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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街附横陕西街

　　人民南路一段西侧的大街就是成都人十分熟悉的陕西街，文翁路新建以后，今天的陕西街已经被文翁路截为东西两段。

　　清代陕西街的位置邻近满城，北边又是回族同胞聚居区，所以一度成为汉族、满族、回族同胞交往最频繁的地区之一。

　　陕西街曾经名叫芙蓉街，据传得名是因为街上有一座芙蓉桥，可是这座在古老的蓉城中心唯一以芙蓉命名的桥的具体位置现在却无从查考，因为今天的陕西街上已经找不到河流。清康熙二年（1663），陕西会馆在本街建成，这是目前可以确知建造年代的最早的一个会馆（后来在嘉庆二年经过扩建），以后就改名为陕西街。因为陕西会馆的旧址是明代的三官堂，所以陕西会馆在清代也被叫作三元宫，旧址就在今天的蓉城饭店。因为重修时在正殿前建有一对高达数丈的铁桅杆，为全城唯一，所以也有人把这里称为铁桅杆。陕西会馆中还修有一座药王殿，是康熙年间由四川巡抚张德地所建，祭祀我国古代的药王、陕西籍的大医药学家孙思邈。每年农历的四月二十八，这里都要举行传统的药王会，是清代成都著名的庙会之一（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成都人也把陕西会馆称为药王庙）。清人《竹枝词》中所说的“绝怜二月好春光，席扎牌楼灯烛光。妇女丁男齐结束，药王庙里烧拜香”，就是写陕西街的药王庙。

　　陕西会馆 2003年 赖武摄影

　　清末的陕西街 ［美］路门摄影 杨显峰提供

　　康熙年间修建的陕西会馆规模不大，嘉庆二年（1797）进行过扩建，后来毁于一场火灾。光绪十一年（1885）在当时的陕西籍四川布政使程预的倡议下，由“庆益”“益泰”等33家陕籍商号集资重建，成为成都众家会馆之中无论规模大小还是建筑精美度均位居一流的新陕西会馆，里面还有秦腔戏班的演出，而且是全年演戏不断，正如清代的《竹枝词》所写的：“秦人会馆铁桅杆，福建山西少这般。更有堂斋难及处，千余台戏一年看。”在今天的蓉城饭店的后院，我们还可见到一幢凝重端庄、古朴典雅的会馆的主体建筑，就是20世纪80年代修建蓉城饭店时特地保留下来的陕西会馆的一座石柱到顶、建筑面积805平方米、通高18米的大殿，也是我们今天在成都市区所能见到的仅存的两幢清代会馆建筑之一（另一幢是原来西糠市街上的广东会馆），已经在1981年被公布为成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陕西街上长期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当陕西籍人士决定在这里修建会馆之时，还有一片泥塘，必须用土石加以填埋，可周围人家又不准他们在附近取土。于是主事者做出一个决定，要求所有来四川的陕西人都必须从家乡装一袋泥土送到这里用于填平泥塘。两年之后，一袋袋陕西的黄土把泥塘填平填实，这才开工修建了规模宏伟的陕西会馆。这个故事不一定完全属实，但是说明了移民入川的陕西人的意志与乡情，说明了成都一个个会馆所包含的厚重的历史内涵。

　　陕西街上除了陕西会馆之外，过去在街西头还有一座规模不小的东岳庙，又称岱庙。这个东岳庙在明代时就是一座大庙，最特别的是庙内塑有13座不明所指的铁铸塑像和其他一些铜铁所铸的神佛塑像，是目前所知的古代成都金属塑像最多的庙宇。清代时有人认为那是明代蜀王修建的朱氏家庙，13座不明所指的塑像是洪武帝及其后人。明代的东岳庙在明末毁于战火，清代康熙年间重建之后，里面还有东岳大帝铜像，很特别的是还有供万人敬仰的铁铸孔夫子塑像和一对跪在地上的铁铸男女像，颇似杭州西湖边上岳坟前的大汉奸秦桧夫妇。由于铁铸男女像上所刻的文字已无法辨认，估计是人们心目中的奸佞之臣或迕逆之子的不具姓名的代表、虚拟的坏人典型，让其永远跪在这里，每时每刻接受千人指、万人骂，成为对世人进行道德教育的实物标本。此外，这座东岳庙中还有我们在“城隍庙”中所介绍过的“过十殿”雕塑。东岳庙在民国时期逐渐变为了民宅，著名的餐馆“不醉毋归小酒家”就开办在这里。

