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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宋代的皇帝与道教

　　宋初立国，关于宗教的信仰，与宗教政治的地位，多承袭唐代的故事，虽无明令规定，但以现代语言之，都是信仰自由，对于道、佛两教，也是并尊共容的。但到真宗临朝，因失意于敌国，忽留心于宗教，异想天开，独在唐代宗亲道教教主的李老君之外，又捧出一位宋室同宗赵姓的来作圣祖，亲自提倡道教。由此开始，形成宋徽宗的笃信道士巫术等事，造成道教在宋史上的污点。其实，这是帝王玩弄宗教的肤浅权术，于正统道家无关。今据史实，约略引述宋朝帝王与道教的关系，辨明外国人研究中国的道教，误认道教是在宋代才正式建教的观念，并不确实。

　　一、宋真宗神道设教的动机

　　史云：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有天书见于承天门，大赦，改元。帝自闻王钦若言，深以澶州之盟为辱，常怏怏不乐。钦若度帝厌兵，因谬进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涤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革兵，朕安忍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邪，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谕以圣意，宜无不可。”钦若乃乘间为旦言，旦黾勉从之。帝尚犹豫，会幸秘阁，骤问直学士杜镐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邪？”镐老儒，不测上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帝意乃决，遂召旦饮，欢甚，赐以樽酒，曰：“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封，则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异议。正月，乙丑，帝谓群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将半，朕方就寝，忽室中光曜，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来月，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朕悚然起对，已复无见，自十二月朔，即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以伫神贶。”适皇城司奏，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令中使视之，帛长二丈许，缄物如书卷，缠以青缕，封处隐隐有字，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旦等皆再拜称贺，帝即步至承天门，瞻望再拜，遣二内侍升屋奉之下，旦跪进，帝再拜受之，亲置舆中，导至道场，授陈尧叟启封，复命尧叟读之。其书黄字三幅，词类《洪范》、《道德经》，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盛以金匮。群臣入贺于崇政殿，赐宴，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改元。钦若之计既行，陈尧叟、陈彭年、丁谓、杜镐，益以经义附和，而天下争言祥符矣。独龙图阁待制孙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帝默然。

　　己酉，二年，以方士王中正为左武卫将军。先是汀州（福建汀州府）人王捷，言于南康（江西赣州）遇道人，姓赵氏，授以丹术，及小镮神剑，盖司命真君也，是为圣祖。宦者刘承珪以闻，赐捷名中正，得对龙图阁。既东封，加圣祖为司命天尊。授中正以官，恩遇甚厚。三司使丁谓并上封禅祥瑞图，于是士大夫争奏符瑞献赞颂。崔立独言水发徐、兖，旱连江、淮，无为烈风，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骄矜也。而中外多上云雾草木之瑞，此何足以言治道哉！

　　史书到此，却下了一句“帝不省”之评语。其实真宗因失意于澶州之役，心烦意乱，无以对天下国家人民交代，遂在道教之外，另以神道设教的作法，用“封禅”崇道来掩饰内心的痛苦，及引开民间的怨恨心理。他自己内心有数，早已明白，只是当时作史的人，懵然不懂真宗的原意，反说为不省，未免可笑。

　　壬子，五年，以王钦若、陈尧叟为枢密使，丁谓参知政事，马知节为枢密副使。时天下乂安，王钦若、丁谓导帝以封祀，眷遇日隆。钦若自以深达道教，多所建明，而谓附会之。与陈彭年、刘承珪等，搜讲大典，大修道教宫观，以林特有心计，使为三司使，以干财利。五人交通，踪迹诡秘，时人号五鬼。冬十月，帝言圣祖降于延恩殿。语辅臣曰：“朕梦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玄朗授汝天书，今令再见汝。’翌日，复梦神人传圣祖言：‘吾座西，斜设六位以候。’是日，即于延恩殿设道场，五夜一筹。先闻异香。顷之，圣祖至，朕再拜殿下。俄六人至，揖圣祖，皆就坐。圣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即离座乘云而去云云。”王旦等皆再拜称贺，诏天下，肄赦加恩。闰月，上圣祖及圣母尊号。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应宫使，作景灵宫，奉圣祖。改孔子谥，以玄字犯圣祖讳，改玄圣为至圣。

