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率四川省出版代表团访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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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率四川省出版代表团访日日记
1985年4月,四川省出版代表团,应日中留学生·研修生援护协会代表上原信夫之邀,去日本参观访问。成员有我(团长)、袁明阮(顾问)、钱铃、梁燕、王伟、宋文咏、邱季生(翻译)。
以下是我在访日期间十九天的日记。
4月17日
六时起床。上午主要在收拾东西。
下午一时半,从饭店出发。上海市出版局刘副局长和外事处傅育连来送行。海关出境手续顺利。三时零五分从上海起飞去日本。
从上海到东京,共两千公里,预计飞两个半小时。起飞不久,即看见大海。大约五时十分,看见日本的本州,机场在千叶县。海关入境手续很顺利。出关后没看见上原信夫先生。同行人有些着急,正准备打电话,见一位年轻人用纸写着“四川省出版总社李致先生”,是上原信夫先生派的代表来迎接,他说上原先生在北京,明晚回东京。这位年轻人叫增子季喜。
乘高速公路汽车去东京。与增子君交谈。他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学经济,现在上原先生的援护协会工作,今年9月将去北京学中文。他表示很热爱中国,我也表扬他为促进中日友好所做的努力。
我们住在东阳饭店。一人一间房,我住802号房间。每天房费五千五百日元,符合我们报销的标准。房间不大,大约有十平方米,但有床有桌,有洗手间,有电视电话,很实用。
陪增子君在附近一家小饭店吃饭。他说,明天将由幸治小姐为我们导游。我们就访问日程交换了意见。他说,目前日本有些地方的工人在开展“春斗”(即罢工),如讲谈社(日本最大的出版社,与四川人民出版社有过交往)就无法接待。
刚到东京,印象是清洁,繁华。
4月18日 小雨
六时起床。七时出外散步,街上行人不多,多数商店没开门。穿一件毛背心感到冷,不久即回饭店。
九时半,幸治小姐来。今天主要是参观神保町街。几乎全是书店,有点像40年代成都的祠堂街,只是更繁华和现代化。先后看了内山书店、山本书店、东方书店,这几家都是经营中国书刊的。日本注重文化积累,《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就有六十册,《书道全集》也有二十六册,大开本,装帧设计好,均由平凡社出版。后参观了三省堂书店,我们重点看了少年儿童读物。该店在日本仅次于八重洲图书中心,为世界第五大书店。许多书店都有这样一条标语:“一日不读书,三日说话都无味。”
中午在扬子江料理吃大碗面。
下午去目黑区援护会办公处。我们休息,幸治忙着与有关单位联系。我们提出参观八重洲、东贩、平凡社等单位,前两者已落实。还提出去奈良,在大阪多住一天,仅电话联系,旅馆也解决了。办事效率很高。
在中国料理店吃炒饭。
幸治带我们参观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银座。尽管我早已听闻,但百闻不如一见。色彩缤纷的大型广告,组成各式各样的图案,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许多欧美旅游者抢着拍照或录像。这是我所见到最美丽、繁华的商业区。
4月19日 晴
十时,乘地铁去我驻日大使馆,会见文化参赞蔡孑民同志,向他汇报了我们代表团的情况,并转述了耀邦同志最近有关文艺的讲话。他谈了一些意见,主要是希望我们抓重点。从他那儿得知,王丰玉在使馆工作,文迟任驻大阪的总领事,王达祥将调使馆(可能接任文化参赞)。这都是我原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同事。
