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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二三事

李致文存:我与川剧 李致 3408 2021-04-06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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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致二三事

  ◎ 徐棻 注释标题 徐棻:剧作家,作家。

  李致同志在省上,我在市上;他是领导,我是平民。一般来说,我们之间距离不小。然而在我的感觉中,他却是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好兄长,一个可以永远信赖的老朋友。

  我第一次和李致同志近距离接触,正是我的一个戏被责令停演的时候。那是1987年,成都市川剧院联合团演出了我与胡成德合作的川剧《大劈棺》。这戏在确定剧名时,我们犯忌了——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即被禁演的戏名《大劈棺》。用这个旧名当时只为招徕观众,果然也招徕了不少观众。我们自以为得计,简单地以为叫什么名字没关系,内容才是重要的。谁知演了没几天,一个上级有关部门便打来电话,说《大劈棺》是禁戏,责令我们立即停演。剧团傻眼了,不敢抗拒上级部门;市文化局沉默着,不好得罪上级部门。常言说“剧本是编剧的儿子”,我这个当“妈”的着急了。得知消息时,我先是震惊,后是委屈。在听说下达指令的人并没有看过戏时,我愤怒了,心想,官司打到北京,我也要为这个戏平反。我决定先去省委宣传部找李致同志。他看着我气鼓鼓的样子笑了起来,连忙安慰我说,演一个戏很不容易,不能轻易停演,何况你们这个戏改得不错。待我心平气和后,他又说,你们为什么不主动请人家看戏呢?听我说送了票,他又开导我说,演出这种特殊题材的作品,如果事先能与有关方面沟通沟通,就不会产生误解了。这时我才若有所悟:自己满脑壳“编剧思维”,对别的事可谓一窍不通。最后他给我出主意,叫我请市文化局打个报告说明情况,他在上面批几个字才好办理;又叫我给戏另外取个戏名,以避免误会。回来后,我立刻照办。没过几天,改名为《田姐与庄周》的这个“禁戏”,便又重新开始公演。

  1990年3月,由中国剧协《剧本》月刊社联合成都市文化局和四川省文化厅剧目室,在成都举行我的“剧作研讨会”。事前,中国剧协的同志告诉我,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徐棻戏曲选》将在召开研讨会时发行,但这部书中选入的主要是“文革”以前的作品。他们建议我再出一部1980年以后的“作品选”,说这会有助于研究我的戏。我认为这建议很有道理,便说给李致同志听。他听后毫不犹豫地说:“这件事我可以帮忙。”在他的运筹下,四川文艺出版社免费为我出版了《探索集》(收入五个大戏和十四篇文章),并承诺赶在3月之前出版,好把两部选集同时送到与会者的手中。我带着感激的心情,请李致同志为《探索集》写序。有趣的是,他在序的开头写下了“徐棻与魏明伦”如何如何,在序的末尾又写下了“魏明伦与徐棻”如何如何。我看了虽然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好意思问个所以然。倒是该书的责任编辑忍不住了。他建议李致同志把魏明伦的名字删去,因为这部戏里的东西与魏明伦丝毫无关。有一天,李致同志特别叫住我,对我说:“你和魏明伦是我们省里最有影响的剧作家,你们在全国都很有名气。我在为你写序时故意提到他,是想表示我对你们两个都同样看重,也希望别人能这样对待你们两人,这有利于川剧事业。所以我不打算删改,请你不要介意。”这时我才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他是不愿意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让其中的某一个感到受了冷落或受了伤害。一个领导人如此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两个编剧,希望他们永远在愉快的心境中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这份对川剧事业细致入微的关怀,也真够让人感动的了。