　　甲寅，七年，正月，帝如亳州，谒老子于太清宫。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己未，天僖二年，大会道、释于大安殿。壬戌，乾兴元年，丁谓有罪贬官，时逮常出入谓家女道士刘德妙鞫问之，德妙言：“丁谓尝教之曰：‘汝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谓又为作颂，题曰《混元皇帝赐德妙》云云。”

　　由以上简略征引，已可窥见宋代的道教，因为帝王作政治权术的运用，已大异其趣。唐初开国，崇奉道教，由唐太宗的诏书，坦然说明李老君为同宗远祖的动机，毫无妄诈的意图，其主义可谓非常纯正，故终唐之世，一变历来正邪混俗的道教，而归于正式宗教之正途。宋代自真宗以后的道教，依据史乘的实录，远逊唐代建立道教的宗旨，因此更见唐太宗的英明睿智，并非偶然。同时可见北宋末期，深受宗教之祸，也非偶然。但因真宗与王钦若提倡道教的作为，在道教史上，建有两件大事。如：

　　（一）张天师世系的确定

　　乙卯，祥符八年，秋九月，赐信州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初，汉张鲁子，自汉川（汉中府）徙居信州（江西广信）龙虎山，世以鬼道化众，正随其后也。至是召赴阙，赐号。王钦若为奏立授箓院，及上清观，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赐号。

　　（二）道教名著汇书《云笈七籤》的完成

　　真宗天禧三年，因提倡道教，故欲校正道书，王钦若等即推荐道士张君房司其事。君房据当时所存《道藏》，撮取其中的大要，纂编成《云笈七籤》一书，共计一百二十二卷，足与佛教的汇书《法苑珠林》相提并论，都是很好的宗教汇编之大作。所谓“七籤”的定义，以道教的天宝君所说洞真部为上乘；灵宝君所说洞玄为中乘；神宝君所说洞神为下乘。又以太玄、太平、太清三部为辅经；以正一、法文、遍陈三乘另作一部，依此类分名为“七籤”。

　　二、道君皇帝宋徽宗

　　宋朝由真宗开始以神道设教为政治目的，自己假托梦寐，捧出神仙赵玄朗作为道教的圣祖，利用群众心理，使举国上下，醉心宗教情绪，藉此掩饰对北方军事外交上的失败。真宗即此一念种因，产生后来徽宗沉湎道术，迷信巫师们假托鬼神的扶乩邪术，想靠天神的保佑来阻止敌国的侵略，终至身为俘虏，国破家亡。由此可见，历史事实的教训：凡是利用宗教作为愚民政治的治术，其后果如何，不待辩而可知。幸而自真宗以后，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头脑都比较清醒，并不效法神道设教的政策，加以有大臣如王旦、王曾、范仲淹、寇准、富弼、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等名贤相辅，才使北宋的赵家天下，还能作到形似升平的局面。但在学术思潮方面，虽有新儒家理学的兴起，而在思想的辨证上，除了笼统地排斥佛、老，并驳二者为异端之外，士大夫们完全偏重辟佛，其敢于正式诤谏、认真辨证正统道家的文化思想者，并不多见。据此更足以窥见朝廷内定的国家政策，常牵涉到帝室的宗祖观念，虽自以正思正言相标榜如理学家们，亦只有噤若寒蝉，不敢赞其一辞。历来学者研究宋代文化学术，与理学家们的思想言论，都忽略这一关键所在，积非成是，习于因袭而缺乏明辨的卓见，最为遗憾。

　　宋代自哲宗以后，帝室内廷，足为明主的英才衰落已甚，哲宗因无子嗣，死后其弟端王继位，即是有名的道君皇帝宋徽宗。徽宗的禀赋，具有艺术与文学的天才，风流倜傥，富于浪漫的情调。如果他生在宋太祖或高宗时代，有宫廷的培养，安分为王，必定可以成为负有一代权威的文学家或艺术家。不幸的是，他却登上皇帝的宝座，他既做了皇帝，便听从道士魏汉津言，铸九鼎，奉安于九成宫。又酷好玩弄花石，极力索取浙中的珍异以供鉴赏，派遣供奉官童贯，赴江浙一带，访求书画以及奇巧的手工艺等物，便引出司理道教之道士官徐知常的布置推荐，起用蔡京。如史所载：

