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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风雨结戏缘

李致文存:我与川剧 李致 6432 2021-04-06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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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几度风雨结戏缘

  ◎ 陈国福 注释标题 陈国福: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在中国当代戏曲史上,川剧界曾出现三位德高望重的好领导,老艺术家们习惯以“老板”尊称之:一位是已故的成都市原市长李宗林,另两位则系中共四川省委原宣传部副部长——已故的李亚群和健在的李致。三位“李老板”在历史风雨中前后衔接起来,可以说,便是当代川剧发展史的浓缩。

  1978年春,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在成都亲切接见被“四人帮”迫害的川剧名老艺人,观看被“四人帮”禁锢多年的川剧优秀传统折子戏并作重要指示,从此揭开了中国戏曲乃至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篇章。为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有关指示,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于1982年7月发出“振兴川剧”的号召,李致担负起历史的重任,十年间为具体落实“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八字方针尽心竭力,在戏曲界广有口碑,至今犹令人敬佩不已。

  峥嵘岁月老部长

  “振兴川剧”的号召传遍巴山蜀水,各地、市、州、县的党、政、人大、政协迅速行动,排演出一个又一个新创剧目或重新整理的传统剧目。为筹备全省性的会演活动,李致与省委常委黄启璪、省文化厅副厅长郝超、振兴川剧领导小组艺术顾问席明真等带头看戏,还有宣传部文艺处严福昌、张仲炎,省文化厅艺术处、录像室有关同志,以及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办公室于一、叶春凯、陈国福等,组成强大的审看小组前往各地。铁路沿线还算方便,最苦是川东与川北。比如一次由成都去蓬溪,继经营山去南江与通江,再转巴中与达县。碎石面黄泥巴铺就的乡村马路,落雨泥泞,晴天扬尘,旅途劳顿,不言而喻。常常是晚上看戏,戏毕酝酿至凌晨,次日上午座谈,下午赶路补瞌睡。李致与同志们同甘共苦,心心相印,由管川剧、看川剧、爱川剧进而懂川剧。那段时间,无论大小会或是与人闲话,李致言必川剧,屡谈不厌,也算入乡随俗。比如,每次观看演出,他都要提醒大家莫学《易胆大》中的“麻五爷”,众人都按时进剧场坐下了,你才姗姗来迟,剧团才敢演出。

  20世纪70至80年代的中国,正值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新时期,犹如大自然的季节变化,红梅报春,但坚冰待破。人们多年形成的一种习惯势力,往往导致艺术审美中杯弓蛇影,谈虎色变,由《红梅赠君家》引发的一场大争论,便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李致充分肯定这是一个优秀传统剧目,作为川剧高腔四大本之一,《红梅记》源自明代周朝俊的同名传奇,曾于50年代由熊丰整理为上、下两本,周裕祥导演,分别由张巧凤与刘又全,许倩云与曾荣华主演,受到普遍好评。进入历史新时期,著名川籍音乐家沙梅倾数十年的艺术积累,以李慧娘与裴禹的感情纠葛为主线,整理为一本,并为之重新谱曲并配器,力图在川剧音乐方面有所突破,由成都市川剧院刘芸与晓艇主演。尽管毁誉参半,褒贬不一,首先应当宽容、允许和支持,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动辄“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李致代表宣传部,支持四川电视台播放该剧舞台录像,以便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出于同样的目的,后来还将自贡市川剧团排演魏明伦的荒诞戏《潘金莲》调到成都演出,这个戏的争论更大,有时甚至尖锐对立。这在今天看来,其实不算什么,但在二十年前,要这样善待一个剧团的改革与创新,那可是需要相当的胆识与魄力的!原新都县川剧团(即今成都市芙蓉花川剧团)重排优秀传统神话戏《芙蓉花仙》,引起了更大范围的激烈论争。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同志获悉后,李致曾陪他前往东郊木材厂俱乐部观看,给予剧团以极大的支持。李致始终不渝地强调一点:“改革的任务既艰巨又重大,而改革却没有现成的良方(如果有了,也就无所谓改革了)。因此,改革的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探索,就必须有所探索。改革、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一个经验的积累与实践的检验过程。探索的方式与方法应多种多样,改革试验也应不拘一格。”李致一次至上海,曾登门拜访沙梅,希望老人家关注振兴川剧,继续帮助川剧进行音乐改革。

