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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黉门街附黉门后街

　　黉门街在国学巷以西，直通老南门大桥。

　　“黉”字的本义就是古代官办的学校，“黉门”就是古代官办学校的大门。在实行科举制度的时候，凡是考中了秀才，就算正式进入了官学，通称为“身入黉门”。由于清末在国学巷开办了存古学堂，所招的学生大多是废科举之前的各县秀才，一时有很多秀才在街上出入，于是就把学堂前面的这条原来没有名字的小街命名为黉门街。

　　黉门街 20世纪90年代 韩国庆摄影

　　在黉门街以南还有一条黉门后街，过去曾经叫过弟维后街，因为位于1915年开办的教会学校弟维小学（即今红专西路小学）之后而得名。“弟维”就是世界著名教育家杜威在当时的另一种译音异写，这所小学就是为了以杜威的教育理念来办学而命名的。1925年弟维小学与同街的华美模范高等小学合办高琦初中（以捐资办学者美国教会人士高琦命名，弟维小学也是由他捐资办学的），因为失火，高琦初中于1936年迁入新南门外的新校区（位置在今龙江路小学南区）办学。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于1943年转学高琦初中就读，与我省著名作家李致是同班同学。这条街过去比黉门街还要狭窄，但是因为近年来华西医大附属医院重修门诊大楼，基本上拆除了半条街，黉门后街就成了一条宽阔的大道了。

　　“黉”字是现代汉语中已不使用的罕见字，所以在偶尔使用的场合往往会出现错误，包括成都交委设施管理处为黉门后街制作的交通标示牌和公交站牌都曾经把“黉”字误为“簧”字。“黉”音“洪”，可是有不少成都人多读为“黄”，应当是一种习惯性的误读。

　　1940年3月13日，黉门街上发生了著名的“抢米事件”。抗战时期的成都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同时又要尽力筹措运往前线的军粮，所以大米的供应一直相当紧张。一些不法奸商在军政要员的支持下却大量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原四川省主席刘湘的遗孀刘周书就在黉门街上的重庆银行仓库中长期囤积着大批大米。1940年3月，不少粮店都已无米可卖，很多靠买升升米过日子的穷苦群众眼看就要断炊。13日下午，一些想买米的群众聚集到重庆银行仓库大门前，要求买米。仓库却一直大门紧闭，以致想买米的群众愈来愈多，使得黉门街上水泄不通。得到重庆银行的电话报告之后，国民党警察当局派出大量警察赶到黉门街以武力驱散群众，并当场抓捕了在现场采访的进步刊物《时事新刊》青年记者、共产党员朱亚凡。为了对在抗日战争中日益壮大的成都中共党组织加以镇压，国民党当局竟然先后伪造了朱亚凡的“口供”和地下党的“秘密文件”，将朱亚凡以“共产党指派的春荒抢米指挥者”的“罪名”予以枪决，并宣布成立“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一直保持到成都解放，是这段时期国民党在四川最重要的特务机构），统一调集军统、中统、宪兵、警察和三青团的力量，逮捕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成都的主要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在内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数十人，并立即在龙泉山、猛追湾两地杀害了十几人，其余则转往贵州息烽和重庆等地关押。此后，成都的进步文化团体如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等都被迫解散，成为抗战时期发生在成都的最严重的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反动当局制造的黉门街“抢米事件”只是给镇压共产党人找了一个借口，对于缓解严重的米荒毫无作用，以致成都的米荒愈演愈烈，米价从1940年1月的每石11元涨到7月的每石80元，从而真正发生了多次军队持枪抢米的事件。留学奥、德两国归来的学者型成都市市长杨全宇（他出任成都市市长之前是四川省教育厅长）因为指责了供应平价米过程中的一些非法行为，几次在会议上公开顶撞了代理省主席的贺国光（此时的四川省主席是蒋介石，实际上由蒋的亲信贺国光代理），贺竟然指派杨的老同学、中统特务陈仕淦借住在桂王桥西街的杨全宇家，暗中监视，制造罪名，最后被蒋介石以“囤积粮食”的罪名亲判死刑（审判杨的军法总监何成濬判的是5年徒刑），于1940年9月8日枪毙于重庆，制造了在任成都市市长被枪毙的空前绝后的奇闻。成都一些伸张正义的人士冒着危险为杨全宇开了追悼会，会上高悬的挽联是：“诸大夫皆曰可杀；微斯人吾谁与归！” 成都街巷志.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