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羊正街附青羊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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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祠庙馆所命名
青羊正街附青羊上街
由于成都有一座全国著名的道教宫观青羊宫(根据1937年的调查资料,成都地区有道教宫观50所,根据1956年的调查资料,成都地区有道教宫观35所),所以成都以青羊为名的街巷有十几条之多。
西汉的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说:“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今为青羊观是也。”后人遂有老子命青帝子化为青羊,乘坐而降临成都的传说。相传早在汉代这里就有青羊观。唐僖宗中和三年(883),经过扩建之后正式命名为青羊宫,几经兴废,现在的建筑是经过清代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四朝多次重建与扩建之后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修建道路时,先后两次拆除了一些山门部分的建筑,所以现在的建筑格局已经不完整)。
民国初年的青羊宫大门 [法]杜满希提供
青羊宫的主殿是三清殿,殿前的八卦亭为全木石结构,相互斗榫衔接,没有一楔一栓,外檐石柱浮雕镂空滚龙抱柱,是全国罕见的石刻艺术珍品。三清殿内有一对著名的铜制青羊,一单角,一双角。单角青羊是清雍正元年(1723)四川遂宁籍大学士张鹏翮从北京购得赠给青羊宫的(至今在铜座前端还有张的题诗),形状奇特,鼠耳、牛鼻、虎爪、兔背、龙角、蛇尾、马嘴、羊胡、猴颈、鸡眼、狗腹、猪臀,为十二生肖的化身。一说是南宋大奸臣贾似道府中红梅阁遗物,一说是明代大奸臣严嵩家遗物。双角青羊为清道光九年(1829)为了与单角青羊匹配而由成都善士张柯氏率子孙铸造捐赠的。老成都人中有很多人都相信亲手抚摸这一对青羊之后有病者祛病,无病者延年,求子嗣的妇女则可能有孕,在农历二月十五李老君生日这一天特别灵验,所以这一对青羊被人们摸得闪闪发亮。正如清代著名文士刘师亮的《竹枝词》所说:“闻说铜羊独出奇,摸能治病祛巫医。求男更有新方法,热手摸他冷肚皮。”三清殿后面有三座土台,过去称为紫金台、降生台、说法台,被赋予了很多神话色彩。通过对台基之下的遗物进行考察,有可能是唐宋时期的陶瓷古窑窑址。
民国初年的青羊宫斗姥殿 [法]杜满希提供
青羊宫中所收藏的大量文物中,《重刊道藏辑要》木刻版片是极为重要的一种。“道藏”是我国本土宗教道教典籍的总称。清康熙年间,彭定求在明正统“道藏”的基础上编辑了著名的《道藏辑要》。清光绪十八年(1892),成都二仙庵主持阎永和发起重编,历时9年,完成了《重刊道藏辑要》。接着又开始了雕刻经版的巨大工程,历时15年,一直到1915年才告竣工(雕刻经版的具体地点在清末全省木版雕刻的中心岳池。改革开放之后对《重刊道藏辑要》所缺版片进行补刻时,成都已无工匠,仍然是在岳池聘请的)。共刻梨木经版14000多块,每块两面刻字,印装之后每部《重刊道藏辑要》共245册,成为我国文化史上完成的最后一部木刻版巨著。由于三代道士的精心保管,除在“文革”中损失400余块之外,全部版片得以完整保存在二仙庵的丹台碧洞书房之中,成为成都这个我国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心所保存的唯一的一部大型雕版印刷实物,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改革开放之后,对《重刊道藏辑要》所缺版片进行了补刻,然后开始一部一部地印刷流行,青羊宫也就成为成都乃至我国西部汉族地区唯一的一处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工艺印刷书籍的地方,唯一的一处可以供传统文化爱好者参观雕版印刷术的展示地。
《道藏辑要》版片 杨显峰提供
民国时期青羊宫八卦亭 刘永禄提供
