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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致与《红领巾》

　　◎ 梅红 注释标题 梅红：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

　　说起李致，出版界的老同志都非常熟悉。他是我国出版界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重要人物之一。1979年的长沙会议上，李致以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身份，在会上发言，阐述了自己所在的出版社为什么要突破“三化”，采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以及突破“三化”后取得的效果。为推动四川出版业变革，促进全国地方出版业的变革做出了贡献。

　　1958年夏，李致（后排右三）访问苏联莫斯科一少年之家，中国女留学生（中）为翻译

　　但是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李致与期刊还有着很深的情结。他进入出版业，是从担任期刊主编开始的。1957年底，他担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1964年，担任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总编辑。更不为人所知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神州大地掀起的“学习刘文学”的活动，就是李致任《红领巾》杂志总编辑时组织策划宣传的。

　　《红领巾》是上个世纪50年代西南团工委主办的少先队队刊，它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1951年6月1日创刊于重庆，迄今已有59年的历史。

　　李致是四川成都人。在担任《红领巾》杂志总编辑之前，他在共青团重庆团市委担任大学部部长。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思想时，他被隔离审查，组织上在审查中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却意外地发现他颇具写作才能，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发表过近百篇习作，后曾在《少年报》上发表儿童文学作品，还在团重庆市委当过少年儿童部长。这件事带来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1957年《红领巾》的总编辑已被打成极右派，李致成为了《红领巾》杂志总编辑的人选。这个机会，也使他的办刊才能得到了施展。

　　李致是一位很有思想、很有干劲的人。来到《红领巾》后，他首先做的事就是把工作重心从反右斗争转到业务工作上来，动员全体人员将思想和精力放到把刊物办好上来。对右派的家属不搞株连，并注意发挥他们的业务才能。

　　办刊物需要的是人，加之此时的《红领巾》不少编辑已被打为右派或划为“中右”，人手极缺。李致首先做的就是支持组织部门广为网罗人才，调来了木斧、蓝星、赵世泉、郭廷萱，以充实编辑力量。木斧名叫杨莆，回族诗人，毕业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四川美术学院前身）。因为受“胡风案件”的影响受到迫害。李致顶着压力，要他做编辑组组长，推荐他参加省作家协会。蓝星以前是小学老师和少先队辅导员，《红领巾》的通讯员，因有写作才华，调到杂志社。后来，蓝星成为全国知名的少年儿童诗歌作家。赵世泉以前也是小学老师和少先队辅导员，在《红领巾》任编辑时兼《中国少年报》驻四川站记者，以后调团中央《中学生》杂志社工作。还有一位工人女诗人郭廷萱。这样，就为《红领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小环境，在当时人人自危的大环境中，李致使所有的编辑不再感到风声鹤唳，而能够安心工作。这一时期成为《红领巾》杂志快速发展的时期，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尽管他的这些做法曾被人批评为“右倾重业务、轻政治”，但他不以为然。

　　在办刊思想上，李致主张刊物既要方向正确，又要适合少年儿童的特点，才能把少年儿童紧紧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为此，在办刊上，《红领巾》做了很多改革创新。首先在内容上，充分发挥杂志的特点，加强深度报道。《红领巾》是少先队队刊，属于时政类期刊。但它又是半月刊，通常，其新闻要在半个月后或是更长的时间才能发表，时效性上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李致为此专门请教了《中国青年》杂志的总编辑方群。方群说：“我们在时事新闻上搞不过报刊。但是各种武器有不同的特点。机关枪有机关枪的打法，大炮有大炮的打法。杂志可以抓住一个问题搞综论，也可以搞半个月的时事，不仅有消息，而且有分析，这样可以突出杂志的特点。”在新闻体裁的内容上多搞评论，搞综述，突破了时效性的难关，受到了用户的好评。另一个办法是办专刊。对报纸来讲，专刊是新闻版面的延伸和拓展，它的特点是集中、信息量大，比起单纯的新闻报道，专刊可以更深入地做新闻背后的新闻，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对某一事物宣传的新闻强势。就发行上讲，专刊可以调动当地的团市委资源，扩大发行量。《红领巾》杂志对办专刊的探索一是办地方性的专刊。曾经办过重庆专刊、自贡专刊。另一个探索是办人物专刊。最成功的就是“刘文学专刊”。在形式上适应儿童的心理，增加刊物图片的使用量。不仅在杂志上增加图片，甚至在杂志社所用的信封、稿笺上都用了活泼鲜艳的儿童画。

　　《红领巾》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和共青团中央的重视，1958年，共青团中央派出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其中有两名少年报刊的成员：一名是《中国少年报》总编辑钟恕，一名是《红领巾》杂志总编辑李致。他们深入地专访了《少先队真理报》。李致在访问中开阔了视野，受到不少启发。其中特别是报刊要成为少年儿童活动的组织者，倡导者。钟恕和李致还应邀在莫斯科电视台介绍了《中国少年报》和《红领巾》杂志。

