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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后，大名府。

　　对于大名府的宣抚使司众人来说，他们经历了自开府以来，最为紧张抑郁的三天。七月八日，冀州急报，深州城失守，拱圣军被全歼，辽军屠城，姚咒生死不明。没晚多久，从注京的使者，带来了一个让石越与他的漠臣们皆寝食难安的噩耗—高太后驾崩了！

　　当此大战之际，古往今来，在外面统军的方面之臣，最担心，最惧怕的，便是中枢的政治剧变。而这世界上，还有哪种政治剧变，大得过最高统治者的更替？！

　　况且，这还是由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换成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

　　依照惯例，石越一面下令诸军戴孝，一面立即上表请求回京奔丧。

　　这算是大宋朝制度的一个优越性，当皇帝换人的时候，宰相也罢，在外统兵的方面之臣也罢，都有一系列的制度，让他们自动交出权力，留任与否，则取决于下任皇帝。从负面的角度来说，这是为了强化君权：而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有利于政权的稳固。每个皇帝都有他亲近宠信的人，他登基或亲政之后，反正是要换人的，与其让皇帝在这方面绞尽脑汁，甚至做出许多令人心寒的事情，倒不如将之制度化。宰执大臣们在诸如山陵使这样的位置上各有一席之地，而这些差使，总要花费至少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的时间，表面上是宰相们在营建山陵，办理丧事实际上却是进行政权的交接过渡。几个月后，丧事办完，宰相们便请辞，新皇帝以办丧事有功为名，加以厚赏，然后便可以任用自己的宰相一太皇太后高滔滔的地位，与皇帝是一样的。这一点，从皇帝已经下诏她的陵寝为“山陵”，便已可确证，这是对皇帝陵墓的称呼。

　　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平时皇帝如果大举换人，宰执们有条不紊的过渡权力将重心转移到山陵的营造上，那没什么不好。但如今却在战争之中！

　　倘若中枢大举换人，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石越相信皇帝年纪再小也不会这么蠢，他相信就算他想这么干，朝中也一定有人会阻止他。但是，谁又能肯定皇帝会做什么？这个世界上，惟一比女人更不可预料的，便只有皇帝这种生物了。而无论大宋朝的制度多么完善，文官势力多么强大，大宋朝始终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皇帝若真要干点什么，就算最后被阻止了，那也是在造成了混乱之后。

　　平日混乱一点也就罢了。

　　但此时一而七月九日接到的诏旨，让石越证实了自己的担忧，绝非祀人忧天。

　　亲政才一天的小皇帝，竟然给他下了一道“内降指挥”！

　　如今大宋朝的制度，凡是不经过学士院、两府、门下后省的诏旨，皆是非法的。任何官员在理论上都可以封还诏令，拒不执行。但是，却仍有一个很大的弊政，可以突破这种制度，那便是“内降指挥”，亦即是“手诏”、“御批”，此类似于唐代所谓的“墨救斜封”。所不同的是，唐代的“墨救斜封”，只是皇帝不经过门下省任命官员，而宋朝的“内降指挥”，却是事无不预。

　　这种弊政，是由宋仁宗时开始泛滥的，宋仁宗天性柔弱仁厚，凡是身边的人说情请求，他性格上不能当面拒绝，完全没有皇帝的威严可言，于是往往却于情面答应他们的要求，但是他更害怕宰相们的拒绝，便滥批手诏，可他心里也明白这种行为不对，便又告诉宰相们，凡是他的内降指挥，都不能马上执行，让宰相们来把关坚鳅霹黔霆篡藉黔黑薰黔纂翼霸蒸黎：馨器蕊着不是因为耳根软，而是为了追求效率，于是也经常内降指挥。然而弓叨粼项毕竟是一个英主，他心里也明白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自官制改革，便厉行限制“内降指挥”，但赵项与石越也并不能彻底杜绝这种弊政，虽然熙宁朝政局渐趋稳定之后除了一些小事，凡是军国大事，赵项便没怎么动用过手诏。