邱季生和幸治去航空公司确认返回机票的时间,原定5月1日离日返国,但没有机票,要5号才有。因为怕别人说我们找借口旅游,我问蔡孑民可否请使馆写个证明?他说不必了,你们都是负责同志,互相证明一下就行了。这一来带来不少问题。主要是经费不够,马上打电话给周继尧,请他报批并寄钱(三十万日元)来。此外,整个日程也要调整。
1985年4月20日,四川省出版代表团访问日本东京印书馆。前排左起:梁燕、袁明阮、下中直人、李致、钱铃、邱季生;后排左一王伟,左三宋文咏
中午饭在中华料理店吃回锅肉。
参观东京电视塔。这是为电视和广播造的,高333米。从一楼乘电梯,一分钟能到高150米的大展望台,可以看到东京的全貌。
与正在日本的冯振伍(中共四川省委前组织部部长)同志通话,他们也因机票紧张,将延期回国。
4月20日 阵雨转晴
上午去东京印书馆参观。为节约经费,改乘地铁。幸治不认识路,迟到一小时。大门插了中日两国国旗,还有“欢迎四川省出版总社社长李致先生和御同事”的立幅。常务取缔役下中直人致欢迎词,我致答词。我们参观了有关车间,由下中直人的儿子下中直也讲解。工厂有几处挂有“充满信心,充满活力”的标语。与我国台湾合作印制的宋徽宗的画、赵子昂画的马,印工极好(由三十几点画点组成),裱工也很好。平凡社的百科全书十五卷(还加一卷索引),共六千多万字,一年零六个月出齐。下中直人也再三强调人的技术和作用,说没技术和活力,只凭先进的设备也不行。下中直人请我们在中国料理店吃中饭。取缔役近川先生把我们送到地铁站口。
1985年4月20日,四川省出版代表团访问日本八重洲图书中心。左起为袁明阮、河相全次郎、李致、邱季生、梁燕
下午三时,参观八重洲图书中心。
“中心”为世界第四大书店,大楼有八层高,营业楼有五层,面积二千四百平方米。代表取缔役会长(董事长兼会长)河相全次郎、取缔役社长(董事兼社长)石桥长久、常务取缔役田岛幸夫诸位先生在书店门口欢迎我们,陪同我们参观了五层营业楼,并作详细解说。在参观过程中,专为我们播放了中国古乐和民乐《绣荷包》,但声音很轻。总的印象是这里是书的海洋,装帧艺术的展览。有关中国的书籍颇多。河相全次郎先生强调说,不了解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就不能了解日本两千年的历史,还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有些人不如日本人了解中国的历史。”我听了,既震动,又很难受。
“中心”的一个走廊,陈列了中国一些“要人”参观八重洲时的照片。有华国锋主席,有李一氓、符浩、宋之光,有曾彦修、曹建飞,还有我们的崔之富和薛钟英,有些不认识。河相全次郎先生对崔之富逝世表示难过,我转交了崔之富夫人翁季常对他的感谢信。这说明日本人重友情。
参观完后座谈,实际是摆“龙门阵”。由河相全次郎先生提头,谈川菜、小吃、名胜古迹。还提到中国童话《熊家婆》,我讲了这个故事,他非常有兴趣。我说我四岁的小外孙也会讲《熊家婆》,他开玩笑说我和小外孙与故事里的大姑娘一样聪明。崔之富曾邀请河相先生访问四川,我申明邀请有效,欢迎他在金秋10月来川访问。后合影留念。
4月21日 去京都
九时四十分出发,乘新干线高速铁路去京都。
东京去京都,全长五百二十公里,时速为一百二十公里。车厢宽敞,清洁,舒适。服务员进出车厢,都向乘客鞠躬,很有礼貌。乘客也很安静,或看书报,或用耳机收听,交谈细声细语,无人大声喊叫。我睡了半小时,醒来不久即可望见富士山,真像日本诗人所说“倒悬的玉扇”,很美。又想起鲁迅形容清朝留学生盘辫子戴学生帽,像顶着富士山,暗自好笑。沿途看见许多平房和二层楼房,房顶有红、蓝、灰、绿各种颜色,显示日本农村房屋的特色。
我身边坐着一位约三十岁的妇女,她一直用耳机收听,没有交谈。过了名古屋,她拿出小点心请我吃。我不会日语,只能笔谈,其间插几句英语。她叫藤重光枝,是搞电脑的,去神户休假。这也反映了日本妇女大方,有礼貌。
到了京都,在中国料理店吃饭,每份四百日元。
乘统一旅游车参观。先去三十二间堂(供有千手观音、雷神、风神),金阁寺,平安神宫案,清水寺等地。总的印象是日本的文物保护好,许多地方必须穿塑料鞋套才能步入。参观者有秩序有文化,中学生也如此。如我们照相,中学生要站在一旁,等照完了才走过。不知我国人民的素质,何时能达到这种水平?
