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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1节·

　　在生活中，我性子往往比较率直，有话就想当面说清楚。但在文学中恰好相反。特别是面对诸如《分享艰难》这类问题时，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何能够如此沉得住气。1997年，参加公安部《啄木鸟》杂志的一个活动时，从石家庄到达西柏坡时，同行的张平忽然发现，其夫人正好在旁边一群也是来此参观的人群之中。一时间，张平像初恋情人约会时被熟人发现一样，山西大汉害羞起来格外可爱。这次活动中，只要有机会，张平就不断地找我说话，要我出来挑头，对那些针对《分享艰难》以及“现实主义冲击波”等一批作品的批评做出回应。张平还说了些夸张的话，说大家都是从《凤凰琴》学来的，你不作声，大家就不好说话，只有你开口说话，我们才好跟在后面反击冲锋。在评论界开列的“冲击波”名单中，张平的写作是最本色的。那一年在重庆的一个座谈会上，他发言说到激动处忍不住泪流满脸。那几年，他家门口和他任职的山西省文联门口，常年聚着从全省各地专程来找他倾诉的普通人，俨然将他待的地方当成山西省“第二信访办”。张平以一篇《姐姐》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时，我的小说处女作才刚刚发表。张平这样表述自己的想法，也是因为他与我一样，凡事能低调的就尽量不出头。所以，我能回答的也只有几个字：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

　　这些年，当面背后类似说话的人不少，这也是我最遗憾的，许多人其实不懂得《凤凰琴》。听人谈《凤凰琴》时，我只要使出一招，就能判断其是不是真的读懂了。我会对这样的人反问，是否记得小说中，省报记者王主任这个人物？可以这么说，凡是被问过的人，无人能正确作答。可以说，没有读出省报记者王主任的都不是李逵，至于是不是李鬼，还要另说。关于省报记者王主任有一段细节，是写王主任主动提及，自己回报社后，一定要将界岭小学的事写成文章，发表在省报的头版头条上。没过多久，报纸出来了，王主任的文章果然刊载在头版，但不是头条，头条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因为如此，我最怕有人当面谈《凤凰琴》，谈“现实主义”，这些人要么只知“现实”，不了解“主义”，要么只追求“主义”全然不顾“现实”。真正称得上现实主义的作品并不多。一个人有没有对现实功利的不屑与反叛，有没有对现实的自由视野，有没有对现实的个性梦想，有没有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决定着他的现实主义身份真伪。文坛上对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的评价也是似是而非，而我又不喜欢用檄文发起论争，只能仰仗一部部小说，来说自己想说的，做自己想做的。

　　要说真的不明白，那也不是。其中原因，也有我对某些被评论绑架到一起的人和作品，本身就持有的强烈保留，而不愿意将自己与其搅和得像是混世魔王。1997年元月18日，由《文艺争鸣》张末民、北京大学张颐武、《人民文学》李敬泽、中宣部文艺局刘新风等人发起，在北京举行的一个聚会，参加的作家还有何申、关仁山、张梅、李肇正等作家，还有长春电视台的相关人员。大家在一起策划如何将这一批作品推出去，形成一股不叫“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新潮流。聚会上，大家意见非常不一致，对张颐武提出来的“社区文学”概念也几无附和。自己则在那时，提出当下世相中，要注意文学中出现的“公民意识”，意指当国家与民族出现巨大困难时，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文学中人，应当自觉承担起责任。我的这个观点，当时也没有引起大家的附和。差不多二十年后，韩少功提起类似话题，还算略有传播，很快也不了了之。可见让人承担其不愿承担之责是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