青羊宫从来就是成都的游览胜地,如陆游诗中所描述的:“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直到清末,青羊宫与相邻的二仙庵一带仍然还是成都郊外十分漂亮的乡村,当时的著名诗人赵熙笔下是这样描绘的:“青羊一带野人家,稚女茅檐学煮茶。笼竹绿于诸葛庙,海棠红艳放翁花。”青羊宫与二仙庵外侧的小街道(也就是后来的青羊正街)一直到抗日战争之前都还是郊外的一个场镇,名字就叫青羊场,是成都南门外一个重要的米市和猪市。和四川乡间的其他乡场一样,青羊场也是要逢场时才会有较多的人。李劼人先生在1925年写过一篇名字就叫《青羊场》的散文,他说:“场街只一条,人家并不多,除二、五、八的场期外,平常真清静极了。”正因为这一地区是这样的一个郊外胜地,所以成都著名的灯会与花会长期都在这一地区举行。
正月十五是我国传统的元宵佳节,每逢元宵之夜举行灯会,官民共同观灯,是我国城乡各地普遍存在的古老风俗,相传始于汉代,成都也不例外。成都的灯会在唐宋时期十分辉煌而且盛于他州,唐代诗人卢照邻就有记叙“锦里开芳宴”的《十五夜观灯》一诗,宋代诗人田况曾经在《上元灯夕》一诗中写道:“予尝观四方,无不乐嬉游。唯兹全蜀区,民物繁他州。春宵宝灯燃,锦里香烟浮。连城悉奔骛,千里穷边陬。”发展到了清代,则在各街各巷、家家门上点灯。正月初一开始点灯,称为“上灯”;正月初九各寺庙、会馆、街坊树立灯杆,红灯高挂,称为“出灯”;元宵佳节则全城点灯,蔚为壮观,称为“放灯”。在多数情况下,十六以后便告结束,但是十七这一天也有灯,称为“残灯会”,主要供在灯会期间维持治安的工作人员观赏。当时最为热闹之处是商业最繁华的东大街。到了清末民初,又逐渐集中到从华兴街到商业场的市中心商业区。当时有《竹枝词》记其事:“香车宝马任纷驰,月转花梢玉漏迟。等是蓉城风景好,万家灯样斗新奇。”观灯之时还有猜灯谜的活动。后因军阀混战与抗日战争,成都的灯会曾经停办多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市并未举行过集中的灯会。1962年,成都市第一届由政府举办的灯会在青羊宫(包括与之相邻的二仙庵)中举行,以后遂年年举办(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1965年至1973年停办。这以后,1979年又停办过一年),会期一个月左右,而且逐渐将新科技融入传统的花灯之中,使其风格多变、内容常新、趣味性和知识性增强,形式不再是传统的纸扎灯而是可以动的电光灯,材质增加为绢纺、玻璃、瓷器、糖画等,内容更是百花齐放,多姿多彩。周恩来总理曾经参观过1964年的灯会。从1981年开始,成都灯会走出四川,应邀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等20多个城市和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展出,成为成都市的一个文化品牌。1984年的灯会共举办32天,接待观众190万人次,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由于文化公园的面积不大,周围交通拥挤,停车困难,从2004年开始,灯会移到面积更大的塔子山公园举办,花会仍然在文化公园举办。
灯会结束后就是花会,两者相接,有如清代的《竹枝词》所说的“灯市未残花市到,春风何处不相逢”。
成都花会由来已久。从唐人萧遘在《成都》一诗中“月晓已开花市合”的诗句来看,当时的成都就已经有花会。清人张澍在《蜀典》中引《成都古今记》关于成都唐宋时期著名的十二市的记载:“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这应当是唐宋时期成都经济文化繁荣的最佳写照。农历二月间的市民节日就是花市,也就是花会。南宋时更有记载说:“成都二月花市,各地花农辟圃卖花,陈列百卉,蔚为香国”。元代和明代,上述的繁盛不再,花会也不见记载,很可能是随着当时整个四川社会经济的衰退而停办了。到了清代中期,四川的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唐宋时期成都极为流行的群体性游赏活动也得以恢复。这时的成都人又将青羊宫中的李老君与青羊宫侧百花潭、浣花溪的浣花夫人的故事联系了起来。每年农历二月十五相传是李老君生日,也是民间的花朝日(即百花的生日),每年农历三月三相传是浣花夫人的生日(成都关于浣花夫人生日一直有两种说法并存,另一说是农历四月十九),成都人纷纷前往青羊宫到浣花溪一带踏青赏花,这样就逐渐形成了著名的青羊宫花会,而且成了一项固定的盛会,每年都在青羊宫与二仙庵中举行,并且还具有我国古代庙会的游赏、商贸加美食相结合的明显特点。清人的成都《竹枝词》说:“青羊宫接二仙庵,花满芳塍水满潭。一路纸鸢飞不断,年年赛会在城南。”清代花会的时间比现在要短,据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在光绪五年二月十四日所记,是“花市自十日起,十九日止”,只有10天。