　　石越心里也明白，在君主制下，想要从制度上完全去除这种弊政是不可能的。

　　制度规定得再如何完善，照样都会被突破。如内降指挥这种东西的效力，更多的是取决于政治传统、外朝与中朝的博弈，以及整个文官阶层的觉悟。

　　在绍圣间，高太后执政七年，所有内降指挥，便是全都局限于礼仪制度上的烦琐小事，但凡涉及官员任免、军国之事，从无一事不经两府。

　　七年了，石越几乎已经忘记“内降指挥”原来还可以直接干涉军国大事。

　　小皇帝的这道手诏，是催促石越尽快进兵，救援深州。

　　而石越的回复是，令使者将手诏送回京师，并且给小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告诉他：“不经凤阁莺台，焉得为救？！陛下既以河北之事委臣，便当任臣信臣，凡诸军赏罚进退，皆当断于宣台，否则，臣不敢受此任。”

　　但是，石越可以不客气的拒受皇帝手诏，他却不能不担心，大部分武将可没有这个心理素质。大宋朝大部分的文臣敢于毫不客气的把内降指挥丢到皇帝的脸上但是，有这个本事的武将，那是百中无一。

　　因为武官们的地位，远比文臣们要敏感。

　　皇帝不会跟一个拒绝他手诏的文臣计较，因为那危害不大，事实上中主以上都明白这是对他的统治有好处的，而秋后算账成本太高。但是，对于敢于拒不听从他命令的统兵将领，那在皇帝的心中，便是与谋反之臣无异。

　　将领们会宁可听从皇帝的指挥打败仗，也不会拒绝执行皇帝的手诏。

　　这一点，大宋朝已经有不少先例在前了。

　　石越不怕皇帝给自己下手诏，却不能不怕皇帝绕过自己，直接去指挥军队。但他也不能下令诸军将领不得听从皇帝的指挥，只得给注京的两府诸公写了一封信严厉的指责他们失职，没有好好规劝皇帝。

　　七月十日，石越倒是接到注京一份正式的诏书。诏书中拒绝了他回京奔丧的请求，皇帝并且重申了石越的功劳，国家对他的倚重与信任，并且表示军国之事，一以委之。这份诏令发出时，注京已经得知了深州失守的消息，委婉的表示希望他能尽快进兵，以夺回深州，慰太皇太后在天之灵。

　　让石越稍稍安慰的是，皇帝挽留了韩维，太皇太后的遗体，暂安于大相国寺等战争结束，再营造山陵。皇帝并向天下颁布了亲政诏，宣布大赦天下，表示他将墨维治事，誓要将契丹驱逐出境，甚至继承先帝之遗志，矢志收复燕云。

　　但是，在接到这些诏令的同时，他又接到了两府的札子与皇帝的手诏。

　　两府的札子表面上是询问他应对契丹使者之策略—在得知太皇太后大行之后，辽国肯定会遣使致哀，两府询问石越的意见—这个使者，究竟是接纳还是不接纳？石越自然看得出，两府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而皇帝的手诏更象是一份密诏，要求他凡有契丹遣使，一概拒之。

　　从这两份互相矛盾的命令中，石越与他的漠臣们，到此时，才总算猜到注京发生了什么。

　　小皇帝既要安抚两府诸公，使政局不至于发生太大的波动，影响到对辽国的战争，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寂寞，希望能马上执行自己的政策与主张。韩维与范纯仁自然是要竭力替石越承担压力，而且二人也绝不会委屈自己的意志去屈从皇帝的想法，小皇帝既要稳定局面，面子上便仍得尊重这两位宰执大臣，事实上他也轻易动不了韩维与范纯仁们，于是，沉不住气的小皇帝便干脆另辟蹊径，用内降指挥来绕开御前会议与两府。

　　从这个角度来说，小皇帝的内降指挥，倒也算是“迫不得已”。

　　但这可不能让石越感到安慰。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时候，他只能也必须站在两府诸公一边。这也是他一直所努力的，当外朝的力量增强，中朝的权力便会削弱，大宋朝士大夫的觉醒可以追溯到真宗朝，这是宋朝绝非汉唐可比的地方。相信即使是吕惠卿处在他的位置，也会与他做同样的事情。其实这才是考验他们的时候，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你不可能永远指望皇帝如仁宗那么好说话，又或者如赵项那么明事理。如小皇帝这样的皇帝，甚至更加恶劣的皇帝，迟早都会遇上的。而石越倒是有足够的底气—现在可不是新旧两党势同水火，恨不能将寝对方之皮、食对方之肉的时代，他们还不至于因政见上的不同，便全然丧失理智。

