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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8．4美元改变命运

　　杰拉尔丁·詹森是俄亥俄州人，25岁嫁给了心上人斯蒂芬·格哈特，没想到这段承诺托付一生的婚姻只维持了5年。她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开生活了5年的家，丈夫－准确地说应该是前夫，每周给她50美元抚养费。虽然并不宽裕，还能维持生活。但意想不到的是，他支付了6个月后停止了。詹森几乎找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连个人影也没看到。他好象带着他的钱包从地球上蒸发了。

　　詹森开始拖欠物业费，水、电、暖气也因欠费被停掉了，最后，她连房租也付不起，只好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家乡，寄居在父母家中。她不分白天、晚上拼命做工以维持生活，同时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前夫。这样的生活没能坚持多久，詹森累病了，她躺在病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泪水慢慢涌了出来。她已经32岁了，全部财产只有12美元，冰箱里有半磅面包。

　　詹森绝望了。记得她喜欢的一位台球明星曾说过，如果他在全美的排名超过他的年龄，他就宣布退役。现在，詹森兜里的钱竟然比自己的年龄还少，这真是太失败了！詹森忽然想，也许她应该从人生这个大舞台退役了？

　　是两个儿子给了詹森勇气。她找到地方检察官，想借助法律的力量索回前夫拖欠的1万美元抚养费。但是，检察官的回答是NO，他态度傲慢对詹森说：就凭你自己，很难要回拖欠的抚养费，除非你能找一群女人一起来做这件事。

　　詹森做了。她从仅剩的12美元中拿出8.4美元，在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广告，让其他被拖欠孩子抚养费的女人和她联系。广告登出后，詹森忐忑不安地守在家里，不知道等待她的命运是什么？就听这时，有人敲门，邮递员送来一封信，然后是第二封，一天内她就收到9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信。这些因为拿不到赡养费而陷入困境的离婚受害者，聚在詹森那临时栖身的简陋的家，商量对策，加强孩子抚养联合会－也就是后来名扬全美的ACES，就这样成立了。

　　詹森总算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明白了自己的法律权利。她利用电脑搜寻前夫的踪迹，最终在爱荷华州找到了他，要回拖欠的一万美元抚养费。她用自己的经验和热情帮助那些和她同样境遇的女人，找到那些试图逃脱的“前夫”们，要回被拖欠的抚养费。

　　在一次次追寻并成功地要回被拖欠抚养费的过程中，詹森成长了。她不再是一个束手无策的弱者，不再是一个身陷困境的弃妇。她那象花岗岩一样坚硬的意志和像联邦调查员一样娴熟的追踪技能，让她成为“前夫”们惧怕的女人。她对官僚制度的冲击和她利用法律寻求依据的决心，让她成为法庭惧怕的人物。但是对那些孤独无助、身处危机中的单身母亲，她像亲人一样受到欢迎。她的名字越来越广为人知，她应邀去电视台做节目，她在各种场合演讲，要求政府加强法律力度，保护那些单亲家庭孩子们的权利。她在演讲中说过的那句话－子女抚养费的支付必须是自动的、不可抗拒的，就象死亡和纳税一样，成为美国的流行语。

　　1998年，詹森做为ACES－这个主要有私人资助的组织，现在已拥有超过5万对父母成员－的创史人，飞往华盛顿，见证总统克林顿签署拖欠抚养费的父母惩罚法案。这一法案规定，拖欠孩子的抚养费超过一年或累计金额超过5000美元，就是重罪，将面临25万美元的最高罚款以及两年监禁。当詹森走进白宫，亲眼目睹克林顿总统在法案上签字，不禁感慨万千。14年前她用最后12美元中的8.4美元，去报社刊登那则广告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壮举。她真不知道应该感谢上帝，还是感谢那改变命运的8.4美元。

　　二、第一任妻子俱乐部

　　与詹森漫长、充满艰辛的奋斗历程不同，玛丽琳·肯尼从她那富有的前夫手中讨回巨额抚养费而一夜成名。肯尼居住在纽约，受过良好教育，在嫁给杰弗瑞·尼古拉斯之前是一位出色的地产代理。婚后辞去工作，相夫教子，度过一段平静、快乐的时光。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朝夕相处产生的疲倦感和尼古拉斯在职场上的飞黄腾达，两人感情亮起了红灯，终导致婚姻解体。

　　离婚后，尼古拉斯很快再婚，娶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太太。而肯尼则孤身一人，抚养破碎的婚姻留给她的孩子。尼古拉斯每月付给她和孩子8000美元生活费并支付房子贷款。但他只付了几个月就开始拖欠，理由是公司遇到财务危机，但这并不妨碍他买漂亮汽车，外出度假。甚至在他累计拖欠58万美元的抚养费时，还带新太太去夏威夷游玩，并给前妻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玩的很快乐，真高兴你不在这里。”

