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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官堂街

　　从九眼桥往下走，在川大和望江公园的对面，顺着锦江北岸，有一条很长的三官堂街。三官堂街的得名，是因为这里在清代有一座名叫三官堂的道观。

　　三官堂在不同的地方也叫三官庙、三元宫，所供奉的神灵是天官、地官、水官这三位一体的“三官”。因为传说天官的生日是正月十五，地官的生日是七月十五，水官的生日是十月十五，刚好在上元、中元和下元这三天，所以“三官”又称为“三元大帝”。按照道教的说法，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与人们生活中的吉凶荣辱密切相关，所以在我国各地都有三官堂或者三元宫。其中可以为人们赐福的天官在过去的社会生活中影响最大，直到现在，穿着一品官员服饰、手持“天官赐福”条幅的天官形象仍然是年画与民俗画中最常见的形象之一。在年画与民俗画中很常见的“福禄寿”三星图，其实也就是表福的天官、表禄的文昌帝君、表寿的南极仙翁三人的群像。

　　从我们祖先对天官、地官、水官这三官的崇拜中，我们更应当看出的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天人合一、有关整个大自然和谐共生、有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在三官堂街，有两个企业是成都人不应当忘记的。

　　三官堂街的最东头是成都人很熟悉的南光机器厂，它最早是城内拱背桥的四川机器局在城外修建的新厂。1905年由德国格兰公司设计建造，1909年建成占地500亩的钢结构工厂，当年，四川机器局也正式更名为四川兵工厂。

　　清末四川机器局新厂远眺（厂址在河对岸）刘永禄提供

　　南光机器厂外原四川机器局的碉堡 2004年 严永聪摄影

　　厂房所用的钢材、青砖、水泥、机器全部都是从德国进口运来，可以生产包括机枪、步枪和7.5厘米口径山炮在内的武器，曾经一度是国内仅次于汉阳兵工厂的兵工厂。四川兵工厂名义上在1913年改为陆军部直辖兵工厂，实际上长期由四川军阀控制。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中央政府直辖的兵工署第二十兵工厂，它所生产的步枪与手榴弹是出川抗日川军所使用的主要武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改名为川西机械厂和成都机械厂，1961年改名为南光机器厂，是我国最重要的真空设备制造企业。当年所建的老厂房目前还留下了一段残存的老墙，和一座外形完整的青砖碉堡（同样的碉堡原有四座，2006年拆除了三座，现存东面的一座），那是当年为了保卫兵工厂而修筑的。它是比人民公园内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的建造年代还要早8年的近代建筑，以其资格排名位列成都市近代建筑之首。2009年8月17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了成都市第一批优秀近现代建筑名录，这个碉堡名列其中，已经挂牌保护（遗憾的是写成了“四川机械局碉楼”，应当是“四川机器局碉堡”才对）。根据有的研究者调查，清末所建兵工厂在全国保留下来的老建筑今天还能看到的仅有两处，一处在山东，另一处就是成都的南光厂老建筑与白药厂老建筑（在修建四川机器局的同时，丁宝桢于1881年在三瓦窑附近的府河边古家坝开办了一个生产火药的小厂。为了与三官堂的新厂配套，也在1906年由德国人设计，扩大改建之后占地80多亩，成都人一直称为白药厂。抗日战争以后，川大在那里设过新生院，至今仍然还保留有一些当年的老建筑）。

　　在成都纺织厂厂门外的青年工人 20世纪60年代 张蜀华摄影

　　早已消失的成都纺织厂产品“薛涛”牌商标 王大明提供

　　在三官堂街的中部，1944年由汉口裕大华纺织公司开办了裕华纱厂，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内迁成都的最大一个工厂。老厂是由货栈改建，只有纱锭1244枚、织机16台，新厂于1946年在一块40多亩的坟地上修建，有5276枚纱锭、104台织布机、600多名工人，成为当时成都规模最大的采用近代技术的纺织厂，也是民国时期成都最大的工厂，其产品“金飞马”棉纱、“天马”棉布十分畅销。加上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迁来的申新纱厂（在三瓦窑）和新建的宝星纱厂（在伴仙街王化桥），就在成都东门外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纺织工业区。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公私合营，1959年裕华纱厂与其他两家企业共同组建了国营成都纺织厂，在四川第一棉纺厂兴建以前，它是成都最大的纺织厂。