　　《红领巾》杂志在全国少年儿童类期刊中渐渐崭露头角，期发行量从七八万份节节向上攀升。宣传刘文学的活动，使《红领巾》杂志的发行量达到一百二十万册。《红领巾》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很大的收获，也成了全国有影响力的少儿杂志。

　　刘文学是四川省合川县（现重庆市合川区）渠嘉乡双江村人。1959年11月18日晚，刘文学帮助队里干活回来，发现地主王荣学偷摘集体的海椒，他立刻冲上前去阻止。刘文学不顾个人安危，拒绝了王荣学的收买和威胁，与其展开了搏斗，终因年幼力薄，被王活活掐死，牺牲时年仅十四岁。刘文学牺牲后，合川体育场举行了万人参加的追悼会，共青团合川县委员会追认刘文学为“模范少先队员”；1960年初共青团江津地委追认刘文学为“模范少先队员”，中共江津地委和行署决定拨专款修建刘文学墓园，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亲笔题写了碑文。当年，全国少年儿童开展了“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动。1982年4月，1983年10月，合川县人民政府、国家民政部先后批准刘文学为烈士。事隔五十年后，2009年，刘文学入选“一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与地主搏斗而牺牲的孩子不仅仅是刘文学一人，据当时四川高级法院的领导回忆，解放初期，每年法院要遇到十几个这样牺牲的孩子。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看，这么多孩子中，只有刘文学一个人成为了四川的英雄人物，成为了全国的英雄人物，成为了全国少年儿童的骄傲。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推动刘文学事迹的宣传过程中，《红领巾》杂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红领巾》杂志这一媒介的力量，掀起了全国少年儿童学习刘文学的运动。也可以说这是由一本杂志掀起的一场全国性的运动。

　　1959年11月，杂志社得到消息，一个合川少年在与地主斗争的过程中牺牲。根据团省委的指示，李致迅即带领蓝星、黄竹琴两位编辑前往采访。他们采访了刘文学的教师和同学、他的母亲和邻居家庭，还提审了地主，整理出的资料足有一张桌子那么高。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又在农村小学，条件很艰苦：临江走一上午的鹅卵石路，吃的是只有少数米粒的稀饭加红苕，李致和蓝星晚上穿着衣服、背靠背地睡在通风教室的课桌上。

　　三位编辑不仅了解了整个事件的经过，而且还深入采访了刘文学的其他事迹。刘文学这个人物形象逐渐丰满起来。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李致果断决定：改变原来只准备写一篇报道的策划，回去之后办一期人物专刊，全力宣传刘文学。

　　在当时，用全本杂志来宣传一个人物的做法还不曾有过。“人物专刊”整体设计策划，以及发行情况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决定已下，整个编辑部就开动起来。从刘文学遇害的故事，到对他同学、老师、家长的采访，刘文学的成长故事，等等，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报道。李致在写到刘文学牺牲的场景时，正值年终深夜十二时，他完全投入到写作中，被刘文学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刘文学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杂志社又专门派遣美术编辑刘石父赶往合川，根据当地老百姓的描述画了刘文学像。这张少年刘文学的图像，至今仍被广泛采用。

　　李致与蓝星、黄韶合作采写的报告文学《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李斧网上淘书），封面画及插图刘石父作

　　这种“人物专刊”形式的少儿类期刊在国内尚属首次。它的发行效果谁也不知道。杂志社先印了一本没有封面的小32开的杂志，通过各级团委在全国组织征订。结果大获成功，正式出刊那一期征订发行了一百二十万册。当时的团省委书记李培根开玩笑说：“你们把我们团省委一年的纸都用完了（当时实行计划用纸）。”

　　随后，《四川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人民画报》《中国青年》杂志等三十多家全国媒体都报道了刘文学的事迹，苏联、蒙古、越南、朝鲜的少年报刊，都刊登了他的事迹。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了书，接着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书。刘文学的故事被改编成京剧、舞剧和话剧，中国少年儿童剧院把它改为儿童剧上演。刘文学的故事还被编进课本，包括英文课本和盲文版。全国各地少先队掀起了“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热潮。在刘文学的家乡合川县，来扫墓、慰问刘文学母亲和访问刘文学母校的群众络绎不绝，来自各级机关、单位、学校、组织的吊唁函慰问信雪片一般飞来，仅1960年就收到全国各地来信四万五千多封。甚至苏联、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家的青少年儿童也寄来各种慰问信件。

　　在宣传刘文学事迹的整个过程中，《红领巾》杂志紧密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充分发挥了杂志媒介的特长，那就是做深度报道，敢于打破常规，进行形式和发行的创新。李致敢于打破陈规、锐意进取的精神，在那时已初显锋芒。虽然李致在《红领巾》杂志工作的时间仅仅两年半，但他将《红领巾》推上了自身发展的一个高峰。他所创造的期发行量一百万册的数量和他所掀起的影响力至今还是《红领巾》后来者努力超越的高度。对他自己而言，正是在编辑《红领巾》杂志时期锻炼出来的业务能力，为他以后踏入出版业作出贡献奠定了基础。

　　附记

　　当年有关刘文学的宣传，用现在的观点看，显然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