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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
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男友在街上散步，他指着远处闪着灯火的楼房说：“嫁给我吧，我会给你一间这样的房子。”
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在一所学校当教师，和3位同事共住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四张床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只留下一个狭窄的过道。我实在想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可以一个人安静地读书而不必忍受别人在耳旁闲聊。斗争了一个晚上，我就决定嫁人了。
我把自己从单身宿舍搬了出去，从过去的生活中搬了出去，一头扎进两人世界。婚姻最大的好处是给了我一个家，一间自己的房子。生活也因此而改变了。
每天早晨起来，我会想，他喜欢吃什么，为他准备早餐。下班去菜市场，买的都是他喜欢的东西。周末逛商场，总是先到男装世界，为他买衣服、领带。他要出差，一个电话，我赶紧回家为他准备行装。从步入围城第一天起，我就把他放在我的前面，做为我生活的中心，做为我们家庭的主角，而自己退居配角地位。
婚后第二年，我怀孕了，女儿的出生使我的排名又降了一位。我的生活完全变了，从早晨睁开眼就开始忙，一直忙到晚上，忙着照料丈夫和女儿，顾不上照料自己。我的生活被置换了，我的失落和痛苦，被他们俩人的幸福和快乐遮蔽了。
这种改变，开始，完全是心甘情愿的，等到后来我意识到并为此感到痛苦、委屈时，一切已经成为习惯……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当我们俩个人必须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女儿时，那个人一定是我。当我们俩个人的日程安排发生冲突时，被改变的也一定是我。婚后他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他依然可以随意去他想去的地方，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可是我，除了回父母家以外，几乎不曾离开过这座城市。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是女人。我就象我的母亲、祖母和千百年来的无数女人一样，过着以男人为中心的生活。事实上，也的确是他在支撑着这个家，我们居住的房子、里面的家具、电器，还有银行的存款，是他每天在外奔波的功劳。因此，我是不应该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怨恨和委屈的。
但事实上我有。我也不愿意这样，但我无法左右自己。心里的怨恨和委屈积压多了，就想找一个出口释放出来。每一次释放，就是一场战争，每一场战争之后，我心里会好受一些，平静一些。然后，再爆发下一场战争。
这些战争对我们的婚姻及具杀伤力。我明显地感受到，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感情越来越淡漠。有一段时间我整夜整夜地失眠，我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瞪着眼睛，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怎么办？再这样下去结局不言而喻，我们亲手建造的家庭也会被我们亲手埋葬。我不愿意这样。
可我总得找个出口啊！我就是在这种茫然困惑中，重新拿起已经陌生的笔，开始写作。写作，是我为自己寻找到、释放内心情感的一个新的出口，是我婚姻生活中惟一没有被占领、完全属于自己的最后领地。
写作，填补婚姻生活的寂寞
最初写作，他是支持我的。
那时候他一心忙于我们的家庭建设，满世界地飞来飞去，谈生意签合同，没有时间陪伴我，见我写文章可以打发时间，也就乐得支持我。有时出差回来，还讲些途中见闻给我，有趣的我就记录下来，写成散文、随笔，投给报刊。后来，这些文章都发表了，有的还在全国获奖。我也因此有了一点小名气。
这，不仅是他，就连我自己，也是没有想到的。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可能是因为我当初没有贪心吧！我从来没有想过利用写作为自己达到点什么，只是想在日渐平淡、失去自我的婚姻生活中为自己找到一点精神寄托而已。我没想到我会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并最终使我的婚姻走上不归路。
不久，我调到一家报社做记者，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我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向社会。大学毕业我就进学校做教师，从一个围墙走进另一个围墙，实际上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外围，没有进入到主流社会中去。记者的职业使我一脚踏进沸腾的生活，我走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接触社会各种不同阶层的人，与他们对话，倾听他们的心声，捕捉社会经济热点、焦点。多年来压抑的热情、渴望被社会的认同感使我倾心尽力，为了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我让退休的母亲帮我照料女儿，并且暂时放弃了散文写作。