　　今天的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都设在陕西街的北边，这一片曾经是基督教美以美会在清光绪六年（1880）创办的福音堂，和美国传教士甘来德于1894年开办的存仁医院（初名美以美诊所）。这个福音堂是基督教会在成都开办的最早的福音堂，存仁医院不仅是成都开办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仅次于四圣祠北街的仁济医院），还是当时中国和东南亚最大的五官科专科医院，也是中国最早的专科医院，长期由美国医师主持，成都最早的眼科与耳鼻喉科就是从此开始的（1929年正式改名为存仁眼耳鼻喉专科医院，眼科开设在街北面，耳鼻喉科开设在街南面，医务工作长期由著名专家陈耀真、毛文书夫妇主持）。1916年，存仁医院修建了一座在当时算是市中心最高建筑的钟楼，钟楼上的大钟成为全城市民心中的标准时间，并逐步改变了成都人长期以来按地支记时（即子时初刻、午时三刻之类）的习惯，被时人称为成都的“社会之钟”（按：成都最早出现的室外座钟是在商业场的大门上，但是远不如陕西街钟楼高大醒目，所以影响不大），这个钟楼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以后。1947年，该院成为华西大学附属医院五官科。1955年，该院并入华西大学附属医院，原址改建为四川省高教局。

　　存仁医院 1909年3月 张柏林摄影 杨显峰提供

　　清光绪三十年（1904），在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浪潮之中，四川总督锡良在陕西街创办了四川陆军军医学堂，附设四川陆军医院。学堂是四川历史上最早的官办西医学校，医院是四川历史上最早的官办西医医院。学堂1920年改名为四川陆军军医学校，迁包家巷，1926年停办。医院在清末迁拱背桥。

　　1937年，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儿科专家陈序宾（1892—1983）在这条街开设四川（也是整个西南）第一家西医儿科医院序宾儿科诊所。序宾儿科诊所的特点是将幼儿的生、养、病全程关注，设有产房。抗战时期，诊所在1939年遭日本侵略者轰炸，只好迁往青龙街。1941年再次遭日本侵略者轰炸，再次迁往商业街。抗战胜利以后，诊所每日就诊量高达400人，天未明即有人排队挂号。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序宾到第二人民医院筹建小儿科，诊所则不断发展，先迁仁厚街，再迁将军街，就是现在成都人十分熟悉的成都市西城区儿童医院。

　　就在抗战时期的最艰苦阶段，著名作家沙汀给陈序宾送来了郭沫若亲笔书赠他的一幅单条：“近代医术中，余最醉心于小儿科，颇觉有圣者风度。小儿患病，非由自得，而又不能详述其痛楚，必须细心体贴，才能究其症结，而医中知此意者殆鲜。”陈序宾说，这是他在困难中得到的最大的鼓舞。

　　在四川省教育厅的对门，是今天的石室联中，过去的成都十中，而更早则是基督教会开办的“华美女中”。华美女中于清光绪十年（1884）创办于重庆，是四川最早的女子学校。1904年（一说1898年）从重庆迁来成都陕西街，最初只有小学，1908年开办中学，虽然学生人数很少（1926年全校有教师19人，而五个年级一共只有学生87人），在校学生最多时也只有500多人，但是教学质量很高，是与华英女中齐名的成都最好的教会女子中学。