　　这张明信片是和银行摧款单同一天寄到的，因为拖欠房屋贷款，银行下了最后通令：限本月底交还贷款，否则将收回肯尼居住的房子并依法排卖。肯尼被激怒了。她给自己找了位律师，一纸诉状把前夫告上法庭，并将此事公之于众。这回，尼古拉斯高兴不起来了，收到传票后第二天，他就将拖欠的58万元抚养费送到法院。尽管不情愿，但别无选择，如果不付支票，就得付自由－他可不想在监狱里呆着。这是自1992年儿童抚养防御法案通过后，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案例。肯尼一夜之间成了纽约的名人。

　　成名后的肯尼四处演讲，以身说法，帮助那些献身于家庭、后来又被丈夫抛弃的前妻们，让她们认清自己的权利，从已结束的婚姻中争取属于自己的财产，以及如何重树生活信心。1999年，肯尼在纽约创立了第一任妻子俱乐部，使自己多年热衷的“帮助前妻行动”组织化、系统化，随着俱乐部的影响日益扩大，现已成为美国家庭正义联合会的分支机构。

　　第一任妻子们为争取自身权益运动越演越烈，引起现任妻子们的不满和抱怨，最终导致第二任妻子俱乐部成立，这是与第一任妻子相抗衡、保护和争取第二任妻子权益的组织。她们指责那些前妻们过份贪婪，利用孩子的抚养费攫取金钱，过着不劳而获的高消费生活。她们的行动获得了回报，有6个州以立法的形式允许法庭在计算父亲为第一次婚姻的孩子支付抚养费时，应预先扣除其第二次婚姻中养育孩子的费用，并成功抵制了父母对孩子的赡养义务扩展到21岁的提案。

　　这场妻子与妻子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一时还难以断定谁胜谁负，不过媒体与公众大都站在第一任妻子这边。无论第二任妻子们怎样争辩，毕竟她们是既得利益者，就算没有亲自动手抢，至少是得到了一个现成的丈夫。而第一任妻子们却是历经甘苦、牺牲自己培养了一个丈夫，她们把一生中大部分时光、热情和爱，都贡献给了曾经赖以生存的婚姻和家庭。正如雇员年老时可以从公司领取丰厚的退休金，第一任妻子也应该从过去的婚姻中获得应有的补偿。

　　“不要和我们对抗。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前任。”在一次电视辩论中，玛丽琳·肯尼如是说。

　　三、温特家的CEO

　　洛纳·乔根森·温特是一个典型的上层阶级妻子，她衣着华贵，举止优雅，时常穿着从巴黎定制的晚礼服，出现在纽约上流社会举办的各种酒会，与全美各大公司的CEO及政界要人交往，应酬，并暗暗记下他们的名字，特长，爱好，以便提醒她那地位显赫、精通生意却不善交际、总是记不住人名的丈夫。她知道自己受到邀请不是因为她是洛纳·乔根森，而是因为她是加里·温特－通用电气金融公司总经理－的夫人，因此不能自行其事，必须以丈夫为中心，尽一个妻子应尽的职责。

　　做一位CEO的妻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温特是从培养CEO开始的。那时他们刚刚结婚，加里在哈佛商学院攻读MBA，温特独自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为此，她不得不中断学业，白天出去教授音乐，维持两人的开销，晚上帮加里查资料，打印论文。直到他完成学业，事业渐渐有了起色，温特才退职回家，成了一名全职太太。

　　在长达30年的婚姻生活中，温特从没有因家务琐事让加里分心。即使孩子生病，她也一个人带他们去医院。有一次下水道堵塞，弄的房间里到处都是水，她都没有惊扰丈夫，自己想办法清理“战场”。不仅如此，她还要经常陪丈夫参加商务旅行，出席各种酒会，邀请他的同事和生意伙伴来家里举行Party。有一次在生下女儿8天后，加里打电话说有12个人来吃晚饭，她忙了一天，连午饭也没吃，总算赶在他们来之前准备就续。

　　时光进入90年代。与传统妻子们不同，现代妻子开始专心于发展自己的事业，争取有朝一日成为公司CEO，而不是像传统妻子们那样，仅仅充当自己家的CEO，温特开始感到内心的不平衡。丈夫功成名就，儿女也都长大成人，离她而去，她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她想重新定位自己的价值，先是加入了一个音乐爱好者俱乐部，又报名参加由协会组织的野外生存训练，先后几次赴实地探险。在这些活动中，温特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但是她的乐趣与丈夫的商务活动发生碰撞，她拒绝妥协，丈夫开始不满、抱怨，终于在他们结婚的第30个年头，向她提出离婚。