　　供奉官童贯，性巧媚，善择人主微旨，先事顺承，以故得幸。及诣三吴，访书画奇巧，留杭累月。蔡京与之游，不舍昼夜，凡所画屏障扇带之属，贯日以达禁中，且附语论奏于帝所，由是帝属意用京。左阶道录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学博士范致虚与之厚，因荐京才可相。知常入宫言之，由是宫妾宦官，众口一辞誉京，遂起京知定州。

　　（一）宋史所载徽宗崇道的经过

　　从此以后，蔡京与童贯，互相汲引，利用道士们以阿附徽宗的宗教心理，使其误入歧路，偏向幻想境界，与多难兴邦的现实情况，距离愈远。如史载：

　　政和三年，九月，赐方士王老志号洞微先生，王仔昔号通妙先生。濮人王老志，初为小吏，遇异人授以丹，遂弃妻子，结草庐田间，为人言休咎，多验。太仆卿王亶以名闻，时帝方向道术，乃召至京师，馆于蔡京第，尝缄书一封至帝所，启视，乃昔岁秋中与乔刘二妃之语也。由是益信之，号为洞微先生。朝士多从求书，初若不可解者，卒应什八九，其门如市，逾年而死。洪州人王仔昔，初隐于嵩山，自言遇许逊，得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来事。京荐之，帝召见，赐号冲隐处士，进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兴，而仔昔恩宠寖加，朝臣戚里，夤缘关通。冬，十一月，祀天于圆丘，以天神降诏百官。十二月，诏求道仙经于天下。

　　癸巳，是年四月，玉清昭阳宫成，奉安道像，上诣宫行礼。七年，改玉清神霄宫。时道教之盛，自道士徐知常始，赐号冲虚先生；徐守信赐虚静先生；刘混康赐葆真观妙冲和先生，后并赐太中大夫。十一月癸未，郊，上缙大珪执元珪，以道士百人执仪卫前导，置道阶凡二十六等，先生处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视中大夫，至将仕郎级。重和初，别置道官，自太虚大夫，至金坛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职自冲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经，凡十一等。侍宸同侍制，检籍同修撰，校经同直阁，皆给告身。

　　（二）平步青云的道士林灵素与道君皇帝

　　当徽宗崇信道教的时期，或以妖言惑众而取信于当道，或以异术奇能而见宠于朝廷，形成一代取得功名捷径的风气，除如王老志等人外，在号为道教中人，而异军突起，骤然至于帝师之位，其遭遇之奇，有胜于北魏时期的寇谦之者，莫过于徽宗时代的林灵素。且道教在宋代以后，对于天神之间的地位关系，产生一种新的说法，亦自林灵素开其先河。如史云：

　　丙申，六年，春，正月，赐方士林灵素广通真灵先生。灵素，浙江温州人。少从浮屠（佛教出家僧），苦其师笞骂，去为道士，善妖幻，往来淮泗间，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宠衰，帝访方士于左道箓徐知常。知常以灵素对。即召见赐号通真达灵先生。改温州为应道军。灵素本无所能，惟稍习五雷法，召呼风霆，闲祷雨，有小验而已。

　　灵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治府。神霄玉清王者，主南方，号称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抚领之。又有仙官八百余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华使。郑居中、童贯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时。刘贵妃方有宠，灵素以为乃九华玉真安妃。帝心独善其事，益加宠信。并从其言，立道学。

　　按：巫术之妖言惑众者，常许人以上界星神下凡为谀辞。人情大抵皆喜誉己而恶忠言，故术者可邀人之宠信。

　　二月，作上清宝箓宫成。

　　按：世传的扶乩等术，亦于此时最为兴盛。

　　丁酉，七年，春，二月，帝幸上清宝箓宫，命林灵素讲道经。时道士皆有俸，每一观，给田亦不下数百顷。凡设大斋，辄费缗钱数万。贫下之人，多买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饫餐，而衬施钱三百，谓之千道会。且会士庶人听灵素讲经，帝为设幄其侧，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媟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

