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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
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男友在街上散步,他指着远处闪着灯火的楼房说:“嫁给我吧,我会给你一间这样的房子。”
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在一所学校当教师,和3位同事共住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四张床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只留下一个狭窄的过道。我实在想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可以一个人安静地读书而不必忍受别人在耳旁闲聊。斗争了一个晚上,我就决定嫁人了。
我把自己从单身宿舍搬了出去,从过去的生活中搬了出去,一头扎进两人世界。婚姻最大的好处是给了我一个家,一间自己的房子。生活也因此而改变了。
每天早晨起来,我会想,他喜欢吃什么,为他准备早餐。下班去菜市场,买的都是他喜欢的东西。周末逛商场,总是先到男装世界,为他买衣服、领带。他要出差,一个电话,我赶紧回家为他准备行装。从步入围城第一天起,我就把他放在我的前面,做为我生活的中心,做为我们家庭的主角,而自己退居配角地位。
婚后第二年,我怀孕了,女儿的出生使我的排名又降了一位。我的生活完全变了,从早晨睁开眼就开始忙,一直忙到晚上,忙着照料丈夫和女儿,顾不上照料自己。我的生活被置换了,我的失落和痛苦,被他们俩人的幸福和快乐遮蔽了。
这种改变,开始,完全是心甘情愿的,等到后来我意识到并为此感到痛苦、委屈时,一切已经成为习惯……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当我们俩个人必须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女儿时,那个人一定是我。当我们俩个人的日程安排发生冲突时,被改变的也一定是我。婚后他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他依然可以随意去他想去的地方,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可是我,除了回父母家以外,几乎不曾离开过这座城市。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是女人。我就象我的母亲、祖母和千百年来的无数女人一样,过着以男人为中心的生活。事实上,也的确是他在支撑着这个家,我们居住的房子、里面的家具、电器,还有银行的存款,是他每天在外奔波的功劳。因此,我是不应该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怨恨和委屈的。
但事实上我有。我也不愿意这样,但我无法左右自己。心里的怨恨和委屈积压多了,就想找一个出口释放出来。每一次释放,就是一场战争,每一场战争之后,我心里会好受一些,平静一些。然后,再爆发下一场战争。
这些战争对我们的婚姻及具杀伤力。我明显地感受到,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感情越来越淡漠。有一段时间我整夜整夜地失眠,我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瞪着眼睛,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怎么办?再这样下去结局不言而喻,我们亲手建造的家庭也会被我们亲手埋葬。我不愿意这样。
可我总得找个出口啊!我就是在这种茫然困惑中,重新拿起已经陌生的笔,开始写作。写作,是我为自己寻找到、释放内心情感的一个新的出口,是我婚姻生活中惟一没有被占领、完全属于自己的最后领地。
写作,填补婚姻生活的寂寞
最初写作,他是支持我的。
那时候他一心忙于我们的家庭建设,满世界地飞来飞去,谈生意签合同,没有时间陪伴我,见我写文章可以打发时间,也就乐得支持我。有时出差回来,还讲些途中见闻给我,有趣的我就记录下来,写成散文、随笔,投给报刊。后来,这些文章都发表了,有的还在全国获奖。我也因此有了一点小名气。
这,不仅是他,就连我自己,也是没有想到的。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可能是因为我当初没有贪心吧!我从来没有想过利用写作为自己达到点什么,只是想在日渐平淡、失去自我的婚姻生活中为自己找到一点精神寄托而已。我没想到我会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并最终使我的婚姻走上不归路。
不久,我调到一家报社做记者,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我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向社会。大学毕业我就进学校做教师,从一个围墙走进另一个围墙,实际上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外围,没有进入到主流社会中去。记者的职业使我一脚踏进沸腾的生活,我走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接触社会各种不同阶层的人,与他们对话,倾听他们的心声,捕捉社会经济热点、焦点。多年来压抑的热情、渴望被社会的认同感使我倾心尽力,为了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我让退休的母亲帮我照料女儿,并且暂时放弃了散文写作。
我的这次工作变动,他最初是反对的,他希望我一直呆在学校,业余时间写一点文章。但我坚持要走,我已经30岁了,不想让余生在这所围墙里度过。我们吵了一架,最后他妥协了。
这以后,我们基本上很少吵架。我变得和他一样忙,每天晚上回家很晚,回到家里精疲力尽。我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简练,最后浓缩成一句“今天吃什么?”或者,两个人守着电视,频道换来换去,一句话也不说。
那年春天,北京一位编辑朋友向我约稿,并说他们正在创办一本新杂志,问我是否愿意去。我说我当然喜欢去了,可是我去了,家怎么办?他想了想,说:也是。不过你这次不来,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已经34岁,对于这个年龄的女人来说,工作应该安定下来,变动的可能性不大了。我一下陷入两难:不去有些不舍,去又有些不忍。毕竟,我是一个有家庭的女人,我不能为了自己的事业而置家庭于不顾,可是北京对我实在太有诱惑力了,我想成为一名资深记者,写出有力度、有深度的作品,可是在大连受题材的局限而难有所为。如果能去北京工作一年再回来也行。我天真地想,回家和他商量,结果被他一口回绝了。