我的这次工作变动，他最初是反对的，他希望我一直呆在学校，业余时间写一点文章。但我坚持要走，我已经30岁了，不想让余生在这所围墙里度过。我们吵了一架，最后他妥协了。
这以后，我们基本上很少吵架。我变得和他一样忙，每天晚上回家很晚，回到家里精疲力尽。我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简练，最后浓缩成一句“今天吃什么？”或者，两个人守着电视，频道换来换去，一句话也不说。
那年春天，北京一位编辑朋友向我约稿，并说他们正在创办一本新杂志，问我是否愿意去。我说我当然喜欢去了，可是我去了，家怎么办？他想了想，说：也是。不过你这次不来，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已经34岁，对于这个年龄的女人来说，工作应该安定下来，变动的可能性不大了。我一下陷入两难：不去有些不舍，去又有些不忍。毕竟，我是一个有家庭的女人，我不能为了自己的事业而置家庭于不顾，可是北京对我实在太有诱惑力了，我想成为一名资深记者，写出有力度、有深度的作品，可是在大连受题材的局限而难有所为。如果能去北京工作一年再回来也行。我天真地想，回家和他商量，结果被他一口回绝了。
我知道，我无权责备他，没有人愿意要一个空巢的家，特别是一个男人。就象那些美丽的传说“望夫石”、“孟江女”，从来放飞的都是男人，等待的总是女人。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生为女人，是一种悲哀。男人总是把事业放在第一位，把女人放在第二位，反过来却希望女人把他放在第一位。
尽管并不情愿，但我还是放弃了去北京，放弃做资深记者的梦想，以此来保全我的家庭。
成长，引发两个人的战争
资深记者的梦想破灭了，我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把精力转到文学创作上来。白天忙于报社工作，业余时间把这几年采访的人、有趣的事一一打捞一遍，写成散文随笔。也就是在这期间，我开始与《家庭》、《知音》等纪实文学刊物交往。
最初在《家庭》发稿，是一篇千字散文，之后编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好题材，可以写成纪实稿。也许是巧合，第二天参加新闻发布，认识了一位日本侨民，父亲是日本人，当年曾在731部队工作过，后来被做为战俘遣送回日本，母亲是中国人，带着他留在中国，历经坎坷。我把他的经历写成一篇近万字稿，寄给了《家庭》编辑。
而这时候，我自己的家庭也在发生变化。从结婚起就一直在外奔波的他，由于连做了几次赔钱的生意，决定暂时调整一下，赋闲在家。我们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变成我在外忙，他在家留守。在外奔波了一天，回到家看到他做好饭等我，我从心底感到一种家的温暖。可是有时候，我却因为在外采访或赶稿而不能按时回家，心里自然感到内疚，回到家就向他解释。开始几次，他很大度宽容，可是往后就表现出不满，我隐约；意识到，这样下去可能会发生什么。
战争终于爆发了。在我又一次晚归之时，他愤怒地朝我大吼，发泄心中的不满，我越解释，他越生气，滔滔不绝，唠叨了一个小时。最后，我抱着被子睡到了沙发上。
我几乎一夜未睡，我开始认真审视我们的婚姻。做为60年代出生的知识女性，我的青春时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方面，我延袭了上一代人的传统模式，踏上一条毕业、工作、结婚、生子的传统之路，另一方面，转型后的社会又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多元化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给了我们比上一代人更多的机会，造成婚姻上的一种潜在的危机。眼看着我的事业蒸蒸日上，他做为家庭男一号的地位被动摇，伤害了男人的自尊，由此引发家庭战火。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唉，既然如此，不如分手吧。明天一早，我先和单位请个假，就说我病了，然后收拾东西，写一份离婚协议书给他，再把他给我买的项链和结婚戒指放在上面，然后拎着我的东西到楼下打一辆出租车，先去好友家，然后租一间房子搬过去，从此一个人安静地过日子。
我闭着眼睛在黑暗中想着关于离婚的所有细节。快到凌晨时，迷迷糊糊睡着了。
出走，挥挥手不带一片云彩
醒来时，天已经亮了，屋里空空的，他不知什么时候走了。我坐在沙发上愣了半天，然后，穿上衣服去单位上班了，把离婚的事暂时放在脑后。
冷战了几天，我们又和好了。但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同样的战争又重复上演了一次，然后和好，吵架，再和好。那段时间，我无心写作，每天都在矛盾、痛苦中挣扎，怎么办？大概每个婚姻结束前都有过这样的矛盾和痛苦吧，不离，不甘；离，又不忍。我就在不甘与不忍中徘徊，迟迟下不了决心。
我们之间的战争越演越烈，他竟然开始怀疑我和别的男人有婚外情，每天晚上回家，对我一天的行踪盘问个不停，我实在忍无可忍，提出分手。
他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我知道，你现在有能耐了，要飞了。飞吧，我看你能飞多远。”
我说：“我们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打断我，“这个家一切都是我挣的，你要走就走好了。孩子在你妈家，就归你吧。别的你什么也别想要。”
我听了，半天没说话。我知道他不想离婚，故意这样，对我实行经济制裁。他把房证、存折都收起来了，我手头只有一点零用钱，这点钱，连租房都不够。这个时候我才明白：离婚，从思想到行动，是需要货币来完成的。