4月22日
今早看电视,彭真同志率团访问日本。
九时半,大日本钢板厂派车来接我们。这是因为四川省新华印刷厂买了这个厂生产的电子分色机,目前该厂还有技术员在成都帮助安装。据介绍:1984年4月到1985年5月,营业额一亿九千万日元,海外部分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三(中国又占这部分的百分之三十一)。接着去久御山工场,并在工场吃了日本盒饭。工场主要生产电子分色机,1981年建成,打算在五年内为全世界造六千台分色机。目前年产四百台。去年,中国有一百六十五人来参观;今年,四个月已有三十位(包括我们在内)中国人来参观。我们看了不少先进设备,但我不太懂。场内有不少标语:“当社信条:奉仕、确实、迅速、节约、研究!”过去,我们“突出政治”,空喊口号,而现在有些地方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说钱。人总要有一点精神!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场也不例外,何况我们。
三时半,去著名的岚山公园。早年,周恩来同志曾三次来过这里,写过两首游岚山公园的诗。这两首诗均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总理诗十七首》。我们先到了日本友好人士立的刻有《游岚山》的诗碑。碑前有鲜花。我们事先不知道安排,没有带鲜花,但我们有热爱总理的赤诚的心。天色渐晚,且有小雨,更使我们想起总理写的游岚山公园的诗。幸治小姐不认识路,幸有司机导游。坐车观景,或有成片高直的竹林,或有各种葱郁的高树。沿途多是中国唐代式的房屋,屋外挂有红色或白色的纸灯笼,古香古色,幽雅安宁,令人流连忘返。
晚,幸治小姐约我们去看望她在京都的中文老师。除我以外,同行的还有钱铃、王伟同志。遇大雨,乘公共汽车。这是一个日本式的小院。幸治的老师黄当时(华侨),他的父亲叫黄济清先生,不仅是教授,还是京都华侨总会的副会长。母亲林柳烟亦是大学教授,讲中国现代文学。她说日本人喜欢鲁迅,我很高兴。主人请我们喝啤酒,吃点心。黄济清先生说,京都有一千多名华侨,九百多人赞成祖国统一。告别时,他表示可以为留日学生提供条件。
4月23日
游奈良。
九时半去奈良,约十时到达。
步行到春山大社。松树和枫叶茂盛。主要参观了鹿苑。这里的鹿完全敞放:或坐下休息,或散步兼吃青草,或跟人步行等吃点心。人可以随意摸鹿的头或背,和谐相处。幸治买了类似饼干的饲料,喂鹿吃。鹿还上街,钻进饭店门内。人人爱护鹿,连小学生在内。再去东大寺,大殿的大佛造型甚美,像是铜铸的。中午饭后去唐招提寺,这是供奉中国鉴真和尚的,可惜今天供奉中国鉴真部分不开放,令人失望。我开玩笑说:“鉴真年纪大了,要缩短工作日,以便休息。”下午四时抵京都,七时后回到东京。
仍住东阳饭店,801号。与上原先生取得联系。
4月24日
上午去日本著名的出版社之一——小学馆访问。
该馆第五出版部部长岩井昭见和第三出版部大泽昇接待。大泽昇是年轻人,能讲一些中国话。他说,该馆工人正开展“春斗”,罢工了。我们先访问了中国语辞典编辑部。送给我们新出版的《最新中国情报辞典》,共一千两百页。执笔约一百人,特约编辑几人。我随手翻了一下,除突出的人物和事件外,竟有“周克芹”“钟水饺”等词条,引起我的兴趣。该书已发行四万五千册。
接着看了幼儿和少儿读物。时间紧张,看得不仔细。好在送了我们一套《少年百科辞典》,共十二本。请我们吃了便饭。
