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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柏林医生的救死扶伤

　　1985年，我和省川剧院赴欧洲演出团到西柏林参加“地平线艺术节”，演出的剧目主要是《白蛇传》。出国之前，在北京待了三天，有两个演员生病。其中一个是武功演员白中华，发高烧，注射抗生素以后体温才正常。

　　我们在6月4日下午八时离开北京。乘罗马尼亚航空公司飞机，经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于5日下午4时到达东柏林。柏林和北京的时差六个小时。

　　6月7日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的首场演出，就是《白蛇传》。《白蛇传》后半场是武戏，国外观众能看懂，会有兴趣。但前半场是文戏，主要靠表演，德国观众能否接受呢？演出开始，场内鸦雀无声。观众几乎对每一个细节都理解，用惊叹、笑声做出不同反应。到精彩之处，热烈鼓掌，用脚蹬地板，高呼“阿博（好啊）”，整个谢幕竟达十四分钟之久。全团人员沉浸在欢快和幸福的气氛之中。

　　第二天的演出却发生意外。这一台演出的是折子戏《拦马》《秋江》《放裴》和《金山寺》。演出很成功，观众的反应比头场还要热烈。但在演出快结束时，我们明显看出白中华出了事故。谢幕一结束，我立即到后台。

　　白中华横躺在木桌上，蜷着腿，不断呻吟。

　　出了什么事情、伤在什么地方？有人说，摸了白中华的骨头，没有发现骨折或错位，可能伤了韧带。建议回旅馆休息，先上一些从国内带来的药，明天再进一步观察、做决定。

　　几个演员试图搬动白中华。但白中华痛得丝毫不能移动。不像是骨折，更不像韧带受伤。演员们议论纷纷，期待我这个团长做决定。

　　“送医院！”我听从了有的演员的意见，下了决心。艺术节接待人员也表示赞成。我请翻译周小丁和艺术节工作人员立即把白中华送医院，同时请大家回旅馆休息，养精蓄锐，以利于下一场演出。

　　我对周小丁说：“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守在电话机旁。”

　　回到旅馆，大家都休息了。我也疲劳不堪，但我不敢上床。我怕倒下去就叫不醒，电话来了没有人接。

　　我躺在书桌前的沙发上。书桌上放着电话机。这一段时间的确太忙、太紧张。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长途飞行，时差没有完全适应。有些演员吃不惯西餐，一闻到奶油味就恶心。白中华高烧后没有很好地休息，我对他的关心不够。不知道他什么地方受了伤，有没有危险？要吸取什么教训？我似睡非睡，上述念头像走马灯似的在我脑里不断转动。

　　这一夜，周小丁来了四次电话。

　　第一次电话，周小丁说医生已经给白中华透视，没发现问题。

　　第二次电话，周小丁说医生又给白中华做了B超，没发现问题。

　　我似乎放心一点。

　　第三次电话，周小丁说医生不放心，做了剖腹检查，发现脾破裂了。医生说，幸好及时送进医院，如果再晚半小时，就有生命危险。

　　“怎么办呢？”我问。

　　“把脾割掉，”周小丁回答，“这是医生的意见。”

　　我不懂医，但我赞成医生的意见。按惯例，动这样大的手术，必须家属签字。现在远离祖国，无法征求白中华父母的意见，只有我来负责了。救命如救火，我赶去医院也来不及了。我对周小丁说：“我同意动手术，你代表我签字吧！”

　　“签字？！”周小丁有点莫名其妙，他说，“医生没有要我们签字，他们表示要救死扶伤，对病人负责。”

　　“好！”我赞成。

　　凌晨5时，来了第四次电话。铃声未完，我即抓起话筒。周小丁说：“白中华已经把脾割掉，其他情况尚好。”

　　这真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夜晚。我昏昏沉沉，却又明明白白。这位西柏林的医生好像给我上了一课，让我进一步理解了救死扶伤的意思。

　　9日下午，我和周小丁去医院看望白中华，同时，我想见见这位西柏林医生。可惜，汽车司机不认识路，绕了很多圈子才找到医院。因为要赶回剧场，我们代表全团同志希望白中华安心治疗，连和医生见面的时间都没有。我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医院。

　　川剧团结束在西柏林的演出后，我们去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接着到了联邦德国的慕尼黑，又到了瑞士的苏黎世。白中华则继续留在西柏林医院治疗和休养。在整个过程中，我既怀念白中华，又时常想起西柏林的那位医生。在苏黎世，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总代表胡树山经理赶来与我们会合。胡经理带来好消息：白中华情况良好，已经可以下床走路了。大家都为之高兴。

　　我受委托从苏黎世打电话给在西柏林医院的白中华。这是我第一次打国际直拨电话，觉得很新奇。周小丁拨通电话以后，白中华的声音很清楚，犹如同在一个城市。可惜我刚一讲话，白中华就哭起来了。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几乎没交谈，连感谢医生的话也忘了。

　　原计划在整个欧洲演出结束以后，大队伍与白中华会合，一起回国。后来，有一个方便的机会，白中华和中演公司的同志提前回国了。大队伍回国后，我见过白中华一面，身体健康。我向他表示了祝贺。再以后，白中华成了成都市有名的通俗歌手，他的现代舞也跳得不错。他有川剧武功的基础，他的某些表演是一般歌手所不能及的。

　　时间过去八年了。每谈起白中华，或到医院，总要想起那位西柏林医生。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的姓名，也没有对他说过一句感谢的话，但他对病人彻底负责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

　　1993年5月19日 李致文存：我与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