　　皇帝会给他发第二道手诏，显然是还没有接到他那份半劝谏半威胁的奏折，但石越却不必理会这一点，他便权当赵煦是见着了他的奏章的。于是，在当天，石越便封好自己的印信节钱，并写了一份待罪自勤的札子，准备着人送往京师。

　　赵煦要么停止给他乱下手诏，要么便罢了他的宣抚大使与右垂相之职！

　　石越当然知道，这是给皇帝难堪。皇帝今天不计较，迟早总是要算这笔账的。

　　但是，他认为这是必要的。小皇帝必须尽快明白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此尽管范翔、折可适、游师雄，甚至包括李祥都苦苦劝谏，但石越仍然决定一意孤行。

　　虽然石越几乎可以肯定皇帝绝不可能罢掉他—就算小皇帝想，他也做不到在这个时刻，学士院没有人会给他草这样的诏书，两府他也找不到副署的宰相，门下后省更加不可能通过三一但这种剑拔弩张的对抗气氛，仍然计宣台上上下下都人心惶惶。

　　石越的待罪自勤札子原本十日晚上便要发往注京，但范翔与石鉴却自作主张悄悄的拖了一个晚上，希望能够出现任何转机。

　　二人一夜未眠，苦苦等待从注京来的使者，希望事情还有转寰的可能，一直等到次日天明，二人等来的，却是另一道内降指挥！

　　二人几乎绝望。

　　直到石越过这道内降指挥，盼咐范翔写另一封奏章，范翔与石鉴才松了口气。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讽刺—小皇帝用一道内降指挥，向石越委婉的表示悔意并重申了他对石越的信任与宣抚使司的权威。二人这才找了个借口，向石越察报他的待罪自勤札子因为意想不到的差错，没能及时发出去。

　　三天来的紧张不安，眼见着终于能熬过去了。

　　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这道内降指挥的，是御前会议的一道紧急公文，以及小皇帝的另一道内降指挥。两者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在七月十日，皇帝曾经分别给吕惠卿、蔡京、章集、慕容谦、唐康、仁多保忠发出手诏，这些手诏的内容，包括允许吕惠卿东下井隆：同意蔡京北上沧州，令他兼领沧州一切水陆兵马，增援霸州：

　　督促章集兵出雁门：以及命令慕容谦、唐康、仁多保忠要不惜代价，夺回深州。从宫中保留的副本来看，给仁多保忠的手诏错辞犹为强硬，赵煦在手诏中宣称他对仁多保忠逗留不进，观望失机，至有深州之失、拱圣军之败，极为失望。

　　赵煦在手诏中，委婉的解释他是在收到石越的奏折之前发出的这些手诏，并且表示下不为例，日后定然会尊重石越的指挥权。但是，却绝口不提收回成命之事。

　　御前会议的札子中则说得更加清楚，皇帝已经表示悔意，并且亲口宣示以后绝不会随便乱发手诏，致使令出多门，使河北诸将不知所从，然皇帝亲政之初，所颁诏旨，若是一道道都朝令夕改，会严重影响皇帝的信，故此仍希望石越能斟酌行事。

　　御前会议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也要给皇帝这个面子。石越亦能明白他们的心思—深州已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韩维与范纯仁、韩忠彦们虽然不愿意直接给石越施加压力，以免影响石越的决断，但是，他们心里还是希望石越能够夺回深州的。倘若石越实在不肯对深州用兵，那么他就得另想法子，去挽回皇帝的这几道手诏带来的麻烦。至于吕惠卿与蔡京、章集，那是无关紧要，此三人皆是文臣，他们若不愿意执行皇帝的内降指挥，他们自己会拒绝：他们要想顺水推舟，那也由得他们，但总之后果自负。