我知道,我无权责备他,没有人愿意要一个空巢的家,特别是一个男人。就象那些美丽的传说“望夫石”、“孟江女”,从来放飞的都是男人,等待的总是女人。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生为女人,是一种悲哀。男人总是把事业放在第一位,把女人放在第二位,反过来却希望女人把他放在第一位。
尽管并不情愿,但我还是放弃了去北京,放弃做资深记者的梦想,以此来保全我的家庭。
成长,引发两个人的战争
资深记者的梦想破灭了,我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把精力转到文学创作上来。白天忙于报社工作,业余时间把这几年采访的人、有趣的事一一打捞一遍,写成散文随笔。也就是在这期间,我开始与《家庭》、《知音》等纪实文学刊物交往。
最初在《家庭》发稿,是一篇千字散文,之后编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好题材,可以写成纪实稿。也许是巧合,第二天参加新闻发布,认识了一位日本侨民,父亲是日本人,当年曾在731部队工作过,后来被做为战俘遣送回日本,母亲是中国人,带着他留在中国,历经坎坷。我把他的经历写成一篇近万字稿,寄给了《家庭》编辑。
而这时候,我自己的家庭也在发生变化。从结婚起就一直在外奔波的他,由于连做了几次赔钱的生意,决定暂时调整一下,赋闲在家。我们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变成我在外忙,他在家留守。在外奔波了一天,回到家看到他做好饭等我,我从心底感到一种家的温暖。可是有时候,我却因为在外采访或赶稿而不能按时回家,心里自然感到内疚,回到家就向他解释。开始几次,他很大度宽容,可是往后就表现出不满,我隐约;意识到,这样下去可能会发生什么。
战争终于爆发了。在我又一次晚归之时,他愤怒地朝我大吼,发泄心中的不满,我越解释,他越生气,滔滔不绝,唠叨了一个小时。最后,我抱着被子睡到了沙发上。
我几乎一夜未睡,我开始认真审视我们的婚姻。做为60年代出生的知识女性,我的青春时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方面,我延袭了上一代人的传统模式,踏上一条毕业、工作、结婚、生子的传统之路,另一方面,转型后的社会又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多元化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给了我们比上一代人更多的机会,造成婚姻上的一种潜在的危机。眼看着我的事业蒸蒸日上,他做为家庭男一号的地位被动摇,伤害了男人的自尊,由此引发家庭战火。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唉,既然如此,不如分手吧。明天一早,我先和单位请个假,就说我病了,然后收拾东西,写一份离婚协议书给他,再把他给我买的项链和结婚戒指放在上面,然后拎着我的东西到楼下打一辆出租车,先去好友家,然后租一间房子搬过去,从此一个人安静地过日子。
我闭着眼睛在黑暗中想着关于离婚的所有细节。快到凌晨时,迷迷糊糊睡着了。
出走,挥挥手不带一片云彩
醒来时,天已经亮了,屋里空空的,他不知什么时候走了。我坐在沙发上愣了半天,然后,穿上衣服去单位上班了,把离婚的事暂时放在脑后。
冷战了几天,我们又和好了。但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同样的战争又重复上演了一次,然后和好,吵架,再和好。那段时间,我无心写作,每天都在矛盾、痛苦中挣扎,怎么办?大概每个婚姻结束前都有过这样的矛盾和痛苦吧,不离,不甘;离,又不忍。我就在不甘与不忍中徘徊,迟迟下不了决心。
我们之间的战争越演越烈,他竟然开始怀疑我和别的男人有婚外情,每天晚上回家,对我一天的行踪盘问个不停,我实在忍无可忍,提出分手。
他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我知道,你现在有能耐了,要飞了。飞吧,我看你能飞多远。”
我说:“我们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打断我,“这个家一切都是我挣的,你要走就走好了。孩子在你妈家,就归你吧。别的你什么也别想要。”
我听了,半天没说话。我知道他不想离婚,故意这样,对我实行经济制裁。他把房证、存折都收起来了,我手头只有一点零用钱,这点钱,连租房都不够。这个时候我才明白:离婚,从思想到行动,是需要货币来完成的。
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就在这时,我接到一笔4000多元的稿费,就是那篇写日本侨民的。我吓了一跳,没想到纪实稿费这么高。我悄悄把这笔稿费存进银行。有了这笔私房钱,我开始认真考虑离婚的事,我想用这笔钱,租一间房子搬出去住,先分居一段时间,等冷静下来再做决定。我在心里反反复复想了几遍,可还是没有勇气迈出这最后一步。
我最后下决心是,是去俄罗斯参加《家庭》笔会。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境,远赴异国。也是我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同行的都是著名作家、很有才华的自由撰稿人,他们让我了解了自由撰稿人这个新兴的行业,向我传授了许多成功之道,使我下决心走一条自由撰稿人之路。
在著名的俄国海滨城市海参崴,我漫步在绵长的海岸,金发碧眼的漂亮女郎在海水中追逐,年轻健壮的小伙子们在大海中扬帆冲浪,我停下来望着他们,心里忽然有一种冲动,眼睛有些湿润。世界真是太大了,我34岁,人生的路已经快走了一半,可是除了自己生活的城市,几乎没去过别的地方。就在那一刻,我下了最后的决心。
回去之后,我把自己从过去的生活中搬了出去。房子和财产都留给了他,只带了电脑、衣物和那笔4000元的稿费存单。我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离婚是我主动的,在客观上对他造成了一定伤害,愿意在经济上给他一些补偿;另一方面,我也想以此证明我完全有能力从头开始,让自己生活得很好。
虽然我最初提出离婚时,他对我实行经济封锁,但是当我真的两手空空离开家时,他心里也有些内疚。我搬出大约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他打电话约我,说要和我谈谈。我们去了一家饭店,他点了许多我爱吃的菜,还要了酒。那时候,我已经平静了,他还没有。他说了许多话,说着说着眼睛就红了,说不下去了,低下头沉默了半响,抬起头来问我:“你有钱吗?”
