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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员工在一起,你时刻都被感动着。
以前我在教育行业还不觉得,因为那时毕竟是在和知识分子打交道。
现在,在一个完全的商业公司,那就不同了。
在公司里,我有天皇的感觉。
日本员工对我都战战兢兢的。
老远看到我,他们就站了起来,就连田中喜一这样的高级职员都把自己视作我的仆人。
虽然我是一个和善的人,可是看到一群员工一见到我说话都哆嗦,就像粉丝见了自己的偶像一样,我还是很高兴的。
高兴归高兴,可是我也知道必须把药品的销量搞上去。
通路有了,可是如果货走不出,那还是死路一条。
别人为卖个药都搞到要切腹的地步,我如果不把自己的公司弄好,实在对不起这帮卖力的员工。
什么是公司的根本,那就是执行力。
有了执行力,还要有好的思路。
有了这样一帮卖力的推销员,我不开动脑筋是不行的了。
我决心对日本员工做一个系统培训,田中喜一是一个顶级的医药代表,如果我的手下人人都像他这样,我就发达了。
如何让他的经验能传授到每个员工那里呢?我为此专门编写了一套教材。
医药代表被招募到我们至医药公司后,我们公司通常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就是让他们参加为期4周的培训班。
我们在培训班上所学到的关于药品推销策略主要有:1、对重要顾客如何突破障碍,以争取到合同;2、推动药品销售,如何向医生慷慨赠送免费的药品样品的方法;3、医药代表要学会与医生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友谊,并且通过赠送礼物的方式达到投桃报李的目的;4、必要时可采取的一些策略。
当然,我们所谓的培训不是一群人坐在小房子里在黑板上画几下,这样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为了将这培训进行的更深刻,我决心亲自和田中喜一去推销推销药品。
田中喜一知道我要亲自去一线,他有点慌神,他说:社长,您是有道德洁癖的人,干我们药业的,必须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怕您因为信仰基督教的原因,对我们的有些做法看不惯。
我说:你放心吧!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我们何氏医药发展有限公司如果能在日本上市,你就是头号功臣,你所做的,正是我们公司员工所要学习的,我又怎么能怪你呢?田中喜一听我这样说,松了一口气,他说:既然这样,那我就带领您去看看。
我说:田中君,你一定要让我看到原生态的东西,如果我们花费很大代价,接触的还是一些浮光掠影的东西,那就没有去的必要了。
田中喜一说:您放心吧!我一定会让您接触到一线的东西的。
我们坐上了本田车出发了。
这车相当低调,符合我的风格。
然而,车子并没有开向医院,车子向东京的新宿的歌舞伎町开去。
这里是全球闻名的区,我问田中喜一:我们到这里干什么?我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不嫖妓的。
田中喜一说:社长,等下您就明白了。
其实,白天这里还好,许多风俗店大门紧闭。
我们进了一家中华料理店,里面的客人不是很多,像日本其它的餐馆一样,里面干净整洁,有人在看杂志,有的在轻声聊天,几对情侣相互依偎着窃窃私语。
这片原是养鸭场一百多年前,歌舞伎町一带还是一片低洼湿地,明治维新以后改为养鸭场。
1898年,养鸭场的水池被填平,在此基础上建设了淀桥净水场(自来水工厂)。
1920年东京府立第五女子学校(现在的东京都立富士高等学校)在这里建校,学校的周围被开发成住宅区。
1945年的东京大空袭将这一带烧成一片平地。
1945年以后,一位叫做铃木喜兵卫的人准备在这一带建一条艺能街,其中包括上演歌舞伎的菊座、电影院和演艺场等设施,就在即将动工前,日本政府颁布了有关临时建筑的规定、金融紧急措施令等,使得计划彻底泡汤。
但从此这一带也就取名为歌舞伎町。
歌舞伎町由歌舞伎一丁目和二丁目组成,面积大约为0.35平方公里,一丁目的面积为0.16平方公里。
饮食店、拉面馆、风俗店、科玛剧场和一些大型娱乐设施等主要集中在一丁目,人们所说的日本第一欢乐街,具体是指歌舞伎町一丁目。
二丁目主要由旅馆、高级咖啡厅、医院、邮局和住宅组成,形成和一丁目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我们现在正在一丁目,我不由得感到疑惑,田中喜一带我到这里干什么?难道日本人不工作也能把药品推销出去吗?我一般不愿意到这里来,因为我知道在日本,
拉客要不断地忍受别人的白眼,而且拉客一个月大概只有3万到6万左右的收入,而且还很危险。
由于干得是边缘行业,所以拉客女们耳濡目染,传统的道德观念一点点的被打破。
有些女孩子刚来的时候和男人说话都脸红,在拉了一段时间的客人之后,就开始毫无顾及在大街上和男人拉拉扯扯,打情骂俏。
女人也有需求,除了许多极高道德标准的人,人骨子里就是动物,所以她们渐渐地开始把持不住自己。
既然大家都那样干,都能赚到大把的金钱。
田中喜一说:等会儿,有名医生要过来,我们要为他支付装修房子的费用。
我吓了一跳,说:日本的人工费用是很贵的,如果他装修豪宅怎么办?田中喜一说:这您放心,如果他的胃口太大了,我们就不合作了。
而且,我和他的对话有录音,要是这小子收了钱不办事的话,我肯定会让他吃了兜着走的。
我说:做生意还是以人为善比较好。
田中喜一说:社长不愧是基督徒,境界和我们这些普通人就是不同,不过有时为了达到目的,也不得不使用一些手段。
我说:像录音这样的事就没有必要,你既然托人办事,那就要信任对方。
如果连这样起码的信任都没有,那以后还怎么合作呢?录音将来可能会成为麻烦,警视厅对这些东西肯定会感兴趣的。
田中喜一说:社长的头脑太好用了,我只考虑了对方是否会背信,却没有想到会给自己增加麻烦,真是该死。
我暗笑:这日本商业也不过是小儿科,我从小就看见许多中国同胞在官僚的压迫下,不得不行贿以求自保。
虽然,我最后从事商业时,避免了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周围的环境,使我对这并不陌生。
相反,日本人在这方面还有些单纯。
我们已经到了十多分钟了,可是对方还还没来。 灵异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