下午二时,去日本书籍出版协会,与二十多位东京出版界人士会面。由于双方意图不明,没有什么收获。这是教训。该会工人也在“春斗”。
上原信夫先生在见面中赶来看望我们。
四时,去平凡社,这是日本有影响的出版社之一。编辑局长取缔役大泽正道先生,按我们的提纲作了介绍,并回答了提问。如地方出版社如何根据自己的特点出书等。这次访问已请梁燕同志整理一份材料。
4月25日
十时,参观大日本印刷公司。広报室长青山敦夫先生介绍情况:该公司建立于1873年,已有一百零九年的历史。1950年只印刷书籍,现在书刊印刷只占百分之二十,商业印刷占百分之四十七,包装建材印刷占百分之三十三。公司有二十个事业部,二十个工厂,一万多名工人(女工八百五十一人),平均年龄三十三岁,工人每月平均收入三十万日元。然后,由田中先生陪同,参观各个车间,很多设备令人感到先进。车间也有标语,如“误字 脱字 扑减”等。还有一张表,公布“改善提案实施情况”,来不及询问,估计是合理化建议的实行情况。幸治说大开眼界,我也同感。
午饭后,去帝国书院参观。
帝国书院是干什么的,没有人介绍。幸治小姐说,“帝国”这两个字不好听。经社长后藤先生介绍,该院主要是出中小学用的地理图册和地理教科书的。中小学教科书由文部省审定,有七八家出版社出教科书,出地理教科书的只有两家,该院出的地理教科书,小学采用的占百分之九十六,中学采用的占百分之九十九,高中采用的占百分之七十,在中小学占很大的优势。重视青少年的地理教育,这是很好的,值得学习。
四时,拜访上原信夫先生和夫人刘女士,刘女士是成都人,普通话和四川话都讲得不错。商定了后期的日程,还谈了几点建议:一、明年下半年,拟再派一个出版代表团来日本访问,上原先生表示赞同;二、出版社、书店、印刷厂派人来实习,上原先生表示有一定困难,但他可以与一些中小型厂联系;三、与有关出版社合作出版,上原先生建议要抓特点,如四川搞有关熊猫的。此外,他建议四川派的团最好专业化,否则不便于接待,我表示赞同。
4月26日
全天参观小森印刷公司。
上午参观取手工厂,由松泽先生接待;下午参观关宿工厂,由近藤先生接待。两个厂都是生产胶印印刷机的,不仅在日本有名,生意已做到各大洲。取手工厂的人说,他们是全世界第二大印刷机制造厂,第一大印刷机制造厂在联邦德国。自动化程度高,注意安全生产,七年无事故。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带电脑的四色胶印机、双色带上光的胶印机、双色单色全开印刷机(一小时可印一万一千张)。两个厂的接待工作很认真,升中、日两国国旗,贴欢迎标语。新东邦公司营业部小松先生一直陪同我们。我请钱铃同志与他建立经常性的联系。
梁燕、宋文咏和邱季生去向阳商店,幸治小姐为我们翻译。
4月27日
今天参观日本两大发行中心之一,即东京出版贩卖公司。
该公司与七千三百多家书店,三千多家出版社(其中关系密切的约三百家)有工作关系。寄销占百分之九十五,包销占百分之五。退货比例,杂志占百分之二十,图书占百分之四十。杂志代销,月刊在六十天以内,周刊在十五天以内,过期不退,自行负责。图书寄销时间为半年。其中,书店退“东贩”的在三个月内,“东贩”退出版社的在一个月内。目前,周刊、月刊销售量很大,这影响到图书的价格。公司共五层楼,其中一层工作人员有八百多人,一天要发二十三万份征订单,人多工作量大,但秩序井然。对读者宣传,由出版社负责;对书店宣传,由“东贩”负责。“东贩”编有七种刊物。库房有八万八千多种书,约三百七十多万册。由于畅销,周转快,书籍都很干净。
我们参观了用电脑检查各种图书情况,大开眼界!