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就在这时，我接到一笔4000多元的稿费，就是那篇写日本侨民的。我吓了一跳，没想到纪实稿费这么高。我悄悄把这笔稿费存进银行。有了这笔私房钱，我开始认真考虑离婚的事，我想用这笔钱，租一间房子搬出去住，先分居一段时间，等冷静下来再做决定。我在心里反反复复想了几遍，可还是没有勇气迈出这最后一步。
我最后下决心是，是去俄罗斯参加《家庭》笔会。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境，远赴异国。也是我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同行的都是著名作家、很有才华的自由撰稿人，他们让我了解了自由撰稿人这个新兴的行业，向我传授了许多成功之道，使我下决心走一条自由撰稿人之路。
在著名的俄国海滨城市海参崴，我漫步在绵长的海岸，金发碧眼的漂亮女郎在海水中追逐，年轻健壮的小伙子们在大海中扬帆冲浪，我停下来望着他们，心里忽然有一种冲动，眼睛有些湿润。世界真是太大了，我34岁，人生的路已经快走了一半，可是除了自己生活的城市，几乎没去过别的地方。就在那一刻，我下了最后的决心。
回去之后，我把自己从过去的生活中搬了出去。房子和财产都留给了他，只带了电脑、衣物和那笔4000元的稿费存单。我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离婚是我主动的，在客观上对他造成了一定伤害，愿意在经济上给他一些补偿；另一方面，我也想以此证明我完全有能力从头开始，让自己生活得很好。
虽然我最初提出离婚时，他对我实行经济封锁，但是当我真的两手空空离开家时，他心里也有些内疚。我搬出大约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他打电话约我，说要和我谈谈。我们去了一家饭店，他点了许多我爱吃的菜，还要了酒。那时候，我已经平静了，他还没有。他说了许多话，说着说着眼睛就红了，说不下去了，低下头沉默了半响，抬起头来问我：“你有钱吗？”
这一句，他是真诚的。我心里动了一下，点点头，低声但有力地说：“有。”
说完，我连忙站起身告辞了。我怕再呆下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又消失掉。我背着包往外走，不敢回头，我知道，他一定在后面望着我。走出饭店，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我的包里只有500元钱，这是我当时的全部财产，但是我并不恐惧，因为我知道，钱不是问题。
我的钱，在路上。
梦想，重新拥有自己的房子
离婚，使我一夜之间成了无产者。没有钱，没有房子，但这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一个人独自面对生活时的那种孤独和恐惧。
我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房，付了一个季度的房租，又买了些简单的日用品，4000元钱所剩无几，不敢再花了。没有时间多想，我把在俄罗斯时想好的离婚规划打印出来，贴在墙上。又打了一张作息时间表。我这个人做事一向没有计划，这是我有生以来为自己制定的第一个规划。
《家庭》笔会，让我一脚迈进纪实文学的天地，这个天地非常大，稿费也非常可观。因此，我决定辞去工作，做一名自由撰稿人。我制定了两年的写作计划：每月撰写4篇纪实稿，平均每篇稿收入2000元，另外撰写25篇散文，每篇平均收入200元，这样一年的收入将超过10万元。两年内为钱写作，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迈过生存关，然后开始转入文学创作。
我在笔会上从同行那里得到了一些报刊地址，又去图书馆收集了许多报刊地址，打印出来做成标签，又去市场买了10米布，做成两个一米多长、上面有十几个小口袋的布袋，每个口袋上贴上报刊名称，把写完要投的稿装在口袋里。
我独自生活遭遇的第一个挫折就是往墙上钉这两个长布袋。累得满头大汗，怎么也钉不进去，换了几个地方，墙皮都脱落了，钉子钉弯了，就是钉不进去。隔壁邻居忍无可忍，“砰、砰、砰”来敲门。我打开门他冲我发火，我正跟自己生气呢，也不示弱，和他“哇哩哇啦”吵了起来，把楼下邻居吵出来了。他上来劝说：“算了，别吵了，她一个女的不会钉，来，我帮你钉吧。”
经他这么一说，我心里一阵委屈，鼻子一酸，眼泪不争气地涌了出来。我的倔强劲又上来了：“不用，我自己会钉。”他看看我手里弯曲的钉子，笑了笑：“这钉子不行，得用水泥钉。”他回家拿了几个水泥钉给我。
我用锤子把钉子一下一下钉进墙里，一边钉一边在心里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一定能钉进去！一定自己赚钱，一定用自己赚的钱买房子！
从钉钉子时算起，我用了一年零9个月的时间就买了房子。房子不大，62平方米，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当我第一次用钥匙打开房门，环视着这间不太大的房子，深深地为自己感到自豪。我终于又有房子了，这一次，是真正意义上自己的房子。女人拥有自己房子的最大好处是：你不必委屈自己、把自己排在男人后面。比起住男人房子的女人，你更有资格拥有一个纯粹的自己，一个完整的自己。一如我现在，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每天早晨（实际上已快中午），起床后冲一杯咖啡，让自己真正地醒来，然后去楼前公园散个步，回到家打开电脑，写1000字的文章，然后，就可以去海边晒太阳了。
爱情似乎给了女人一种特权，多数女人会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男人当成一辆四轮驱动的越野车，而聪明的女人懂得节制自己，不把男人当成越野车，而是当成车上的备胎，一只完好的备胎是所有旅程安全和质量的保证，爱情之旅亦如此。 幸福做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