　　石越相理解韩维他们的处境，现在朝廷还在隐瞒深州失守的消息，但总有瞒不住的一天，到时候，注京市民、士子，只怕都难以接受，韩维他们也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之下，石越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只不过，皇帝赵煦的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幼稚手法，实在是令石越哭笑不得。谁都知道他不过是玩弄小聪明，故意制造时间差，造成既成事实，来逼石越就范，他居然还能装成虚怀若谷、纳谏如流的姿态，石越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好。皇帝毕竟是皇帝，石越也不能逼他太过，倘若他真要干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或者死不认错，石越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但他要耍起小孩子的无赖来，石越也只能目瞪口呆。

　　不仅是石越，连素来机灵多智的范翔也是傻了眼，张大嘴巴望着石越这一这一”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

　　石越苦笑着，盼咐石鉴收好手诏与札子，摇摇头，道：“这才叫视军国大事如儿戏呢。”说罢，挥挥手，又对范翔说道：“你速去请王厚与折可适他们过来罢便说某有要事相商。”

　　七月十二日。阜城。

　　仁多保忠一大早起来，便率领仁多观国与一干将校，前去东光接应粮草。早在七月七日深州陷落之前，神射军便已经面临了意想不到的压力，据他的哨探报告在乐寿失守之后，耶律信可能曾经在那里出现过，几个探子都在那里见着了数以千计的黑衣军。此后，他又接到阳信侯田烈武送来的信件，称职方馆在辽军的细作送了一份情报到河间府，据信耶律信有可能想要攻打永静军。

　　耶律信的目标十分明确，永静军处在永济渠的北段，东光县是宋朝整个河北地区粮食转运的重要码头，那里有无数的粮草，各种军资，还有船只。若能顺利夺取永静军，辽军不仅可以缓解补给的压力，而且可以封锁永济渠，让宋军在河北地区丧失主要的水路交通通道，从而增大河北宋军补给的难度—直到冬天河水封冻之前，永济渠对于宋军在粮草军资转运上的意义，都是无法估量的。永静军虽有教阅厢军驻守，还有一只小规模的内河水军协防，但倘若辽军果真大举压境，只怕也难以坚守。

　　如果不是姚咒意外的出现在深州，吸引了韩宝与萧岚的全部兵力，让耶律信无旧没他顾，而不久后仁多保忠又抢占了有利的位置，辽军只怕早已对永静军用兵了。

　　现在深州的麻烦已经解决，据职方馆的情报，至少在入冬之前，辽军恐已无意继续南下，那么，仁多保忠也不难想见，如今对耶律信来说，最重要无非便那么几件事：继续给大宋施加各种压力，守株待兔等待宋军北上，寻找重创宋军的机会。

　　而要完成这些目标，辽军需要足够的粮草。倘若完全依赖国内的补给，对于辽国的国力，会是不小的损耗。所以，接下来进攻永静军，亦算是顺理成章之事。

　　仁多保忠相信在他已经占据先机的情况下，耶律信会采取两面夹击的策略，攻下深州的韩宝、萧岚在稍加休整之后，可能会转移到武强一带，一面佯攻冀州，牵制唐康、李浩部，而主力则与耶律信的某支军队，分别从武强、乐寿强行渡河，对他形成夹击之势。

　　对他有利的是，辽军没什么船只，只能临时征集、掠夺，所以最终可能还是要靠浮桥，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耶律信必然会利用宋军没有足够兵力防守苦河、黄河全部河段的弱点，派遣小队人马先行偷渡，以策万全。除此以外，他必定会到处设置疑兵，令宋军摸不透他的意向：甚至干脆让韩宝、萧岚先突破较易渡过的苦河牵制他与唐康、李浩的兵力，然后他再从容渡河，攻击他的后背。

　　在这样的局势下，要防御辽军的进攻，仁多保忠就必须与唐康、李浩精诚合作。而让他暗暗叫苦的是，偏偏他们不久之前，还在互相攻汗。休说唐康、李浩便是神射军内部，如今相是隐隐分成两派，一部分将校站在他仁多保忠一边，还有不少将校则站在郭元度一边。尽管这段时间仁多保忠费尽心思，石越与宣台三令五申，至少他已经赢得了所有军法官的公开支持，这使得郭元度与他的部下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倒也无人敢违抗他的将令。但仁多保忠心里也很清楚，打仗的时候，他还是要靠这些将领的。一支靠军法官弹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