　　从陕西街遥望皇城 1909年 ［美］张伯林摄影 杨显峰提供

　　抗日战争时期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北平日寇占领区的燕京大学被封闭，部分师生于1942年内迁成都，与华西大学联合办学，但由于华西坝已经是五大学共用，实在太挤，燕京大学不得不借用华美女中（华美女中为避轰炸已迁新繁崇义桥）的校舍办学，校本部、女生宿舍与部分教师宿舍就设在华美女中。著名学者吴宓来到成都后，就住在当时借用华美女中正楼三层的燕京大学宿舍里。

　　吴宓（1894—1978）陕西泾阳人，我国著名学者与教育家。1917年赴美留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1921年回国后，他以学贯中西的盛誉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并主编著名的《学衡》杂志。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他出任研究院主任，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国学导师，开启了我国学术史上最著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代。1930年赴欧旅游，回国以后任清华外文系主任。1937年随清华南迁，先任西南联大教授，1944年底来到成都，任燕京大学与四川大学教授。1946年他离开成都到武汉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1977年因生活不能自理，回到老家，次年在老家病逝。

　　吴宓（中）与友人合影

　　1923年5月1日，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发动与组织之下，成都的机织帮、水丝帮、建筑帮等20余帮（当时将一个行业称之为“帮”）的工人代表在陕西街东岳庙中开会，成立了成都劳工联合会，选举刘亚雄、钟善辅为正副会长（刘亚雄、钟善辅当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当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成都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成都历史上第一个全市性的工会组织，这一天的会议也是成都历史上第一次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的工人代表集会。

　　成都第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使用西式推剪理发的理发店，由薛子芳于1910年开设在今天石室联中对门的位置。薛子芳是简阳人，曾经随传教士去过南洋，在新加坡学会了理发技术，回国时带回了成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可以升降可以转动的理发用躺椅，以及雪亮的推剪与条剪。成都人把多年来所叫的“剃头”改称为“理发”，把多年来的剃光头改为剪样式都是从他的理发店开始的。成都方言中至今还在说的“大拿波”，实际上应当是“大拿破”，就是当年城南若干青年学生模仿心目中的英雄拿破仑而剪成的一种高翘大波浪的发式，最早也都是从这里流行出去的。值得一提的是，薛子芳之子薛特恩（1914—1940）是中共党员、车耀先烈士的学生和得力助手、《大声》周刊的编辑与发行人，他长期把薛家的理发店当作地下党的联络站。1940年成都发生“抢米事件”之后，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同年5月与其他4位共产党员一起被杀害于龙泉山。成都第一家理发店也被国民党政府所查封。

