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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误传误写命名

　　抚琴路

　　在一环路西三段的两侧，有一大片以“抚琴”命名的街道，以抚琴西路为中心，一共有24条之多，成都人一般都统称为抚琴小区。

　　抚琴的得名相当古老，因为多年来一直都传说这里有汉代文豪司马相如的抚琴台。不过，经过考古发掘证明，这里与司马相如完全无关，多年的传说完全是一种美丽的误传。

　　在三洞桥以北的地方，多年来就有一个圆形小土丘，虽然高度只有15米，直径只有80米，但是在一马平川的成都市区也要算是最高最大的土丘了。自清代初年以来，当地人一直都把它称为司马相如的抚琴台。

　　1940年秋天，驻于成都西门的天成铁路局员工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打算在这里挖掘防空洞（当年这里还是距市中心较远的农村），可是挖开时才发现里面还有坚固的石砌墓墙，原来是一个古代大墓。1941年11月，在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老师的主持下，由当时的四川省博物院筹备处和四川古物保管委员会对该墓进行发掘，由于当地地痞流氓的干扰，发掘无法顺利进行。当时的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是一个学者型官员，他用了很大努力，使古墓得以封存保护，未被哄抢破坏（郭有守是资中人，留法博士，在四川期间做过不少有益于四川文化教育的好事，抗战胜利后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首任教育处长，以后任顾问，长期暗中为新中国做了不少工作，1966年以国民党台湾当局驻比利时“大使馆”商务参赞的身份起义回到祖国，1978年1月20日病逝于北京）。1942年9月，仍然在冯汉骥老师的主持下，由当时的中央博物院出面进行了第二次正式发掘，清理出了大量的重要文物，才发现这里原来是五代时期前蜀皇帝王建的帝王陵“永陵”。这次发掘是成都历史上第一次按科学方法进行的考古发掘，也是我国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在世界考古学史上，它还被评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唯一的重要考古发掘。

　　冯汉骥（1899—1977）湖北宜昌人。1923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之后，到厦门大学图书馆任职，1924年升任主任。此时鲁迅到厦大任教，就是冯汉骥在图书馆中为其安排的寝室，二人遂成为好友。在鲁迅的影响下，他决心学习文物考古，遂于193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1936年获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时，抗战已全面爆发，遂来到大后方的成都，在四川大学与华西大学任教。1938年，他到岷江上游地区进行考古与民族调查，获得了大量资料，并亲手清理了石棺葬，他的调查成果成为川西高原考古的开创性成果。1941年任四川省博物馆筹备主任，不久主持了王建墓的发掘，并写出了高水平的发掘报告。1944年，他在对四川大学校园内紧邻望江公园的一座古墓进行发掘清理时，发现了著名的《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陀罗尼经咒》，这是目前保存在国内的唯一的一件唐代雕版印刷术的珍贵实物。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拒绝了美国学术界赴美工作的邀请，决意留在祖国。新中国成立以后任西南博物院副院长、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在四川与云南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培养了一大批考古人才，是公认的四川省考古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人。

　　发掘永陵时的冯汉骥（左四）与友人合影

　　由于王建墓这一地区长期以来的地名就叫抚琴台，虽然考古发掘证明了不是抚琴台，却无法让老百姓改变对地名的称呼，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是叫作抚琴台，在行政建制上则叫抚琴村，属于营门口乡。改革开放以后，成都的城市建设不断向郊区发展，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抚琴小区，有了20几条以抚琴为名的街巷，并且新设了抚琴街道办事处。但是这里从来没有一条抚琴路，目前也只有抚琴西路而没有抚琴东路（曾经有过抚琴东路，因为把王建墓恢复为永陵以后，就将抚琴东路改为了永陵路）。所以，在目前一些公交站牌上的抚琴路是写错了，应当是抚琴西路。

　　在很多老成都人口中，抚琴台的“抚”字都读为“讽”。 成都街巷志.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