四川第二次商业劝工会会场图 沈秉堃绘 1907年 杨显峰提供
四川省第五次劝业会正门 1925年 舒新城摄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川劝业道总办周善培和四川劝工总局总办沈秉坤正式将花会更名为“商业劝工会”(即商贸展销会)。1906年,在首届商业劝工会上展出了来自蜀中各地的各种货物3400多种,在会上还评奖发奖(所发的一、二、三等奖共12个,新潮展品占了5个,第一名是理化仪器,可见当时大力提倡新学)。从1906年到1911年,商业劝工会连续举办了6届花会(1908年,商业劝工会更名为劝业会),参加的商家与手工艺人愈来愈多,这样就使花会的内容愈来愈丰富。这时的花会还吸引了西北的少数民族乃至外商携带他们的产品前来参加,周钟岳在他的长诗《游青羊宫花会》中就有“波斯胡贾嗜奇玩,囊倾乌弋人头钱”之载。从1918年起又增加了“打金章”(即比武打擂,因为比赛是从资格赛、蓝章赛、银章赛、金章赛一级一级上升,所以一般都称之为“打金章”。1922年以后还举办过女子打擂,青羊宫最后一次举办的比武打擂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2月),使花会愈来愈热闹。在结束了长期的军阀混战之后,1936年的花会会期是3月8日到4月30日,会场占地100多亩,分为5进36路,是新中国成立以前规模最大的一次花会。1937年又在这里举行了四川省第一届物品展览会。可以认为,将我国传统的庙会与商贸展销会、群众性文体活动结合进行的,成都花会应当是全国首创。
青羊宫第六次劝业会大门是用松枝扎成的,大门的对联是:“来百工而创业,廓三市以开座”。 1911年 [法]杜满希提供
劝业会颁奖仪式 1911年 [美]路得・那爱德摄影
在1906年的首届劝工会上,成都最早的动物园在此展出动物19种,除了产自云南的松鼠与贵州的孔雀之外全都出于四川,有康定的豹子和松潘的熊。当时在成都执教的日本人中野孤山说“这个动物园简直是徒有虚名”,但是毕竟在成都第一次出现了动物园。
不过,在花会中却从来就有卖鱼、泥鳅、乌龟等水生动物的农民与小贩,因为成都市民中的善男信女们在赶花会时总不忘买一些水生动物去河里放生,行善积德。正因为有这一原因,在老成都人口中,花会又称为放生会。
多年来,成都花会都是成都人民祥和康乐的生活氛围的一张名片,是成都民俗风情中的精彩篇章。著名诗人吴芳吉在1921年写成的名诗《成都》中有代表性的描绘:“成都富庶小巴黎,花会年年二月期。艇子打从竹里过,茶亭常伴柳阴低。夕阳处处闻歌管,芳径人人赛锦衣。城阙连宵都不禁,骑驴更过草堂西。”
在这里还不能不提到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劝工会刚开始举办的时候,按当时的礼教传统是男女有别的。当年到会的日本人中野孤山在《游蜀杂俎》一书中对此专门有一段详细的描述:“劝工会场也有区别男女的现象,规定男女不得同一天前往会场。男子去会场的那天不见女子的身影,而女子去会场的那一天则没有男子去。”另一位到会的日本人山川早水又在《巴蜀旧影》一书中记载说:“从正门通往青羊宫的路上,用竹席临时搭起的饮食店也不少,五香菜串、温酒、荞麦面条,热气腾腾有欲压人之势。作为男女之间有严格界限的国家,妇女席设置于另一圈竹棚内。”这类规定应当是在开初的那几年,以后就打破了这一界限。
为了城内居民赶花会出城入城方便,1913年还专门打开了新西门,新建了十二桥,使青羊宫花会在民国前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著名文士刘师亮特地写了《青羊宫花市竹枝词》100首,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例如:“通惠门前十二桥,游人如鲫送春潮。与郎走过桥头去,笑指仙都路不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至1945年,政府曾经下令停办花会。但是由于花会在成都人的生活中实在是已成习惯,故而只是规模有所减小,事实上并未能真正停办。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1年,举办了新中国第一届成都花会,当时名为物资交流会,以促进经济恢复为主要任务。1959年以后,花会恢复了本来名称,以花木展销为主,同时也有各地的土特产展销、风味小吃与文艺演出。1966年至1979年间停办。1980年再度恢复,至今仍然年年举办,一直保持了以花木为主,同时有土特产展销、风味小吃与文艺游乐的传统文化特色。
