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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存目”谈起——兼致范用兄 注释标题 范用：资深出版人，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

　　在摧毁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成了被“革命”的对象，被迫停笔。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作家，特别是老作家的信息，渴望读到他们的文章。四川人民出版社察觉到读者的感情和需要，出版了老作家的《近作》，首先出版的是《巴金近作》。《巴金近作》之后出了四本，分别为《巴金近作》（第二集）、《心里话》《探索与回忆》及近作合集《讲真话的书》。《讲真话的书》书名是时任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杨字心同志建议的。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极左思潮时隐时现。对巴金的《随想录》，有人指责他不该赞同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遗言；指责他几次谈“小骗子”，揭露了“阴暗面”；指责他主张讲真话，因为“真话不等于真理”；等等。曾经有人企图把巴金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更有甚者，叫嚷要“枪毙巴……”出版巴金的书难免没有一点风险。幸好任白戈 非常关心四川的出版工作。当我们谈到这些为难之处时，他说：“巴金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他的某些见解，有人一时不理解。但巴金送来的书稿，出版社一定要出版。如有人反对，我会出来为你们说话。”他的支持，增强了我们出书的勇气。书的发行量大，影响更大。

　　在出版《讲真话的书》之前，正碰上一次不是运动的运动，极左思潮再度抬头。我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和出版工作。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川一起，从实际出发并为稳定人心，公开表示四川文艺界的主流是好的，尚未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即有人指责我们包庇有问题的人，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当时，文艺出版社曾被停业整顿，刚恢复出书不久。……在这种形势下，我几次去上海与巴老商量：一、推迟出书时间；二、用“存目”的方法出书，即抽掉三篇文章，在目录上保留题目，注明“存目”二字。1987年4月14日，巴老来信说：“在这段时间里，我最好保持沉默，沉默对我养病有好处。因此《近作》暂时不出也好。对所谓《巴金传》我也是这样的看法。我现在考虑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不是个人的名义。”以后，巴老认为，不要因为两三篇文章，影响到其他大量文章不能与读者见面，原则上决定采用“存目”的办法。1989年8月26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中，一开始就说：“我同意用‘存目’的办法，反正你是责任编辑 。我不会让你为难。”在编书的过程中，我认为原拟抽掉的三篇文章中的两篇文章，可能不会让别人抓住辫子，只决定把《“文革”博物馆》一篇“存目”。因为在这篇文章里，巴老不赞成前几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为此，我委托去北京参加会议的张仲炎 ，代我请示时任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仲炎回成都后告诉我：“敬之同志说完全相信李致会处理好这个问题。”这样，巴老从粉碎“四人帮”到1990年的全部著作（包括《随想录》在内），以《讲真话的书》为名，终于出版了。

　　《讲真话的书》及《随想录》单行本

　　1990年12月25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中说：“书三十二册收到，你们辛苦了，印刷装帧都还过得去，我相当满意。感到遗憾的是漏掉了几篇文章（如译文选集小序等），和用‘存目’的办法删去了一篇‘随想’。特别是后者，这一办法本身就是一篇‘随想’。读者会明白这个意思。这次寄来的是精装本。三十二册已经够了。一定还有平装本，也寄点来吧。在四川恐怕这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

　　“存目”的办法，我是从巴老那里学来的。1980年，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提出不写“文革”的主张，巴老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随想录七十二·怀念鲁迅先生》一文，其中不仅涉及“文革”的话被删去，“甚至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的话也一笔勾销了，因为‘牛’和‘牛棚’有关”。巴老很不高兴，决定终止为《大公报》写专栏。巴老给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写信，表示“我就是你这个主张的受害者”。这是当年巴老告诉我的。以后，《大公报》有关人员向巴老表示歉意，巴老才继续为专栏写稿。巴老为此写了《“鹰之歌”》说明此事。在香港出版《真话集》时，巴老在目录《“鹰之歌”》下，用了“存目”的办法。

　　举笔重千斤

　　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方作了重要谈话，政治环境较为宽松。《讲真话的书》再版时补收了《“文革”博物馆》，去掉了“存目”。一些人开始议论《讲真话的书》初版所采用“存目”的办法。其中多数人不了解事情的由来，认为巴老的文章非常重要，怎么能抽去一篇呢？我完全理解他们关注和尊重巴老的心情。只是有的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对“存目”这种做法，专门发表文章，将矛头直指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我，说我是背着巴老干的（或强迫巴老同意的）；又指责说，“存目”者，“开天窗”也，只有在解放前对国民党采用这种办法。解放后的书，没有出现过“开天窗”，这本书创新中国以来“开天窗”之首例。我真不知道是批评我右了还是“左”了，是保守还是冒进，是怯弱还是逞能？……事后一想：这实际上是在向官方“举报”我，但毕竟时代不同了，领导没上当，我也没受到惩罚。

　　不能说这种指责对我没有干扰。但是，十四年来（1990年至今），我没有发表过巴老的信，也没有写过文章为自己辩护。原因很简单，我不愿意巴老为这本书增添烦恼。同时，我坚信巴老说的：“读者会明白这个意思。”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渐证实这一点。

　　去年在《文汇读书周报》读到范用兄的文章。尽管范兄不知道“存目”的由来，却说了这样一段话：

　　曾有温姗先生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文章议论此事：

　　把巴老这篇文章免登的做法极不可取；但是，编者仍然“存目”还有可取之处，至少他们有勇气告诉读者这里本来应有如此一篇文章，让读者去思索个“为什么”，而且引火烧身地招来对他们的批评。如果他们干脆连目录都删去，作者、读者更是连话也说不出一句，岂不省事？

　　这种理解是很可贵的。

　　早在1981年，巴老就说：“我一不怕死，二不怕苦，只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长官点名，我不会害怕。倘使一经点名，我就垮下，那算什么作家？”“文革”博物馆是巴老倡议的，巴老一直坚持这个主张，从未退缩。巴老为保护出版社，避免授人以“柄”，同意“存目”，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坚持。我有责任把事情说清楚，以免有人或明或暗地向巴老泼脏水。此时此刻，巴老躺在病床上，我不担心给他增添烦恼了。

　　这篇短文也是我给范用兄的信。

　　2004年9月18日

　　附记

　　此文收入文汇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生命的开花》一书，同时作为附录收入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讲真话的书》。

　　文中所指针对我专门发表文章的是四川省曲艺团的贺星寒。贺星寒后因病去世。他重病期间我曾去医院看望，去世后亦去灵堂吊唁。他的文章刊于1993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责任编辑为杜导正。《炎黄春秋》是我一直订阅和喜爱的杂志，可惜此文失实。

　　2018年8月6日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