　　按：灵素新创的道教讲经法会，其规模制度，皆仿佛教组织而来。且曾一度怂恿徽宗，下令江浙一带，夺改佛教寺院为道观，盖为报为僧时被其师笞责之恨也。

　　四月，道箓院上章册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按：此即等于道教教会给予皇帝的封号，隐有宗教超乎帝王政权以上的意味。

　　十二月，帝言大神降于坤宁殿，作万岁山。帝以未得嗣子为念，道士刘混康以法箓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师西北隅，地协堪舆，倘形势加以少高，当有多男之祥。始命为数仞冈阜。已而后宫生子渐多，帝甚喜，始笃信道教。至是，又命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宝箓宫东，筑山以像余杭之凤凰山，号曰万岁。

　　庚子，二年，春，正月，罢道学。林灵素有罪，放归田里。灵素初与道士王允诚共为神怪之事，后忌其相轧，毒杀允诚，遂专用事。及都城水，帝遣灵素厌胜，方步虚城上，役夫争举梃，将击之，走而免，帝始厌之。然横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敛避，太子入诉于帝。帝怒，以灵素为太虚大夫，斥还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处过制罪，诏徙置楚州。命下，而灵素已死。

　　道士林灵素以妖妄异术，见宠徽宗，权势地位，皆盛极一时，但仅五六年间，即失势而死。且观其事迹，较之历代正统道家的神仙方士，能够全始全终，足为千秋敬仰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灵素所用的道术，原出于道教雷部法术的一部分，自唐末即盛行于闽浙一带，温州与闽北尤盛，直至民国初年，仍有存者。这一派的法术，略近于湖南辰州派的符箓，并非道教法术中的太清大法。然灵素虽以妖异得宠，也因妖言而亡。而自灵素倡“九霄天神”之说以后，使道教于天道观念，更加一层迷惑。元代以后，其说一直流行于道教中，积重难返，只好追认。又因灵素为温州人，特别捧上一位同乡的天神温太保，作为道教的护法神，温太保从此即在道教中，永远具有役使鬼神的权威地位。天神之际，亦深植乡土观念，宁非异事，毋怪人间多重戚故，更无足为怪了。

　　道君皇帝宋徽宗的崇信王老志、林灵素等的道教，已远非唐代尊崇信仰道教的宗旨，其在幕后导演此一历史性的宗教事件，实际为童贯、蔡京，以及左街道箓徐知常等的政治作用，徽宗唯兴之所至，一如沉湎于金石书画的心理，固自不知所云而为之而已。然而身当国家第一领导的帝王，如果政治思想缺乏聪明睿智的哲学基础，随便一念起因的差错，往往会导致万劫不复的结果，此乃为天经地义不易的法则。徽宗陷溺邪术——并非正统的道教，因之流风遗毒，一直影响到他的儿子钦宗手里，更演出不可收拾的悲剧。如史载靖康事实云：

　　以郭京为成忠郎，选六甲兵以御金。初于龙卫中得京，但因好事者言京能使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将而扫荡无余。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赐金帛数万，使自募兵，无问技能与否，但择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敌攻益急，京谈笑自如云：择日出兵，三日可致太平，直袭击至阴山乃止。孙傅（尚书右丞）等尤尊信之。另有人所募众，或称六丁力士，或称北斗神兵，或称天阙大将。大率效京所为。识者危之。京尝曰：非至危急，吾师不出。事急，迨郭京出御金军，败走，京城陷。帝如金营请降，从此徽钦父子，均为俘虏。

　　每读史，至宋代徽钦父子昏庸之处，深感当时所谓新儒家的理学家们，何以无一人犯颜诤谏，揭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计？岂真所为只以做到“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此便是学问吗？至于佛家的禅师们，当此时期，更是高蹈远引，息影山林，不干与天下兴亡的大计，虽有南宋高宗（康王）时代的大慧宗杲禅师，与岳飞、张九成翁婿暗通声气，但也为时已晚。总之，中国文化的三教精神，在南宋末期历史的，除了文天祥、陆秀夫以外，都甚减色，岂独道教而已哉！ 中国道教发展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