整个参观访问时间约两小时,时间不长,但收获很大。“东贩”的情况,我们原来也知道一些,有书面材料。但百闻不如一见,这里的工作的确很先进。
到今天为止,安排参观访问的主要项目(出版、印刷、发行、书店)已结束。与大家商议:所剩几天,一是补充了解平凡社和八重洲图书中心;一是开展一些友谊活动,拜访一些原来认识的日本朋友。此外,代表团成员把工作放在首位,也有些累了,可以放松一点。
4月28日
今天休息。
上午,在东京地下商场买东西。大家有的日元不多,加以我购物是外行。我被放在商店之间的玩具吸引,我买了几样儿童玩具。
中午吃了一顿日本炒饭,不习惯,有不舒服的感觉。乘地铁回旅馆,在车上睡着了。下午,从三点睡到六点,被钱铃叫醒。很多天没午睡了,我一直有午睡的习惯。
在一家中国料理店吃晚饭。炒饭或汤面,一般只需四百日元,这算比较便宜的。饭后,我们几人在街上散步。日本人工作和生活很紧张,几乎看不见像我们这样散步的。
顺便说一下,因为经费不足,我们在日本出行,主要乘地铁。日本人乘地铁,不少人在自动电梯上,也是跑上跑下。上了地铁,如路段稍长,有的看书报,有的用耳机听什么。遇下雨,日本人很注意公德,一般把伞立放在自己身前,不让雨水沾在别人身上。乘地铁,使我们能了解日本人的生活。我在50年代两次访问苏联,日程(包括晚上)全由官方安排,与苏联人民接触并不多。
4月29日
今天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
裕仁在位六十年,今年是日本昭和六十年。政府机关和许多单位放假,皇宫开放,许多人去参观。幸治小姐的恋人从香港来,今天她休息。增子季喜安排我们两个团去参观皇宫,另一个团是冯振伍同志率领的。九时半到皇宫,沿途戒备森严,海陆空军都出动了,还有不少警车。首先碰到的是,每个参观者都被派发了一面小的日本国旗。中国人因受日本侵略,对太阳旗有很大的反感,王伟同志尤甚,他老家曾被日本军占领。这事我也不知如何处理。经大家商量,既然来参观,拒不要日本国旗也不礼貌,拿着就是。九时半,裕仁在宫殿二楼(装有防弹玻璃)与国民见面,讲了几句话。大意是感谢国民对他生日祝贺,祝国民幸福愉快。皇后因感冒没有出来。不少日本人举国旗欢呼。我们仅是参观者,日本皇宫建筑比中国故宫差远了,但植被甚好。
冯振伍同志借了一些日元给我们,令我们放心了。
难得有一个午睡,睡了一个半小时。
梁燕发现一个“大处分”(即大减价)的商店,与电影《林家铺子》类似。所有商品每件只卖一百日元。我们都各买了一些小商品,准备作为礼物送人。
在地铁上,看见一个胖娃娃。我、钱铃、王伟都说像我的小外孙齐齐。我老看这个娃娃。王伟说我想家了。
4月30日
今天没有日方陪同,我们乘地铁去神保町街东方书店,拜望店长安井正幸先生。
主人多数懂中国话。翻译冈田先生在成都住过三十年,普通话和四川话都讲得很好。我主动介绍了四川出版界的情况,并说明这次来访的目的:一、看望老朋友安井先生;二、听取安井先生对中国书籍的意见;三、了解川版书在日本的情况。
安井先生说,川版书在日本反映较好,举例说到《华阳国志》等书。接着从全国改革谈到出版界要改革。不仅书的质量要提高、印数要增多,发行渠道也要多样化。他说,自己在书店干了这么多年,深知其中甘苦,书少了不够,多了又怕卖不出去。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光靠新华书店这一条渠道是“理想”,实际上是办不到的。他在中国想买书,新华书店没有;找出版社,说只印了这么多,没有办法。国外来订书如何减少流通环节,降低书价,是件大事。还说,向中国订书,第一次预订有保证,要第二、第三次增加订数,很困难,令人头痛。日本出版的书,有好有坏,但流通环节畅通。日本经济起飞与此有很大关系。他说,中国和四川的书,大有可为。某些书的读者有限,《新华字典》这类书可以订成百上千。科技书受欢迎,如《四川植被》。文艺书销量有限。
