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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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路
在长顺街西边与其相邻的是同仁路,同仁路的由来也与清代满城有关。
今天的成都人很熟悉东城根街,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原来还有一条与之相对的西城根街。东城根是满城的东城墙边,西城根是满城的西城墙边。由于清代满城的西城墙也就是成都大城的西城墙,所以西城根街也就是成都大城的西城墙里面沿城的一条通道。这个西城根街就是同仁路的前身。
按照清代的制度,满蒙八旗的每个男子都编入旗籍,全民皆兵,一生下来就列入军籍,有一份俸禄,但不能从事工商产业(清末管理松弛以后才有极少数旗人离开满城到大城中从事商业或艺术事业,那就必须脱离原来的旗籍,当时叫作“离旗”。例如著名的川菜前辈厨师、“正兴园”创办人关正兴就是“离旗”的正白旗蒙古族人)。成都的普通八旗兵丁与家属除按月领取粮食之外,每月还有2两饷银,逢年节另有赏赐,各级官员当然另有官俸。清代末期满城内的旗人共有5100多户、21000多人。由于清政府的财力枯竭和官员的贪污中饱,这些旗人中只有少数仍然保留着不练武、不打仗、成天吃喝玩乐的八旗子弟的生活,多数普通旗人的生活却日渐贫苦,有的甚至靠拆房度日。到了清政权被推翻以后,绝大多数旗人一下子就没有了生路,新成立的军政府又不可能再给他们发放粮饷,而如果不解决这些旗人的生计问题则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事实上,清政权被推翻之初,满城中旗人的情绪的确十分紧张,不少旗人还在实业街上的三英小学中聚集,打算与新政权拼死一搏,多年未用的库存武器也被发放到了青壮年手中,在满城中还有三营成建制的旗兵。在这种情况下,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兼交涉部长、军政府副都督罗纶作为军政府的代表,约同愿意和平解决事端的满族士绅代表、四川省咨议局议员赵荣安,前往将军衙门与清政府最后一任成都将军玉昆进行会谈。在玉昆主持下,决定和平解决旗人问题,尽可能弱化汉族同胞与满蒙同胞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了达到此目的,罗纶偕夫人迁入满城东门街赵荣安的一位亲戚家中住下,以身家性命作为担保。这以后又经过了东较场的兵变、赵尔丰被杀等几起几伏,最终经双方代表(军政府代表是在成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在旗人中有不少学生的师范学堂监督徐炯以及周凤翔,旗人方面的代表是文锦章、广兴廷、文钧安,另有士绅代表数人参加)在西御街的川东会馆中进行具体商谈之后决定,先是发给每个旗人三个月薪饷,以后再发三月。旗人所有房屋一律发给管业证,允许自由买卖。军政府拨出10万银圆,设立旗人生计筹备处,尽力解决旗人的生计困难。其中的7万元分配给旗人,另用3万元在支机石街中的关帝庙(又称支机石庙)和西城根与今天实业街交口处建立了手工作坊,收纳旗人子弟70余人学习技艺,生产机织线袜、毛巾等日用品,以解决部分家庭的生计问题。与此同时,将军玉昆被礼送出川,满蒙旗人交出全部武器。就这样,成都满城终于得以和平易帜,全城得以平安。为了表示由汉人组成的新政权对于旗人不再如清王朝那样搞民族歧视,而是要一视同仁、五族共和,于是就把手工作坊命名为同仁工厂(这个工厂一直经营到1920年,因为军阀混战、管理混乱而倒闭)。满城被拆除之后,原来的西城根街也就逐渐成了一条众人通行的道路,1923年在经过整修(主持者为市政公所技正杨宝康)之后,形成了一条“长二千零八尺”、“宽一丈四尺”的马路,就把同仁工厂所在的这条西城根街命名为同仁路,这个街名一直用到现在。由于同仁路比较长,所以又分为上同仁路、中同仁路和下同仁路三段。
同仁路 2001年 韩国庆摄影
罗纶
在同仁路西侧的城墙边,原有满城中的箭道,种有不少树木,面积达十余亩。1924年曾把支机石街以北的这一地区,再加上原来的同仁工厂一部分,建为森林公园,是为成都城中最早出现的森林公园,其中有百年楠木千余棵。因为原来的支机石庙就在公园的南端,所以又被称为支机石公园。这个公园在民国前期是成都除少城公园、中山公园之外的第三大公园,还曾经是当时的群众集会的场所。例如在1928年春天著名的“一中事件”中(有关介绍见“西胜街”),成都各学校学生代表数百人举行的声援一中同学的集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抗日战争时期,森林公园被空军层板厂占用,楠木林也被砍伐,公园遂不复存在。
支机石公园 1924年 舒新城摄影 杨显峰提供
同仁路罗城遗址标志 2009年 袁庭栋摄影
由于同仁路的位置就是老成都的西城墙边,所以近年间在位于上同仁路的原成都纸箱厂和位于下同仁路的成都制药一厂,先后发现了唐代成都城墙(即罗城)遗址,从而可以知道,从唐代到清代,成都城墙的西面位置基本上没有移动。在今天的上同仁路与二道桥街的交口处,用条石与古砖垒着一圈似墙非墙、似堡非堡的建筑,上面还栽有大叶榕,那个位置就是前些年发掘出来的罗城遗址的位置。附近的楼盘聚星城的开发商是一个有心的知识分子,在修建聚星城时,他就把收集到的条石与古砖在那个位置修建了一个那样的建筑,用以作为罗城遗址位置的地理标志,可以算是今天凭吊唐代成都的一个去处。在罗城遗址位置的一家茶馆也改名叫唐城,并在门前挂着由成都收藏家江功举撰写的对联:“古址遗残墙杜陵觅句曾来此;少城留雅座时彦谈茶正在斯。”