　　过去的陕西街上有不少达官贵人的住宅。成都当代史上的传奇式人物张志和的故宅就在陕西街72号，1935年蒋介石第一次入川时，就是住在这个公馆里。

　　张志和（1894—1975）原名张清平，邛崃人。1914年与刘文辉同入保定军校，毕业后长期在川军中供职，担任过旅长、师长、四川兵工厂总办、二十四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作为刘文辉的代表去武汉，结识了吴玉章、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南昌时又与李一氓、郭沫若等蜀中革命人士交往。回到四川之后即与共产党人杨闇公等结交，接纳共产党员到他的第二混成旅工作，并建立了中共邛崃军队支部。1928年，经中共川西特委批准，他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并任四川省委军委委员。1930年，错误的“立三路线”领导人命令他率部暴动，攻打大城市，他认为条件不成熟而未发动，遂被批判为“右倾”而开除出党。1933年，他离开军队，在邛崃开办敬亭小学（后改中学），在成都与朋友共同创办协进中学。这两所学校都聘用进步教师，宣传民主与抗日，秘密开展党的活动。1934年他出国到欧亚十几个国家考察，回国后在上海参与了著名的辛垦书店的工作（辛垦书店早在1927年即已成立，川籍文化界著名人士杨伯恺、沙汀、任白戈等都曾经在此工作，川军将领张志和和陈离是主要出资人。“辛垦”是“thinking”的音译兼义译，本义是思考），撰写出版了《抗日必胜论》和《现代战争论》，以李凡夫的名义主编了著名的《研究与批判》。1937年，中共代表李一氓邀请他去延安，曾经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大会上和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曾经与毛主席通宵畅谈，并按毛主席指示回川开展统战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四川地方实力派进行联系与合作的重要中间人，毛主席送给他的照片上对他的称呼是“志和同志”。中共四川省工委也打算为他恢复党籍。他从此不仅按期交纳党费，还特别向陕北公学捐款。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党籍并未得到恢复，但是，中共南方局派到成都工作的张友渔回忆说，对他“政治上按党员对待”。1938年，他根据党的指示，出任三十集团军参谋长出川抗战。经过了几次大战之后，因为受到陈诚与王陵基的怀疑，按叶剑英的指示托称老母病危弃职返川。1941年，根据党的安排，参加了民盟并任四川省支部主任委员，在周恩来领导下长期领导民盟在四川的活动（旧政协开会时他还担任了民盟的军事顾问），并从事团结争取川军将领的工作，他在陕西街的家也就成了民盟四川省支部的办公地。1942年，由他进行联系，周恩来和刘文辉在重庆进行了重要的会晤与长谈，开始了刘文辉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秘密合作。根据他的建议，周恩来指示他人将两部中共南方局的秘密电台分别安置在刘文辉与潘文华军中，其中王少春夫妇在雅安苍坪山下一个旅司令部中的电台一直工作到雅安解放，长达8年，是我党架设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时间最长的秘密电台。1949年，他参加了策动彭县起义和迎接解放军入川的一系列工作，完成了12年前毛主席给他布置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任政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5年因车祸逝世于北京。1979年，由中共中央予以平反，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2004年，邛崃市政府在小北街恢复重建了名为“天下居”的张志和故居。

　　张志和旧居 2011年 杨显峰摄影

　　1933年12月28日，我国京剧音乐泰斗级的大师陈彦衡病逝于陕西街乔仲泉宅中一个小院里。

　　陈彦衡（1868—1933）宜宾人。幼时随在山东为官的父亲陈芸笙在济南生活，喜爱上了京剧并下苦功练习京胡技艺。后来放弃仕途（他曾被委任为云南罗平州知州，辞官不就），去北京着力钻研京剧泰斗谭鑫培的唱腔与谭鑫培的琴师梅雨田（梅雨田是梅兰芳的伯父，梅兰芳的父亲早逝，是在梅雨田身边长大的）的琴艺，并在梅雨田的指导之下用传统的工尺谱记录谭鑫培的唱腔，开创了京剧唱腔记谱的先例。在刻苦学艺的过程中，陈彦衡与谭鑫培成为莫逆之交，继而从1915年开始长期为谭鑫培操琴，成了名满天下的“胡琴圣手”“第一琴师”，他还写出了《戏选》《说谭》两本研究谭派艺术的专书，谭派后学中著名的两位大师余叔岩与言菊朋都是向他行了拜师礼的学生。“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拒绝了日本方面的利诱，南下上海，撰写了《燕台菊萃》与《戏曲丛谈》。1932年，他作为川籍人士在京剧界造诣最高的艺术家，接受四川京剧界的邀请，举家回到家乡，先在重庆，后到成都传艺，曾经带病在春熙大舞台连续表演琴艺五天，由四川大学校长王兆荣在台上出任报幕讲解。病逝之时，他在山东读书时的老同学、我国话剧第一人曾孝谷（有关介绍见“小通巷”）有诗悼念：“夜酿陆沉祸，悠悠难问天。……破琴弦断绝，禁得老泪捐”。陈彦衡去世以后，其子陈富年（1904—1983）一直留在成都承其衣钵，曾任新声京剧团编导组长和艺术指导。1961年，笔者曾经在成都京剧团亲聆陈富年老人的京剧辅导课。