　　因此，当他得知王厚抵达大名府后，便马上上书石越，请求王厚立即前来冀州。

　　只要有王厚在冀州坐镇，无论是晓胜军还是神射军，便没有人敢轻举妄动。这两只殿前司禁军中，有半数以上的将领，不是王厚的旧部，便是他老子王韶的旧部。许多人对“小阎王”怕得要死。

　　但石越与王厚却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回信说，已派了何畏之前来他的军中。石越给他下了份密令：若然郭元度敢不用命，他可以缚之送往大名，以何畏之代领其军。而对唐康、李浩，只是王厚以中军行营都总管的名义，给唐康、李浩下了将令，令二人须听仁多保忠节制，否则军法从事。

　　如此处分之后，石越与王厚便认为他们已经神制住了局面，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仁多保忠却不能不心怀惴惴：何畏之尚未至他军中，王厚的一纸军令，能否让唐康这种莱鹜不驯之徒俯首听命，他也全无把握。

　　仁多保忠自己并不是什么胸怀宽广，不计旧怨之人。只不过他更擅于审时度势，明白屈己应时的道理。他心里面是对唐康十分不满的，也认为石越袒护唐康因此未必没有不平。但是，他也并不想弄僵与唐康的关系。对他来说，他在大宋朝，有两个立身之本，其一是他在绍圣初立下的勤王保驾之功，这让已经故世的太皇太后与刚刚亲政的小皇帝，都对他信任有加，恩宠不绝，特别是如今小皇帝已经亲政，七年前所立功勋的政治回报，如今才刚刚开始：而另一件，就是处理好与石越的关系。仁多保忠十分清楚在大宋朝，仅有皇帝的宠信，却在文官之中没有强力的支援，任何人都是不可能谈得上如鱼得水的，而在绍圣一朝的文臣当中，惟一能对他不持偏见，不始终抱持防范心态的，暂时还只有石越。因此，些些不满，他也不能过于计较。与石越保持良好关系，才符合他的最大利益。既然如此，他就有必要修复与唐康的关系。

　　他确实也做出了姿态与努力。

　　他早猜到晓胜军与环州义勇会粮草不足，在深州失陷之后，唐康与李浩立即将主力撒回信都，只留少量兵力驻守衡水，便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原本他可以安然等着唐康、李浩来向他乞粮的，但是他却主动的让人给他们送过去数千石粮食与草料。他的好意也收到了一些回报，唐康与李浩果然派人送来札子，向他的表示了感谢。

　　虽说两军关系的进展也就仅此而已，但仁多保忠更加确信自己的正确。

　　在战争之中，谁控制了粮食供应，谁就占据着主动。

　　王厚到任后，亦数度行文给他，令他一定要守住永静军，大名府的运粮船只亦尤源源不断的北上，无数的粮草军资，在东光卸货，宣台与王厚的意图昭然若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然西军远来，仍需要在大名府休整一段时间，养精蓄锐之后，方能北上，但未来大军的补给，肯定是要以永静军为主。

　　仁多保忠判断，王厚可能会拖到八月，才开始让西军北上。一来休整一个月西军元气便可以完全恢复，他可以兵强马壮的北上：而拖到八月，辽军入侵已有四个月，不是锐气渐失，士卒渐生归心之时，不仅如此，八月份也是辽军补给面临最大考验的时候，四五月份，辽军自带补给，加上四处掠夺，粮草不会有困难，六七月份，虽然随军的粮草吃完，但耶律信处心积虑，必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国内运输，各地掠夺，仍可保无虞：但到了八月，一来大宋境内，河北路北部正常生产被破坏，田间地里不会有什么粮食出产，而经过辽军四个月的洗劫，可以说是能抢到的他们都早已抢到，抢无可抢，一切粮草，便只能全靠着国内的转运，压力陡增自不用说。王厚只要加大对其粮道的骚扰，耶律信就不可能完全专心前面的战事。而除此之外，辽军的战马在外面打了四个月的仗，就算他们一人三马，也免不了死的死，病的病，不死不病，亦不免瘦弱掉膘。所谓彼消此涨，王厚不可能不善加利用。