  1992年,法国文化商拉圭尔先生一行三人来四川选戏。他们在成都、重庆、新都看了五台戏后都不满意,说“一台也选不上”。由于我的一位法国朋友正好是他们的朋友,那朋友委托他们来看望我,所以他们在离蓉前便请我去锦江宾馆共进午餐。餐桌上谈起戏来,拉圭尔先生便数落了川剧很多缺点,逼得我针锋相对地进行了一番辩驳。我本来以为他会不高兴,谁知他竟坦率地承认我说服了他。回到法国后,他来信请我担任艺术指导,要求我为他修改加工《白蛇传》。正式的邀请函随即到来,邀请我所在的成都市川剧院三团携《白蛇传》赴法国演出。不料这件好事却被卡住了。先是卡在文化部。有人去文化部告我“私会外国人”,言下之意我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待事情澄清后,文化部开了绿灯,但又卡在了省内,而且久久没有松动的迹象。无奈之下,我又去省委宣传部找到李致同志。向来以川剧整体利益为重的李部长,一如既往地立刻表示支持。他认为能向国外观众介绍川剧是件大好事,不论是省上的剧团,还是市里、县里的剧团,只要有机会出国演出,有关方面都应该给予帮助。为此,李部长不但口头斡旋,电话劝说,还用宣传部的名义发下正式函件,要求有关部门放行。加上拉圭尔先生是中国的好朋友,深得我国驻法大使馆的信任;又加上文化部的积极干预,终使市川剧院带上我修改加工后的《白蛇传》如期抵达巴黎,并巡回演出于法国十六个大城市,为川剧在法国和西欧的演出播下良种,赢得声誉。

  2000年春节,文艺界人士的“健康保护神”李枝华医生请朋友们吃“团年饭”,李致同志恰巧和我同桌。闲聊中不知怎地聊到我写川剧的话题上了,我便顺口说:“到明年,我当编剧就整整四十周年了。”李致同志道:“编了四十年的剧,不容易。应该给你祝贺一下。”我又随口说:“退休的人了,哪个管这些事哟。”他却十分认真:“退休了你还在编剧嘛。市文化局会管,省文联也会管。有机会我跟你们市上的领导说说。”我怕引起什么误会,劝他不要说。他却反过来叫我不要过问了,说这也不是个人的事,庆祝一下对鼓舞后进有好处。谁知事情竟这么凑巧,我俩的话刚说完没一会儿,成都市委副书记黄忠莹同志来了,而且被主人安排在我们这一桌。李致同志对我一笑说:“机会来了。”他扭过头去和黄书记寒暄几句后,就说了“四十年”的事。热情爽朗的黄书记一听,马上笑道:“四十周年,好呀好呀。该祝贺,该祝贺。”这时,恰好成都市文化局的严晓琴局长来了,而且被主人安排在黄书记身边,打过招呼后黄书记就说:“晓琴,明年徐棻同志编剧四十周年,我们好好给她办一下。”严局长听了也很高兴:“正好,明年我们要出版上下两卷的《徐棻戏剧作品选》。在这部书的首发式上,我们开一个隆重的座谈会来祝贺徐棻同志的编剧四十周年。”2001年12月15日,“徐棻戏剧创作四十周年暨《徐棻戏剧作品选》出版大会”在成都川剧艺术中心隆重举行。当我看见李致同志以抱病之身拄着拐杖、被人搀扶着前来出席座谈会时,觉得有许多话涌上心头。我很想对他说些什么,但又不知向他说什么才好。

  我和李致同志在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中相处过;在省文联的工作中相处过;在四川省政协的工作中相处过。他还在省政协成立过“川剧工作室”,让我担任“常务副主任”。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接触不少,谈话也多,但直接和我有关的事,却只有前面说的那几件。那几件都是小事。不过,有的小事如果轻率地处理,也可能变成“大事”,至少会影响当事人的积极性和有关方面的团结。而李致同志在对待有关川剧的各种人和事时,总是耐心地化解着矛盾,努力地加强着团结,循循善诱地鼓励大家在平等的起跑线上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是只有那些品质优秀的人才能做出的、一种隐形然而具体的贡献。现在,川剧还能以其质优量多、出人出戏居于中国戏曲之前列,不能不说与李致同志前些年扎扎实实的工作有关。所以,我认为他是继成都市李宗林市长、重庆市任白戈市长、四川省委宣传部李亚群副部长之后,把川剧认认真真放在心上的一位领导人。为此,我愿向他致敬,并愿向他说一声:“为了川剧事业,谢谢您!”

  2001年晚春 李致文存:我与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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