如今的青羊宫是四川道教协会和成都市道教协会的所在地,香火旺盛,游客如织,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道观(除青羊宫之外,成都的全国重点道观还有青城山上的天师洞与祖师殿)。青羊宫的大门开在一环路西二段,现在的青羊正街上过去有一道侧门,又完全是从青羊宫墙外而过,所以命名为青羊正街,原来是一直向西接成温公路。1987年建成一环路之后,将一环路西二段以内的一段保留为青羊正街,一环路西二段以外的一段改名为青羊上街。青羊上街南侧有青羊横街,北侧有青羊北巷,青羊正街以南沿南河有青羊后街。
1938年,新蜀汽车公司开设于如今的青羊上街,专门经营成都到温江的客运。这里的车站一直保留到改革开放初期都还在使用,曾经是成都最重要的长途汽车站。
青羊上街的成都自来水公司城西管网所这个位置曾经是成都的第一家自来水厂,也是成都近代自来水事业的起源地。
新中国成立以前成都多数人家的清洁用水取自井水,饮用水取自河水,稍富有之家的饮用水都是由挑水夫从锦江中挑来。清康熙时期为了解决满城内的用水之需,曾经在南河上架设过高逾4丈的筒车8架超越城墙送水流入满城,形成一个利用河水冲力而长期越墙输水的自流系统,算是成都最早的土自来水系统。这个土自来水系统何时建成与何时停止使用,目前还未见到准确的资料。到了清末的宣统元年(1909),在新派官员周善培的倡导下,在兴建商业场的同时,成都再次修建了这种土自来水系统,成立了官商合办的利民自来水公司(“自来水”这一名称从日本传入)。在锦江中学(锦江中学现已并入盐道街中学)前面的南河边再次架设高架筒车,用楠竹管道引水越过城墙,先用埋在地下的陶制管道送往盐道街,再用较小一点的桤木与楠竹管道分别送到盐道街、学道街、督院街、商业场、藩署街、康公庙等6处蓄水池中,再由挑水夫挑水或板车拉水出售。这种被当时称为“人挑自来水”的土自来水系统,一直修修补补地使用到1926年才停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曾经在老南门大桥边安置过这种高架筒车引水越城。据老人的回忆,“那时老南门大桥边的筒车,有两三层楼高,每天吸引了不少市民三五成群观看”。这以后,成都市政当局曾经两次计划建设管网化的自来水系统,都未成功。1942年,在成都担任四川省建设厅长的著名实业家胡子昂决定再次在成都建设自来水公司。经过考察,水厂地址就选在了送仙桥侧的百花潭上游,在磨底河与浣花溪汇合口下方的送仙桥下左侧拐弯处取水。1944年2月,成都市自来水公司成立,8月工程开工,经过两年时间的建设,1946年6月1日输水投产(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成都市自来水公司特地于1996年6月6日在锦城艺术宫举行了成都供水50周年纪念庆祝大会),成都才第一次有了经过净化的管道自来水,城内也就有了用“自来水香茶”取代“河水香茶”的牌匾和灯笼。不过,因为当时的自来水价格不菲,全市饮用自来水的人数很少,日平均供水量仅为220吨,一直到成都解放之时,全市的日供水量仍然只有6000吨。公用水桩只有8个,用水人口只有26000人。
青羊上街自来水厂 20世纪60年代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锦江边的筒车 1917年 [美]李哲士摄影
小关庙街的公用自来水桩 1988年 王晓庄摄影
青羊正街 20世纪90年代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修建青羊宫水厂时的奠基石 杨显峰提供
改革开放之后,成都市在中医学院以北地区的农田中新建了一大片居民住宅,因为其位置在青羊宫以北,就命名为青羊小区,其中的南北主干道命名为青羊北路,东边的主干道命名为青羊东一路和青羊东二路,西边的主干道命名为青羊西路,其间还有十多条小巷,都是以“青羊”命名。 成都街巷志.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