《华阳国志校注》,(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
《四川植被》,《四川植被》协作组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安井先生在银座一家日本饭店请我们吃饭。完全是日本式的,只是不用盘脚,可以把脚放在桌下的坑内,较为舒适。席间,安井先生对《汉语大字典》极感兴趣。
晚,看日本报纸,知我国作家张天翼逝世。
5月1日
今天是国际劳动节,但没有节日气氛。
上午访问学研公司。该公司主要生产电脑照排字,是先进的印刷技术。活字排版是我国发明的,有过重要影响,但现在已经落后。我省出版系统(成都片)一年要排一亿多字,相当紧张——当然也有管理问题。营业部主任伊东律夫陪同参观并作介绍。看了上海新华印刷厂来该公司实习的电视录像片。实习时间两个月,还有来学维修的。掌握技术后,一分钟可排三千六百字,是一场大革命。钱铃、梁燕都表示应进行这场革命。公司有六十年历史。三十年前开始研究电脑照排,二十年前商业化,一年可产大的(上海买的)和小的(人民日报社买的)二百台。参观后,主人请我们吃了一餐日本饭。
下午四时,应萨伊马尔出版会社长田村胜夫先生邀请,到该会访问。社长派秘书丁野女士来接我们。该社橱窗摆了不少中国书籍,如《人间周恩来》《彭德怀自述》。进入出版社,全体同事起立鼓掌欢迎。田村胜夫夫人田村雅子,穿着她访问中国的着装出面接待。翻译尾形裕子,普通话讲得好,漂亮大方。会面充满友好气氛。
田村胜夫先生在1981年以团长身份,参加中日出版合作会议。他很健谈,表示热爱四川。说他过去只知道重庆,到了成都才知道四川。夫人是“中国迷”,每天打太极拳,听北京广播。谈到上次出版合作会议,认为尽管实际成果不大,但其意义远远超过合作出书。那次会后,他们决心出版有关中国的书。他说,萨伊马尔出版会虽小,但对日本领导人的影响大。当前日本出版界出杂志多,印刷技术很先进。田村胜夫先生从事出版工作三十年,对日本社会、文化的未来深感不安。他认为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源头,想了解我们对日本出版界的观感。作为出版家,对世界潮流应该很敏感,为未来而工作。
日本联合代理公司宫田界先生(曾任访四川团的秘书长),主要谈了中国有关的立法——著作权和参加国际版权公约的问题,并表示如果中国参加国际版权公约,日中合作出版会得到更有利的发展。
袁明阮同志代表我们讲了话。
田村胜夫先生请我们在“狗不理”餐厅吃饭。席间,既谈出版,又谈友谊,也说笑话。我谈话时间较多,没有吃饱,但很高兴。我们这次访日,一般只谈业务,只有河相先生、安井先生和田村先生几处谈了心,而且心是相通的。餐后,田村夫妇把我们送到宾馆,热情告别。
冈田先生电话,约我和梁燕再去东方书店谈一次。八重洲书店亦有电话联系。
5月2日
十时半,第二次到平凡社。
由藤原、福冈女士和山本先生接待。主要通过该社编辑的《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六十册),解剖一只麻雀学习平凡社的经验。该社编辑这一套书有两个目的:一是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艺术;二是用日本当代的语言重新翻译。选题由该社的编辑和监修人(专家)共同商定。负责这套书的编辑共五人。1964年开始编辑,1965年着手翻译,1967年出版第一卷,1984年(共十七年)出齐。每一卷重新翻译以后,编辑用两个月时间,印刷要四个月时间,共半年。这以前要请专家审定。既分卷发行,又成套发行。单卷发行最高达五万册,成套发行约两万套。每卷书定稿由编辑负责,不搞三审制。山本先生介绍了书籍成本结构。
王伟同志探索了合作出版的可能性。
中午由平凡社请吃饭。社长下中邦彦先生到饭厅送别。
邱季生去民航办好航班误期证明。又去大使馆,王达祥(原团中央同事)已就任文化参赞,表示要打电话给我。