这一句,他是真诚的。我心里动了一下,点点头,低声但有力地说:“有。”
说完,我连忙站起身告辞了。我怕再呆下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又消失掉。我背着包往外走,不敢回头,我知道,他一定在后面望着我。走出饭店,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我的包里只有500元钱,这是我当时的全部财产,但是我并不恐惧,因为我知道,钱不是问题。
我的钱,在路上。
梦想,重新拥有自己的房子
离婚,使我一夜之间成了无产者。没有钱,没有房子,但这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一个人独自面对生活时的那种孤独和恐惧。
我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房,付了一个季度的房租,又买了些简单的日用品,4000元钱所剩无几,不敢再花了。没有时间多想,我把在俄罗斯时想好的离婚规划打印出来,贴在墙上。又打了一张作息时间表。我这个人做事一向没有计划,这是我有生以来为自己制定的第一个规划。
《家庭》笔会,让我一脚迈进纪实文学的天地,这个天地非常大,稿费也非常可观。因此,我决定辞去工作,做一名自由撰稿人。我制定了两年的写作计划:每月撰写4篇纪实稿,平均每篇稿收入2000元,另外撰写25篇散文,每篇平均收入200元,这样一年的收入将超过10万元。两年内为钱写作,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迈过生存关,然后开始转入文学创作。
我在笔会上从同行那里得到了一些报刊地址,又去图书馆收集了许多报刊地址,打印出来做成标签,又去市场买了10米布,做成两个一米多长、上面有十几个小口袋的布袋,每个口袋上贴上报刊名称,把写完要投的稿装在口袋里。
我独自生活遭遇的第一个挫折就是往墙上钉这两个长布袋。累得满头大汗,怎么也钉不进去,换了几个地方,墙皮都脱落了,钉子钉弯了,就是钉不进去。隔壁邻居忍无可忍,“砰、砰、砰”来敲门。我打开门他冲我发火,我正跟自己生气呢,也不示弱,和他“哇哩哇啦”吵了起来,把楼下邻居吵出来了。他上来劝说:“算了,别吵了,她一个女的不会钉,来,我帮你钉吧。”
经他这么一说,我心里一阵委屈,鼻子一酸,眼泪不争气地涌了出来。我的倔强劲又上来了:“不用,我自己会钉。”他看看我手里弯曲的钉子,笑了笑:“这钉子不行,得用水泥钉。”他回家拿了几个水泥钉给我。
我用锤子把钉子一下一下钉进墙里,一边钉一边在心里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一定能钉进去!一定自己赚钱,一定用自己赚的钱买房子!
从钉钉子时算起,我用了一年零9个月的时间就买了房子。房子不大,62平方米,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当我第一次用钥匙打开房门,环视着这间不太大的房子,深深地为自己感到自豪。我终于又有房子了,这一次,是真正意义上自己的房子。女人拥有自己房子的最大好处是:你不必委屈自己、把自己排在男人后面。比起住男人房子的女人,你更有资格拥有一个纯粹的自己,一个完整的自己。一如我现在,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每天早晨(实际上已快中午),起床后冲一杯咖啡,让自己真正地醒来,然后去楼前公园散个步,回到家打开电脑,写1000字的文章,然后,就可以去海边晒太阳了。
爱情似乎给了女人一种特权,多数女人会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男人当成一辆四轮驱动的越野车,而聪明的女人懂得节制自己,不把男人当成越野车,而是当成车上的备胎,一只完好的备胎是所有旅程安全和质量的保证,爱情之旅亦如此。 幸福做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