　　抗日战争时期，大量工厂迁入四川，由于基础条件的限制，迁入成都的却并不多，而且全都是纺织厂。除了上述的裕华纱厂和申新纱厂之外，还有设在牛王庙的大昌纱厂、设在外东糍粑店的大经纱厂、设在致民路的中和纱厂。

　　就在南光机器厂附近的锦江岸边，1911年曾经发生过一件震惊全川甚至全国的大事。1911年9月7日，清王朝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血腥镇压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他先是逮捕了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等9人，再向聚集在总督衙门外请愿的各界群众开枪，当场枪杀各界群众32人，伤者无数，制造了著名的“成都血案”。与此同时，他以武力砸抄了位于岳府街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川汉铁路公司，查封了所有宣传保路运动的报刊，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就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在9月7日夜里从南城墙缒城而出，来到南光机器厂附近的城南农事试验场，与另外几位同盟会员一道，连夜削制了几百片木板，上面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然后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锦江水中，这就是四川近代史上著名的“水电报”。第二天早上，沿江城镇就不断有人发现“水电报”，华阳、新津的保路同志军当天就抵达成都与清军开战。几天之内，约10万同志军云集成都，成都城下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全国最早的反清武装起义。此后锦江“水电报”的故事久久在人们口中传诵，称为“纷纷水报锦江来，‘同志’风潮动若雷”（需要说明的是，在绝大部分有关著述中，都说1911年的锦江“水电报”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这是不确的。类似的“水电报”在古代早已出现，包括在锦江之中的使用，所以龙鸣剑是学习古人的成功经验，详见拙著《解密中国古代战争》第三章《通讯》）。龙鸣剑在发出“水电报”之后即去荣县组织武装起义，出任东路保路同志军总部参谋长。10月6日在转战途中病逝，年仅34岁。

　　民国时期临河的三官堂街 刘永禄提供

　　成都十九中校门 1968年 杨显峰提供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公共卫生专家陈志潜（时任四川卫生实验处处长）在三官堂街建立了四川省卫生试验所，专门生产牛痘疫苗和防治霍乱、伤寒、副伤寒等疾病的生物制品。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四川第一家这样的研制机构。

　　在三官堂街上，有成都人十分熟悉的成都十九中（2003年因为得到香港著名爱国实业家田家炳先生的捐献，故而更名为成都市田家炳中学）。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所中学最初是“五卅”运动中反对帝国主义的产物。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内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枪杀罢工工人。英国巡捕向南京路上密集的群众队伍开枪，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第二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爆发了全市性的罢工、罢课、罢市，帝国主义者连续多次开枪，海军陆战队上岸占领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于是激起了上海人民更大规模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这就是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消息传到成都，很多学生都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教会学校华西协合中学有三个班的学生为了抗议帝国主义者的暴行，全体退出学校。四川省教育当局宣布这三个班的学生为捣乱分子，不准全市任何学校接受他们转学，任其失学流浪。在这种情况下，成都的黄岛晴、傅养恬、郑祖修、曾述贤等四位有正义感的教师对此深感不平，认为学生无罪，决心新办一所学校让他们继续求学，于是就在西马棚街租民房开办了一所成城公学让这些学生继续读书。“成城”二字当然是众志成城的意思，“公学”二字是表明不仅要办中学，今后还要办新式大学。成城公学后来在成都师范大学校长、成都著名学者与教育家龚道耕的支持下，搬入旧皇城办学，并得到了当局的认可注册，改名为“成城中学”。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迁到城外的三官堂街蓥华寺办学。新中国成立以后，更名为第九初级中学。1955年增收高中生，再次更名为第十九中学。

　　1925年10月31日，由成灌马路总局订购的一辆旧的英制奥斯汀敞篷小轿车经水路从上海运抵成都，就在望江公园对岸的三官堂街离船上岸，当即被披红挂彩，并特请当时成都的最高军政长官刘文辉与田颂尧乘坐车沿南河入城，所到之处鞭炮不断。这是在成都出现的第一辆汽车（同时运抵成都的还有三辆1.25吨旧福特卡车底盘，是准备在成都装配客车车身的），也是在新建的成灌马路试行的唯一的一辆汽车。

　　成都过去还有一条三官堂街，位于老南门城墙外边的东侧，街上也有一座名叫三官堂的小庙。这条小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建设之中被拆除。 成都街巷志.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