军可以在任何一个战场对辽军取得优势。

　　这肯定加剧了皇帝对石越的怀疑。韩忠彦的来信中，就委婉提到希望石越给南面行营用武之地。但石越与王厚却也有不用南面行营的理由。休说他们行军之后需要休整，所谓“兵贵精而不贵多”亦是不破的真理。野战并非攻城与守城，在安平方面，无论防守或进攻，各军之间的协调远比兵力的多寡更重要。他日宋军出击，必以马军为主力，马军再多，列阵之时，纵深不过十排，否则大阵连转弯都做不到。如今安平的宋军骑兵，若倾巢而出，用最紧密的队列列阵，正面已经宽达一二十里之遥——而实际上，无论是慕容谦、唐康或者韩宝，大约都不会列这样的阵形，所以他们其实也已经有充足的中军预备队。在这种狭小的区域进行会战时，两军的作战方式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左中右前四军或者左中右三军，各阵之间配合作战，先互相射箭，射完箭后再冲杀格斗——至少有近两百年，世界岛东部的这种会战方式都没有发生过改变。而决定最后胜负的，往往只是其中的一阵，在这种会战之中，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其中一个军阵失败，则全阵溃败。

　　所以，尽管石越与王厚也希望可以使用南面行营中的骁骑军与宣武二军的兵力，但是同时也都觉得那并不急迫，相反，他们更担心这两支禁军加入后可能的失控。隶属南面行营的殿前司精锐禁军，除非石越亲自坐镇，就算是王厚去，他们也未必会老老实实听话，万一这两支军队到达安平之后，急躁的攻击辽军，结果就可能是灾难性的。更何况，陈元凤也肯定不甘心南面行营的两支主力被抽调而失去控制权。再说冬季滹沱河的运能有限，安平宋军的粮草补给，大半还是要依靠陆路运输，既然没有明显的好处，反而有可以预料的风险，石越也不愿意再去增加补给方面的压力。

　　河间府地区，石越就更加不敢令南面行营进去。章惇可以与田烈武这个好脾性的人合作愉快，但如果是陈元凤与南面行营，就算章惇设计让耶律信全歼了这五万人马，石越也不会感到意外。那里如今就是章惇的地盘，整个河北，除了石越，章惇不会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南面行营进入河间府，这五万人马的粮草，到时候都得指望章惇，章惇必定会要求他们服从他的命令，而陈元凤却几乎没有可能俯首听命。章惇并非什么良善之辈，他要断了南面行营的粮草供给，石越都不知道该如何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偌大一个河北，倒也并非没有容得下南面行营五万人马的地方，只是石越却没有仙法奇术，将这五万人马变到保州、博野去。南面行营以步军为主，带有大批辎重，若要去保州、博野，只能走官道绕道而行，先去真定府，再经定州东出，就算不考虑补给问题，正常行军也要十几天，若以此前的速度来看，只怕他们一个月都到不了。更何况深州、真定、定州诸州县，早已经不堪重负，这五万人马再去，粮草供应，很难指望当地州县，须得由宣台另行补给，免不了又要至少征发几万民夫。而更重要的是，战争之中，以上下同心为贵，如南面行营这样的部队，却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对于这样一个烫手山芋，石越也只好将它按在后方，放到自己的眼皮底下。只是如此一来，石越便不免要落人口实，便连他自己也知道，他纵是无私，亦见有私。在赵煦和朝廷的大臣们的心里，陈元凤与南面行营是完全不同的形象，至少他们也会觉得“锐气可用”，石越无论如何辩解，也都难以服人。但他却到底不能让事实去证明他才是正确的——那样的代价，未免也太大了。

　　石越和耶律信各自背负着不同的压力，将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河北战场。双方心里面都知道，这一次的僵持，注定短暂。虽然没有人知道这脆弱的平衡究竟会在何时被打破，但双方都意识到气温的变化将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个时期，仿佛整个世界岛东部的焦点都在河北平原之上。至于河东地区，虽然两国都部署了大军对峙，但自开战以来，长达五个月的平静，让这个地区几乎被人遗忘。不过，在历史上，河东与西京道，也从来都不算是契丹与中原王朝交战的重点。哪怕追溯到耶律阿保机的年代，舞台的中心，也是河北的幽蓟地区。近两百年内，塞北与中原的争斗，河北一直都是主角，而河东则几乎微不足道——发生在此处的战争，无论胜败，都极少影响到大局。

　　一直到绍圣七年九月结束，历史都依循着这两百年来的轨迹运转着。尤其是在长达五六个月的平静之后，在宋朝的河东路与辽国的西京道，双方都有不少人开始相信，他们只是这场战争的看客而已。

　　所以，即使当十月初至之时，雁代都总管章楶与河东行营都总管折克行突然大举兴兵，自雁门、大石谷路两道并出，做出大举进攻朔、应辽军之势，许多人也觉得那只是迫于宋廷压力的徒劳之举。

　　朔州有耶律冲哥亲自坐镇，近在咫尺的应州也非当年潘美、杨业时兵力空虚的应州，辽军扼据形胜，以逸待劳，宋军倾河东之兵出击，结果十月八日折克行在应州遇伏，受挫退兵；十日，章楶闻折克行不利，亦引兵还雁门。自十月五日出兵算起，河东宋军的这次出击，前后不过五日，便告夭折。 北宋风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