　　然而耶律信也绝非善茬，数日来，仁多保忠不断接到报告，在东光县的北面与东面，出现了辽军活动的蛛丝马迹。他难以确定那是否是耶律信的疑兵，他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处处布防，只能一面令永静军知军加强戒备，一面加强对运粮部队的保护。

　　今日的这一批粮草，装满了三百多辆大车，是奉宣台的命令，准备由东光运往信都的—虽然信都东边便有黄河北流经过，但那是改道后的河道，潜运能力无法信任，远远不如永济渠安全可靠，因此即便是到信都的粮草，宣台选择的，也是走永济渠再转陆路。这么多的粮草，仁多保忠不敢掉以轻心，因此一大早，便准备亲自去接应。

　　但他方出得城门，便听身后有数骑追来，这些人一面大声抽打着坐骑，一面大声喊叫着仁多保忠的官讳，他只得勒马停住，令仁多观国前去询问。只见仁多观国领令前去，与那些人交谈数语，便领着那几人疾驰而来，到了跟前，仁多保忠不由吃了一惊，原来其中一个，却是他认得的，乃是宫中一名内侍，名唤高翔，早前被派在冀州信都督察递铺葬传诸事，实则亦有为皇家耳目之意，他不知又出了何事令他特意前来，急忙策马上前，问道：“高内使如何来此？”

　　那高翔却不答话，只是挥挥手，旁边一个从者—却是铺兵服色—连忙捧了一个木盒，送到他手中，他高高捧起，尖声道：“守义公，有皇上御批。”

　　仁多保忠大惊，院忙滚身下马，跪在地上，口呼万岁，接过木盒，验过封漆小心打开，细细完，令身边的书记官收好，起身对高翔说道：“皇上旨意，下官已知。高内使远来辛苦，尚请暂回馆葬歇休，待下官办完这趟差使，晚上回来，再给内使接风洗尘。”

　　那高翔抱抱拳，道：“如今正是国丧，这些事竟可免了。守义公亦不必客气仍是军务要紧，待早日驱除胡虏，咱们凯旋回京，俺再来府上叨扰不迟。阜城俺便不逗留下了，今日便回信都，那边亦有公务，只是要请守义公赐几个字，回去俺也好交差。”

　　“如此岂非令下官太过意不去一”

　　高翔却不待他说完，马上说道：“非是俺客气，实是信都庶务亦多，须臾难离。”

　　仁多保忠在注京早识此人，知道是个胆小怕事的。他这番巴巴的跑来送御批自然是新皇即位，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便要表现表现，他连夜从信都跑来，日后免不了也算是一功。实则这些御前文字，自有铺兵传送，制度严密，原本用不着亲自劳动他老人家。但他虽到了阜城，心里多半还是嫌阜城离战场太近的，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自然是离；7人越远越好，因此也不再挽留，抱拳道：“如此，下官亦不敢耻噪，他日回注京，再给高内使赔罪。”说罢，唤来一个校尉，令其点了数十骑人马，护送高翔，又暗中叫心腹返回阜城，取了几绍交钞，送给高翔。

　　直到目送高翔远去，仁多保忠才转过身来，叫过一名指挥使，盼咐道：“你带是本部人众，替某去接应粮草。”说完，也不顾众将惊讶，沉声道：“咱们回城。”

　　众人刚刚出城，旋即回城，心中无不惊诧莫名，人人皆猜到必与那道御批有关。然军中偶语则诛，仁多保忠不说，也没人敢问，只是闷声回到城内，仁多保忠也并不召集诸将议事，只令各自散了，自回行辕。

　　只有仁多观国跟着他进了行辕，见仁多保忠皱着眉头，喝退左右，才问道：

　　爹爹，皇上究竟有何旨意？”

