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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玉街

　　在江南馆街的北边就是金玉街，但是在本街并不卖金器，也不卖玉器。

　　清乾隆年间在这条街上修建了浙江会馆。清代的浙江是当时文化教育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文人多，学校多，科举考试中考中进士和状元的也多。从乾隆到光绪，浙江会馆是每逢有一位浙江籍举子考中状元时，就在会馆中为这位状元挂一道匾，既用以显示祖籍的人才辈出，也用以鼓励自己的子孙努力读书。时间愈长，挂匾愈多，成都文士莫不羡慕，将浙江会馆喻为“金玉满堂”，所以这条街就被命名为金玉街。

　　金玉街广西会馆 1998年 冯水木摄影

　　金玉街上在清代不仅有浙江会馆，同时还有江西会馆和广西会馆。三个会馆聚于一街，所以金玉街和上述的江南馆街相似，在清代也曾经被称为三道会馆街。

　　金玉街浙江会馆遗址 1998年 冯水木摄影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有一位开县籍的李姓商人从上海购进了一套小型的铅印机，在这条街上开办了文伦书局（先是开办在卧龙桥街，后迁惜字宫，再迁锦江街），这不仅是成都最早的用近代铸字、排印技术印刷出版物的私营印刷厂，也是成都最早的一家民族企业（成都另一家早期的民族企业是彭县的大宝山铜矿）之一。成都最早的民营报纸之一，由著名文化人、编辑出版家傅樵村创办的《启蒙通俗报》在1901年创办时还是用木版刻印的。文伦书局开办之后，就改用这里的机器排印。1906年，《启蒙通俗报》改名为《通俗日报》，在当时有过不小的影响。在保路运动中发挥过很大作用的四川省咨议局的机关报《蜀报》，也是在文伦书局排印的。

　　我国大师级的语言学家黄侃就出生在金玉街上。

　　黄侃

　　黄侃（1886—1935）祖籍湖北蕲春，其父黄云鹄在成都为官时（黄云鹄曾在蜀中担任过成都知府等多种官职达20年，而且有“黄青天”之誉。他也是一位饱学之士，善书法，在川西各地至今还能在不少地方见到他留下来的书法作品，以新都桂湖公园内的碑林中的书法碑刻最多，都是原来新繁龙藏寺碑林的遗物），他于1886年4月3日出生于成都金玉街，5岁时回到原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组织革命团体“文学会”，写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著名时评，被喻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在学术上，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一生中最得意的弟子，被章太炎仿太平天国故事而戏封为弟子中“五大王”之“天王”（其他四“王”是钱玄同、汪东、吴承仕、朱希祖）。黄侃生前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金陵大学等校教授，在音韵训诂学与古文献学的研究中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是公认的泰斗级的一代大师。特别是他所说的“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的名言，和“五十之前不著书”的主张（在他生前，的确未曾出版过一部专著），在我国传统文化界至今仍有很大影响。 成都街巷志.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