在同仁路与支机石街相接处,也就是在过去的支机石庙的地方,有一个十分完整而精致的三进四合院,这就是在1980年成立的成都画院。成都画院初建时是在青羊宫侧的二仙庵中临时办公。1984年,在当时的成都市市长米建书的大力支持下,成都市房管局先是把原来鼓楼街上需要拆除的静安旅馆的两个清代四合院整体搬迁到这里来进行重建,四年后又把红星路上需要拆除的叶家祠堂的一个清代四合院整体搬迁到这里来,与原来的两个四合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重建,才形成了今天的前、中、后三进的大院落。2004年,同仁路改建扩建工程的原方案对成都画院这个大院落的前部有所影响,在成都市政府的坚持之下,决定保护成都画院的完整,对同仁路的工程方案作了调整(今天看到的扩建后的同仁路在支机石街这一段不是笔直的而是弯的,就是为了保护成都画院而将同仁路街道走向作了调整的结果),这才保存了今天在成都城区还能见到的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清代后期风格的成都四合院,这也是成都市唯一的一处四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四合院。在它门前有两株树龄近千年的古银杏,就是原来的严真观、后来的支机石庙前的古银杏,就连银杏树下花坛上的用砖也全部都是古砖。1987至1989年,成都画院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维修。2007年又进行了一次工程量更大的内部改造,按“修旧如旧、保持原貌、完善功能、合理利用”的原则,将原来的几个院落以通透式展厅为主重新进行安排,不仅成为一处很漂亮、很有特色的具有川西民居风格的美术馆,而且也是全国唯一的老建筑四合院美术馆。
成都画院 2007年 周筱华摄影
在原来的同仁路48号,曾经有一个幽静的小院,因堂前有两株楠木古树,而名为双楠堂。在这个小院之中,发生过一件成都当代文化史上的憾事——古琴大师裴铁侠夫妇碎琴自尽。
裴铁侠(1884—1950)成都人。1904年留学日本,早期同盟会会员。1912年回国,曾任四川司法司司长、川东道道尹、《西成报》总编辑。1915年赴京任内务部顾问。因见政局混乱、国事日非,遂退出政界,回到成都,潜心古琴技艺,收藏海内名琴,成为一代著名的古琴大师。1937年成立“律和琴社”,1947年又成立“岷明琴社”,都由他自任社长。他收藏了一张我国古琴制作史上的巅峰作品——唐代四川制琴大师雷威制作的“雷琴”(唐代四川雷氏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制琴世家,传名于后世者就有9人之多,他们所制作的古琴均可以称为“雷琴”,其中又以峨眉雷威为其顶峰。唐代著名文学家与书法家欧阳询为雷威琴的题词是“合雅大乐,成文正音,徽弦一泛,山水俱深”。目前传世的唐代古琴共有18张,题名“九霄环珮”的雷琴只有4张。2008年刚故世的成都古琴名家王华德先生珍藏有一张古琴,琴身右侧刻有“大唐咸通二年雷威制”字样,是北宋制作的仿雷琴),以及另一张唐琴“古龙吟”。他在以琴会友之中迎娶的夫人沈梦英又从娘家(其父为成都治印名家沈靖卿)带来又一位雷氏名家雷霄制作的另一张“雷琴”,于是他家拥有了号称“大雷”与“小雷”的令同行羡慕不已的“双雷”,以及宋、元、明、清各种名琴20多张(他所藏的宋琴“龙嗷”至今收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抗日战争中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他迁居西郊外沙堰山庄,在此撰写并用木版刻印了著名的《沙堰琴编》《沙堰琴余》。《沙堰琴编》辑琴曲14首,均有记有注,有的还有词。《沙堰琴余》分为琴律、琴音、琴腔、琴品、琴辩,是多年来研习古琴的心得体会。由于他长期沉湎琴艺而深居简出,不问世事,除琴友外几乎不与人交往,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懵懂无知,对新旧社会的巨大变革不能理解与适应,加之性格孤傲自负、子女生计困难,遂决定与“双雷”一道“玉碎”以求解脱。1950年6月(一说在1951年上半年)一天夜里,他夫妇二人将“大雷”“小雷”两张雷琴一起砸碎,然后双双服毒自尽,人琴俱亡,只留下了“本来空寂,何有于物,去物从心,立地成佛”16个大字与一行小字:“大小雷琴同登仙界,金徽留作葬费,余物焚毁。铁叟笔。”其实就在这时,国内音乐界的朋友正在为他安排最适合的工作。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查阜西专门发函邀请他携“双雷”赴京从事古琴研究工作。可惜函件到时,人琴俱亡,遂成为成都文化史上的一大憾事。著名诗人、四川大学教授曾缄以此为题,写了著名的长诗《双雷引》,其中有“支机石畔深深院,铜漏丁丁催晓箭”等句,至今还在诗歌爱好者之中流传。
“引凤”百衲七弦琴
琴面首部刻楷书“引凤”二字,左侧阴刻“铁侠”印一方,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院。
裴铁侠珍藏的双雷琴 选自1937年《今虞》杂志 向黄提供
1937年裴铁侠与琴友合影(前排右二为裴铁侠,右三为古琴大师查阜西) 成都街巷志.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