　　仁多保忠踞案坐了，摇摇头，长叹一声，低声道：“皇上令我接到指挥之后立即北进，务要收复深州，不得借口拖延。”

　　“啊？！”仁多观国大吃一惊，急道：“这如何能成？耶律信正虎视耽耽，咱们如何能自离巢穴？再说宣台已有指挥，令吾军坚守。”

　　“宣台的军令，比得过皇上的旨意么？”仁多保忠整眉斥道，“你我有几十胆子，敢不遵皇命？”

　　“可宣台二”

　　仁多保忠不耐烦的打断他，“我奉的是皇上的手诏，宣台亦不能说我违制进军。”

　　“可纵然宣台不追究，吾军此时北渡黄河，恐有覆师之忧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么？”仁多保忠苦笑起来，“但你是愿意听皇上的话打败仗，还是愿意不听皇上的话打胜仗？”

　　“这一”仁多观国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仁多呆忠突然压低了声音，道：“你想吾家有族灭之祸么？！”

　　“那爹爹？”仁多观国毕竟年轻，已经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

　　“皇上手诏中，对我已极为不满，要挽回圣上的欢心，只有遵旨一途。吾若抗旨，他日石垂相也保不住我。”仁多保忠低声说道：“但此次渡河，凶多吉少，故此你兄弟二人，此番不必随我渡河一”

　　仁多观国急道：“这如何使得，不如孩儿替爹爹北上！”

　　“我不亲自北上，如何让皇上知道我的忠心？”仁多保忠怒道：“你只管听我之计行事，休要耻噪。吾统率大军北进，虽不能胜，尚不至于全军覆没。你听好了，四郎如今在东光，你派人去告诉他，让他押运下队粮草，亲自送往信都。到了信都后，见机行事，不要急着回去。你则率兵驻守武邑，见机接应我退兵，但无论如何，不得渡河来救。一旦耶律信攻过黄河，你不要硬撑，以你的能耐，绝非耶律信对手，只管退往信都，只要守住信都，石垂相必不见怪。”

　　仁多观国虽不敢多劝，却越听越心惊，问道：“爹爹打算带多少人马渡河？”

　　“三千！”仁多保忠咬牙道。

　　“三千？这岂非羊入虎口？”

　　“你以为我便把神射军全部带过去，又能有什么好结果？”仁多保忠骂道：

　　我只须说船只不足，仓促难备，皇上哪懂得这许多，皇上见我亲自渡河，必然气平。你率一营之众在武邑接应，我把第二营给你，第二营几个将校，全部信得过会听你号令。郭元度率三个营，守在阜城、北望镇一”

　　“那观津镇呢？”

　　“如今管不得许多，只留少许兵马看顾。”仁多保忠望着自己的儿子，沉声道“无论如何，还要指望郭元度这厮能挡住耶律信，那我还有一丝生还的机会。倘真的令耶律信攻过来一”他摇摇头，道：“故此不得不给他多留一点兵力。你记住，若何畏之来了，你便将兵权交给他，转告他，不可令唐康、李浩渡河，万一韩宝、萧岚攻过河来，亦不可令郭元度轻举妄动。比起耶律信来，韩宝、萧岚，实不足为惧。”

　　“孩儿记下了。”仁多观国黯然应道。

　　却听仁多保忠笑道：“亦不须太悲观。我如此安排，石垂相当能体谅我的苦心。渡河之后，我自会见机行事，若敌势大，我便退回河南，只要我在深州打过仗，皇上必也不会深怪。”

　　仁多观国心知韩宝与萧岚绝不会这么好对付，但此刻多说无益，沉默半晌，问道：“那爹爹准备何时渡河？”

　　“呆会盼咐过诸将，我便率亲兵驰往武邑，明日便率第一营渡河。这等事，既然要做，仍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可不想被韩宝在河边击溃。”

　　“第一营？”

　　“他们不是一直想打仗么？”仁多保忠知道仁多观国想说什么，挥手止住，冷笑道：“吵着要救深州的，第一营声音最响，我此番便成全他们。”

　　“可一”

　　“怕什么？！”仁多保忠轻蔑的说道：“难道他们还敢造反不成？” 北宋风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