下午,再去东方书店。安井正奇先生与我们进一步讨论了《汉语大字典》在日本发行问题。幸治小姐已回来,今天由她陪同并翻译。
5月3日
今天,我们去筑波参加国际科技博览会。
陪同人员是幸治小姐。她身着中国旗袍,这是她在北京学中文时做的,都说漂亮。她已两次参观博览会,所以一切行动听她指挥。
途中,认识一位台湾同胞,姓陈,交谈不少。
首先看到讲谈社展馆。讲谈社是日本最大的出版社,我们曾在成都接待过他们的摄影代表团。本来打算访问他们,但据说他们那儿有“春斗”没成。馆前排长队。我们向上野馆长、牧野副馆长作了说明。两位馆长很热情,把我们一行(包括台湾同胞)请进去,喝过咖啡,送了有关资料,优先安排我们观看类似苏联全景电影的影片《脑的世界》(人间·宇宙·未来)。我请馆长代我们向社长致意。
1985年5月3日,四川出版代表团参观筑波国际科技博览会,在讲谈社馆外合影
接着看了三菱未来馆。进馆即乘21世纪的“汽车”,先后看了生命的诞生和进化、人间的朋友、宇宙世界、地球等影像。特别是后两部分,使人感到在作宇宙飞行,游行世界,令人兴奋。
就友馆是大型立体电影。
日本的主题馆,主要看机器人。机器人不仅能说话,还能按观众的要求弹钢琴。弹了两首曲子,观众为它鼓掌。
集英社馆的内容是古代遗迹和人间。
抱着很大热情看了中国馆。馆内布置有民族特色,虽有火箭之类模型,但多为工艺品,不像前几个馆那样吸引人。北京大学试制的激光照排机,引起我们的兴趣。以后四川排字,究竟用“写研”公司的,还是采用国内研发的,值得研究。
顺便看了苏联馆和南朝鲜馆。不知什么原因,我总感到苏联馆的人有些盛气凌人。
星丸儿童乐园非常好。
整个参观过程,台湾陈先生都与我们同行。在讲谈社受到的接待,使他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我们虽第一次与台胞接触,但落落大方,热情友好。他为我们拍了不少照片,一起吃午饭。与他交换硬币,我敢接受有蒋介石头像的,他却不敢接受我们送的。我讲了“三通”政策,他说如果台湾当局允许“三通”,他要大大方方地到大陆。
5月4日
上午去大使馆,访新任文化参赞王达祥。他原在共青团中央工作。1964年,我陪同日本民主青年代表团在国内参观访问,他任翻译,我们相处很好。昨天他打电话向我问好,所以我特意去看望他。
中午在神保町四川饭店请上原夫妇、幸治小姐吃饭,以表答谢。大家都讲中国话,不拘束。上原先生颇能喝酒,又健谈。他再一次主张组团到日本访问要专业化,人员不要太杂。还讲了日本社会一些复杂情况,供我们参考。
下午,全团成员上街购物。
这次访日活动,到今天就算结束了。
5月5日
幸治小姐来为我们送行。
今天是日本男孩子节。许多房屋挂着鲤鱼旗。旗的彩色飘带表示江河。黑鲤鱼是爸爸,红鲤鱼是妈妈,其他几条小鲤鱼代表有几个小男孩。飘带和鲤鱼都是很薄的塑料做的。一吹风,鲤鱼旗不仅飘扬,而且胀满气,很好看。据说,日本人一般不吃鲤鱼,鲤鱼象征吉祥;鲤鱼能跳龙门,鼓励孩子上进。3月3日是女孩子节,不挂鲤鱼旗,而是做布娃娃(日本叫“人形”)。日本没有统一的儿童节,但5月5日全国放假,这表现了重男轻女。
十时去机场,海关检查较简单。北京时间下午三时四十五分抵达上海。上海市出版局刘副局长和沈询澧来接。海关检查顺利。我们送了一个大挂钟给上海市出版局。
我到武康路看望巴老。巴老很高兴,放弃看电视,听我讲了一些日本的情况。家里为我在巴老书房安了一张行军床。巴老多次问我为什么急着明上午就回成都,并一再说,明早六时半起床,还可以再谈谈。
附记
重翻这份日记,已是二十七年后的事了。这份日记,可以让有兴趣的朋友对我们那次访日活动有所了解。但日记仅凭我当时记忆所写,事后没加核对,地名人名特别是某些数字,可能有误。参加访问的宋文咏、袁明阮、梁燕三位同志已先后逝世,借此对他们表示缅怀。
2012年5月5日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