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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爸给我写了三百多封信

　　——巴金侄儿李致的怀念

　　赵兰英 注释标题 赵兰英：新华社记者。

　　10月24日报道：李致从成都赶来，与他的四爸见上最后一面。他洗了洗手，沉重地走进病房。病床上的巴金到了弥留之际。他握了握四爸的右手，软软的，还很温暖。然后，静静地在四爸的床前坐了半个小时。这时候的李致，心在流泪，思绪却纷杂得很。他想到往昔，想到四爸的这只手，曾经为读者写过那么多巨著，四爸的这只手也曾经给自己写过三百多封信啊！

　　往事历历在目。李致是巴金大哥的儿子。父亲那年在老家自杀，李致才一岁多。巴金曾说，大哥是爱他最深的人。大哥将最爱的三弟尧林、四弟尧棠送出去读书，独自担起一个没落大家庭的生活重担。在家庭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他又支持四弟去法国。巴金回国后，大哥从老家赶来，他们兄弟度过一段最愉快的日子。分别那天，兄弟俩痛苦万分，泪流满面。巴金的《家》，就是为大哥写的。但是，巴金没有想到，他的小说星期六在报纸上发表，星期天就收到大哥死讯的电报。巴金后来写过《呈献给一个人》《做大哥的人》《唤醒被遗忘的青春》《觉新与大哥》等文章，怀念他的亲爱的大哥。

　　巴金也许将对大哥的感情，放在了李致的身上。他供养李致上学。李致十二岁那年得了疟病，巴金买来昂贵的药，治好了他的病。1942年，巴金回川，与李致同睡一张床。他为李致题下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心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70年代，李致偷着去看四爸，他们又睡在了一张大床上。1993年，李致去杭州探望巴金。他们叔侄相谈，巴金的第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李致回川后，将四爸的这句话当家训，请人书写后挂在墙上。

　　一幕幕，怎能让李致忘怀？在李致的心中，四爸比自己的父亲还要亲。李致最伤心的是，四爸早期给他的信，有五十多封在“文革”中被抄去丢失了。保存下来的二百五十多封信，全是巴金在70年代以后写的。那时，巴金不能发表文章。再后来，疾病缠着他，使他难以写更多的文章。这时候，巴金对李致说：“我以写信的方法，表达我的观点。”

　　难忘这些信。1987年4月29日，巴金在信中说：“对我来说，我按计划写《随想录》，而且出齐两种版本，想说的话都说了，该满意了吧！可是想到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和善良温顺的人民，我又得不到安宁。对，人怎么能只考虑自己呢？不管怎样，我提出来：大家要讲真话，为了这个，子孙后代一定会宽容地看待我的。我只能尽力而为。”在1988年冬，巴金又在给李致的信中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又老又病，活下去总有些痛苦，但对我的国家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终放不下这笔。”

　　1991年冬，李致来上海，向巴金转达一些出版社想出版他日记的愿望，巴金当时有些犹豫。李致回到成都不久，收到了四爸的信。巴金在信中写道：“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行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四川人民一直想在成都正通顺街恢复巴金故居。巴金坚决不同意，为此，他有多封信给李致，表达自己的观点。1986年10月3日，巴金写道：“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的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10月21日，李致又接到巴金的信，表述相同的观点。30日，李致再次收到四爸的信，巴金又一次写道：“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10月15日中午，小林给李致打电话，告诉他父亲病危了。今天的李致也已过了古稀之年，和巴金一样，一头白发。他患有心脏病，巴金多次关照他，出远门一定要有人陪。这回，他没有听四爸的话，下午即买了票，一个人飞来上海。这几天，他的远在美国的儿子、孙女和女婿等，都赶来了，向巴金——他们至亲的长辈告别。

　　四爸的这只手，在李致的心里今天还温暖着，永远不会凉下去。李致对记者说：“我们不可能有四爸那样崇高的境界，那样博大的胸怀。但是，起码要像他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我们对他老人家最好的怀念和纪念。”

　　2005年10月24日 李致文存：我与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