  1986年10月,在竞华收徒仪式上,李致曾说:“竞华同志是川剧表演艺术家,无论唱腔和表演,有许多独到之处。有她这样的教师,还有陈书舫、袁玉堃、周企何等诸位名家,不仅可以培养出名角,还可以发展川剧艺术流派。”尊重老艺术家的另一方面,便是关心老艺术家。李致多次吁请有关部门特别照顾生病的老艺术家,曾一度得到落实,阳友鹤、周裕祥、竞华、张光茹等在重病期间,都住进了干部病房,得到精心护理和治疗。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俨然巨大的精神支柱,促使他们为川剧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又一代老艺术家出现在各级文化主管部门面前,亟待我们采取相应的对策,戏以人传的民族戏曲,才能绵延不断,继往开来,新人辈出,欣欣向荣。与之同时,李致还十分关心投身戏曲事业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其中有剧作家、剧评家、戏画家。他曾为徐棻《探索集》、张鸿奎《戏剧人物画册》、李远强、黄光新《好一朵芙蓉花》、唐思敏《川剧艺术管窥》、邓运佳《中国川剧通史》、陈国福《一世戏缘》以及“川剧文化丛书”撰写序言,并强调指出:“川剧评论家是振兴川剧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队伍。十年来,他们对振兴川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廖友朋、王诚德、陈国福、刘双江、邓运佳、杜建华等许多同志,几十年如一日,显示了他们对川剧艺术的奉献精神。我为有这些朋友感到荣幸,因为他们的精神和成就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应当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致曾多次率领川剧团进京或出国,为宣传川剧,扩大川剧的影响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他曾在北京工作多年,与首都文艺界十分熟悉,特别是与曹禺的关系,因巴金尤其亲密,向以“万叔叔”呼之。1983年10月,四川省振兴川剧进京演出团在首都汇报演出,曹禺事前向李致表示:“万分欢迎,我与(李)玉茹将多多学习,多观摩,一定要写篇学习心得,表示欢迎。”曹禺看了好几个戏,主持中国戏剧家协会召开的座谈会,听罢李致介绍振兴川剧情况,当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又撰文赞扬振兴川剧“有如空谷足音,预示着一个新的信息,一个新的行动即将来临。”事后还写信给李致:“振兴川剧来京演出,大得成功。奋发首都戏剧界,确立信心,至可庆贺。”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鲁刚根据市委宣传部部长徐惟诚的意见,约请李致向直属艺术表演团体有关人员介绍振兴川剧情况。1986年4月,四川与上海举行首届文化交流,李致与上海文化界过从甚密,由他出面请来陈沂、黄佐临、杜宣、黄裳、程十发、谢稚柳、沙梅、郑拾风等名流大家,首场《白蛇传》演出获得很大成功。

  1985年6月7日,李致亲率四川省川剧演出团赴西柏林参加第三届国际“地平线艺术节”,在柏林自由人民剧院作揭幕演出,这是“振兴川剧”以来古老的天府之花首次登上世界舞台。据李致日记记载:“戏一开始,场内极为安静,似乎连自己的心跳都能听见。为什么没有掌声?我开始感到不安——以后知道,观众不熟悉中国戏曲,不知该在什么时候鼓掌。但第二场刚结束,爆发雷鸣般的掌声,我才松一口气。以后一发不可收,全场共鼓掌欢呼二十多次,谢幕历时十四分钟,形成高潮。鼓掌,欢呼‘阿博(好极了)’!”并以用脚踏地板的声音表示兴奋。面对狂热的德国观众,他们这样热爱川剧,我的眼睛润湿了。我体会到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眼见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升起的感情。紧接着,演出团巡回联邦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国的十大城市,演出计二十二场,皆获得很大成功。1987年5月,李致又率团东渡扶桑,在日本的东京、大阪、福岗、京都、名古屋、横滨等十大城市巡回演出,总计二十四场,其中东京十天演出十八场,观众共约五万人次。1990年5月,李致率领成都市芙蓉花川剧团再次东渡扶桑,巡回山梨、东京、福冈、广岛、名古屋、高松、大阪、滋贺、京都、神户、奈川、昭和、横滨以及松户等十三个城市演出《芙蓉花仙》凡三十场,观众计六万多人次,两次均受到日本友人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喜爱和欢迎,“振兴川剧”的丰硕成果蜚声东西方。

  激扬文字读李致

  1992年,李致摆脱政务,重操旧业。为了抢回因从政耽误的写作时间,他居然赶上新潮时尚,每天端坐电脑桌前,频频敲击键盘,夜以继日地赶写回忆录。迄今为止,已先后出版《往事》(1995)、《回顾》(1997)以及《昔日》(2001)等散文集。其中大多数是回忆巴金的文章,同时还有若干有关振兴川剧的历史记录,为研究当代戏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李致亲历川剧在浩劫之后的再度辉煌,并且有机会在世纪回眸之中重新解读川剧,深入揭示传统戏曲深蕴的美学价值。这些,都散见于他的散文集中。