　　20世纪30年代，著名餐馆“姑姑筵”创办人黄敬临的儿子黄平伯在陕西街西口开了一家川菜馆，取名为“不醉毋归小酒家”，既文雅又风趣（“不醉无归”语出《诗经·小雅·湛露》），成为成都众多特色店招中最著名的店招之一。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在成都时写有《蜀游百绝句》，其中就专门有一首描绘成都的店招：“小小商招趣有加，‘味腴’菜馆‘涴秋’茶。‘临时生活维持处’，‘不醉毋归小酒家’。”

　　在陕西街的西头南端，有横陕西街与文庙后街相通。1920年，四川通志局就设于横陕西街，由著名学者宋育仁主持修纂新的《四川通志》，直到1931年完工，宋育仁去世，留下稿本323册。但是时值军阀混战，文教不兴，故而一直未能出版。

　　陕西街与半边桥街交会口 2001年 赖武摄影

　　宋育仁

　　拟修《四川通志》例言 彭雄提供

　　宋育仁（1857—1931）富顺人。年轻时第一批被选入尊经书院深造，成绩优秀，与绵竹杨锐、井研廖平、名山吴之英合称“尊经四杰”。光绪十二年（1886）入京会试，中进士，入翰林。他思想新进，留心时务，1887年写成著名的《时务论》，成为全国知名的维新派官员。1894年以参赞名义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英、法、意、比四国（不久代公使职），游历考察，眼界大开，写成了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的《泰西各国采风记》，他也被称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他在欧洲时期，正值甲午海战清军大败之时。为雪国耻，他精心策划之后，计划组建一支由军舰5艘、鱼雷快艇10艘、招募水兵2000人组成的海上舰队，从菲律宾北上突袭日本的长崎。只是因为清王朝一味求和，签订了《马关条约》，这一计划才不得不“扶膺私泣，望洋兴叹”而作罢。1895年宋育仁回国之后，即积极参与维新改革，参加“强学会”并任“都讲”。1896年奉命回四川办理商务、矿务。他在重庆设商务局，推动开办了各类实业公司33家。1897年10月在重庆创办了四川第一份报刊《渝报》。1898年到成都兼任尊经书院山长（即院长兼主讲教师），组织“蜀学会”，创办了成都历史上第一份报纸《蜀学报》，出版了《天演论》《原富》等西方名著，对西方先进文化在成都的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时人称为“新学巨子”。也就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宋育仁被罢职，困居京城。辛亥革命之后，他被任命为国史馆修纂，后任代馆长。作为前清遗老，思想虽然守旧，但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痛斥袁为王莽，被袁派人于1914年从北京押回成都“编管”。他回到成都以后，在今天的三圣乡修建了自己的居所“东山草堂”，于1916年退隐于此，不问政事，只在1921年出任了国学学校校长与四川通志局总纂，出版《国学月刊》，主修《四川通志》，同时主监修《富顺县志》，为四川的文化事业操劳终身。本世纪初，三圣乡在被喻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幸福梅林为宋育仁重修了与夫人子女的合葬墓，并重建了东山草堂。

　　三圣乡东山草堂宋育仁一家合葬墓 2009年 苟世建摄影

　　改革开放初期，陕西街以其位于市中心而又少车辆的地理优势，成了全城无人不知的“缝纫一条街”，街两边全是简易的手工棚子，无数最早下海从事手工操作的个体户就是从这里的“陕摊”开始了他们的创业，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与青年路的服装百货摊点、人民南路的书画工艺品夜市齐名的三大市场，也是成都市中区民营经济早期的三大发源地。直到今天，陕西街上还有不少制作各种服装的店铺，有的仍然以“陕摊”作为自己的品牌。

　　陕西街缝纫一条街 20世纪80年代 王文相摄影 成都街巷志.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