　　温特并不想离婚，她只是想要一点儿自己的空间，30年来她为这个家付出了一切，难道连这一点要求都不能满足吗？但加里决意已定，并提出给她800万美元的赡养费。这下温特火了。她当了30年温特家的CEO，清楚家里的财政状况，他们共有价值一亿美元的财产，而分给她的还不到10％。两人争执不休，只好由法庭来决定。温特提出依据平等原则，要求得到一半的财产。

　　然而法庭并没有支持她，经过沉长的审判，上诉，洛纳·温特最终获得2000万美元。与其说是这一判决，不如说是离婚过程中经历的一系列痛苦纷争，使她番然醒悟。30年来她一直以为，妻子和丈夫只是分工不同，但地位相等，现在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

　　与詹森和肯尼一样，洛纳·温特也成了一位因离婚而成名的女人。她经常出现在媒体，发表演说。她告诉那些准备结婚的女人，在带结婚戒指之前应学习一些金融知识。婚姻其本质是经济的产物，而非爱情的结晶。她还用离婚时分得的2000万美元做启动资金，创立了“婚姻平等协会”，协会宗旨是争取婚姻中的夫妻平等、重视妻子的价值，以及为离婚前待在家里的配偶争取权益。这是一个不错的创意，并且出自一位被从“妻子职位”上解雇的人之手，这一细节颇具几分讽刺意义。

　　四、炒丈夫鱿鱼的女人

　　与那些被丈夫抛弃、满腹怨言、一心想要报复的弃妇们不同，维拉·赫顿·戈德曼是主动辞去妻子一职的。在度过33年的漫长婚姻生活后，她炒了她那位富有而傲慢的银行家丈夫的鱿鱼，并成功地从他们共同拥有的8600万美元财产中分得一半，使“夫妻财产平等”不再是一个枯燥的法律条文，她也因此成了一位“创造历史”的名人。

　　维拉·赫顿29岁时与罗伯特·戈德曼相识，与其说是感情使他们走到一起，不如说是现实与实用主义促成了这场婚约。维拉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而在所有的候选人中，戈德曼条件最好，于是，她嫁给了他，并一起生活了33年。像许多全职太太一样，她不仅是他的妻子，还是他不付薪水的秘书、保姆、厨娘、护士、旅伴，在最初经济拮据的日子，她甚至还为他理发。而他则是她的老板，主人，决策者，他总是用命令的口气和她说话，把她当成家里的女仆。在忍受了33年附属、被支配的命运后，维拉决定对自己的人生做一次改变，她提出了离婚，要求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

　　几乎没有人相信维拉会得到一半财产，甚至她的律师也建议她这一比例做适当修改，但她拒绝了。她对长期以来在离婚财产分配时、在外工作的丈夫比在家操持家务的妻子具有优先权这一现象痛恨不已，决心全力争取自己的权益。在法庭上，她丈夫的律师指责她并没有对家庭财富做出直接贡献，她只是做了些次要的、辅助性的工作，因此无权分得一半财产。但是曼哈顿高级法院的法官最终做出开创性的公正判决－维拉·赫顿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半财产。“结婚33年，他们的财产已经很难分清到底属于谁了。”这位法官如是说。

　　离婚后，维拉·赫顿开始了向往以久的自由生活，而罗伯特·戈德曼则情况不妙，33年来他已经习惯了被人照料，他连自己的袜子在哪都不知道。维拉离开他不久，便撒手人寰。他的过早离世对维拉是一个无言的责备。无疑，如果她不离开他，他会活的更长久一些。对此，维拉并不否认，她对家人说：“是的，我很内疚，但不后悔。我一直过着以他为中心的生活，我想要自己的生活。”

　　维拉·赫顿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使用自己的姓氏，拥有自己的信用卡，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和财产，再也没有人对她发号司令了。离婚让她获得了自由，获得巨额财产，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名声。全美各地的女人纷纷给她写信，请教关于婚姻或离婚方面的问题。她几乎每信必复。有一段时间，读信、写信成了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当然，她的付出并没有东流，这些信件最终促成《离婚技巧》一书的写作和出版。这本书是她在离婚5年之后－2003年出版，一出版就登上排行榜，使维拉·赫顿跻身于畅销书作家之列，这可是当初离婚时没有预料到的。

　　女人拥有自己房子的最大好处是：你不必委屈自己、把自己排在男人后面。比起住男人房子的女人，你更有资格拥有一个纯粹的自己，一个完整的自己。 幸福做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