  “振兴川剧”是20世纪80年代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全国戏曲界引起很大的反响。1983年5月,张爱萍曾为第一届振兴川剧会演填词:“乡音喜闻乐见,古曲今开新面。群星汇蓉城,百花齐放艺湛。堪羡,堪羡,天府新秀千万。”当时四川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是谭启龙同志。李致在《谭启龙与振兴川剧》一文中记述道:“启龙同志曾多次指示:戏曲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川剧是我们省的瑰宝。我们一定要振兴川剧,否则,既对不起前人,也对不起后人。要认真抓到底。1983年夏,启龙同志为振兴川剧题词:‘振兴川剧,务求实效,千锤百炼,精益求精’,这十六个字对我们的启发很大。务求实效,是说不图热闹,不搞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不要为会演而会演,而当时已出现类似的苗头。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是讲戏的质量。没有质量无法竞争,无法赢得观众。这是关系到川剧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启龙同志十分尊重老艺术家。根据他的意见,振兴川剧晋京演出,邀请了十三位老艺术家随行,担任艺术指导并在北京作观摩演出,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他陪同小平同志在人大会堂的小剧场,看了川剧折子戏片断演出,还陪同小平同志与演员、工作人员分别合影。”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许川也很重视振兴川剧,李致在一篇《振兴川剧忘不了许川》的文章中写道:“许川同志是江苏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到宣传部以前很少看川剧。从参与领导振兴川剧的工作,他开始看川剧,并动员他的夫人和子女去看。他说,‘慢慢就看出了味道。’”李致还转引了许川在一次干部会上的重要讲话:“四川解放初期,邓小平和贺龙同志就要求我们的干部带头看川剧,并指出这是入川干部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问题,要认真对待,认为这才是党的干部应有的态度。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来川视察,又专门审看了一批被‘四人帮’禁锢的川剧折子戏,予以解放。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长,如果不看川剧,能不能算为合格的宣传部长?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恳切希望各级党委、政府的宣传和文化主管部门加强对振兴川剧的总体要求和具体措施,层层落实,解决剧团的实际问题。要提倡领导同志和川剧艺术工作者交朋友。作为党政和人民‘喉舌’的各级报纸、电台、电视台,要进一步宣传振兴川剧的工作。”李致回首当年,还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位值得怀念的好领导——黄启璪。她曾先后担任重庆市京剧团党支部书记,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等职。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组长,分管文艺工作,她热爱川剧,在川剧界广交朋友。1982年7月,曾同有关人员前往自贡观看《巴山秀才》,宜宾的《日月葬》以及泸州的《轵侯剑》。她看戏认真,意见中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值此隆重纪念“振兴川剧”二十周年之际,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川剧在国内外取得的辉煌成就,怎能忘记省委领导同志为此付出的心血?他们的事迹将彪炳中国当代戏曲发展的史册,诚为宣传文化部门负责同志学习的榜样!

  川剧无疑是看的或听的,李致呈现给我们的却是读。当然,他让我们读的,不是剧本,也不是剧评,而是20世纪一代大家谈论川剧的片言只语,文字极简而用字极确,琐屑微末之处决不轻易放过,不足千言而尽道其详,实有回味不尽之妙。1983年10月,四川省振兴川剧进京演出团的老艺术家们为首都文艺界作专场演出,有陈书舫的《花田写扇》、周企何的《投庄遇美》、王世泽与田卉文的《放裴》等,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著名理论家周扬观看演出后曾说:“川剧在国内外,远远超过一个地方剧种的影响。”1986年4月,四川与上海举行首届文化交流,在李致引荐下,陈书舫、周企何等前往拜访巴金,并为巴老清唱几曲。老人家听了十分高兴,连声赞叹:“我爱家乡,爱听乡音,当然爱川剧。”1986年举行四川省川剧青少年演员比赛演出,沙汀获悉冉樵子曾据《聊斋·张鸿渐》改编为川剧《刀笔误》,当即指出,“我觉得此公的著作应出专集。”尽管只是一两句话,然而,深衷浅语而令名不衰,他们对民族戏曲体悟之深,为我们揭示出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底蕴。他告诫我们,向国际友人和青年观众宣传川剧,首先应该看到自身的艺术优势,如果仅仅局限于变脸、吐火之类的纯特技表演,势必产生严重的误导而损害自己,让人在灵犀交会之中同此一慨:“我赞成用特技为川剧吸引观众,但不能丢掉川剧许多更重要的好东西,只强调特技。否则川剧团就成了杂技团。正如不能把内容丰富的川菜,简单说成麻辣烫,又把麻辣烫集中于火锅一身,川剧不等于特技,更不只是变脸。”

  李致为若干戏曲著作撰写的序言,体现出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处处率真之心,不失儒者风范,多读几遍会使人忽地心华开发,器识远大,其中有一段至今犹令人深思:“川剧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它的影响已超越省界和国界。我们决不能眼看着这一朵绚丽的花朵枯萎或消失。否则我们既愧对祖先,又有负于子孙。不振奋精神,就不会有这种责任感。哀莫大于心死,不振奋精神行吗?对川剧现状的估计,有许多说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成绩显著,前途光明;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在戏曲面临着某种‘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抢救、继承,把川剧艺术保留下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由于认识上的种种盲点和误区,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包括川剧)正在急速流失甚至濒临消亡;面对西方文化、港台文艺裹挟经济大潮的冲击,不少人已是“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不知道珍惜自己身边的文化瑰宝,找不到“振兴川剧”的前进之路。读一读李致有关川剧方面的散文,进行深沉的历史反思并从反思中展望未来,那将是一番“最难风雨故人来”的喜悦,将会帮助我们采取措施捍卫民族的文化根脉,增强我们对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信心和勇气。 李致文存:我与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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