　　这样的沉默，依然得幸李师东的提醒。1992年《村支书》《凤凰琴》一批作品发表后，开始经常应邀到北京。李师东在北京时间长，了解哪里水深，哪里水浅。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青年文学》在刚刚建成、还没有正式开业的中华文学基金会属下的文采阁举办“刘醒龙中篇小说《村支书》《凤凰琴》研讨会”时，请了不少人，其中一位既不回复，也就更不会来了。李师东当时说了一句：“要不了几年，他就会请你去他家。”果真才几年时间，对方就请我去他家小院做客。再有一件事是，与我同在一家刊上发表处女作的一位同行，李师东要我千万别相信他仿佛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些表情，其实他什么都知道，只是装得比真的不知道还像。李师东是湖北洪湖人，湖水边出生的人与江水边出生的人，为人清澈，在性格上很是相似。从第一次见面起，这么多年一直惺惺相惜，重要原因是我们都像水一样，可以幽深，可以清澈，可以惊涛拍岸，可以明静如镜，就是不可以装神弄鬼。

　　相交许多年，每逢有事不明，就会与之沟通，听他的意见。1996年春天针对《分享艰难》的炮火还没有纷飞，反而是赞颂之词占据各媒体版面时，李师东特地打电话给我，要我小心，别与某些人搅和在一起，说我的小说与他们的小说完全是两码事。李师东的提醒与周介人私下与我说的话，不只是意思，连用词都是一模一样。我的中篇小说里最主要的作品差不多全都刊载在《青年文学》和《上海文学》上，从主编到责编，对我的了解十分全面，自己与这两家刊物的情感也是最重的。换了别人，他们也是不会如此说话的。本来我就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写作者，所思所想，只需用作品说出来就行，犯不着非要像李逹那样自己跳将出来，大吼一声“黑旋风在此”。有人善意提醒，自然能让自己更加沉住气。说到底，当年自己从不出头说一句话，也是因为从心底觉得自己的写作与他人不是一回事。在那段时间里，唯一写过一篇文章《莫当长江是黄河》，《上海文学》发表时，周介人老师亲自改名为《现实主义与“现时主义”》。为此他还致信给我，这样做了是保护我，避免有朋友对号入座，文坛之中最不可取的是莫名其妙地树敌。大约是因为这样的改动，这篇文章的本意才被忽视，或者说是没有人读懂。如果当年那些著文批评《分享艰难》的人，明白了为何我要说长江是长江，黄河是黄河，而不是大喊，“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或许就不会有那些文字了。当然，也有可能他们分明懂了，只是需要某种借口，发泄他们心中怒火中烧与怨气冲天的情绪。

　　抛开如陈思和后来所说对我作品的误读，单单就当年那些火辣辣的文章来看，有许多观点，在我这里并没有分歧。即便是在我的家庭里，那些本不该由普遍人承担的艰难也不得不无可奈何地进行“分享”。所以，我能够理解，不少资深学者也禁不住跟随大家说过的那些杀气腾腾的话。时世那样艰难，偏偏还有人说“分享”，于日常生活之人，是断断不可接受的。进入到文学中，分享与否，则是对艰难时世的通俗演义或经典书写的重大分野。2001年，时任《当代》副主编的洪清波（笔名：洪水）写了一篇文章《发展的代价》，率先直言，包括他自己在内，当初对《分享艰难》的批评是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能如此写出当代文学的独特案例，应当有着特殊的文学意义。之所以会有这类事情发生，关键问题不是文学视野不够，也不是文学情怀的偏颇，而是如何将大的文学视野，进行正确聚焦。实际上，发生在90年代的这场重要的文学论争，若有偏差，那也是太多运用散点透视方法，看牡丹不在洛阳，赏荷花跑去敦煌，那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注定要辜负作家作品中的良苦用心。

　　2018年4月1日，《文艺报》约我为前一天去世的雷达先生写点纪念文字，本来自陈忠实去世后，自己就不想再写诸如此类的文字。因为是雷达，自己马上写了一段文字：得知雷达先生走了，正好路过一片樱花树林，漫天飞花，遍地落红，这个春天，好人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让人格外难过！与雷达先生那种庸常意义上的交往并不多，甚至从没有过一场单独的交谈。但一直认为雷达先生是非常懂我的。在他那皇皇巨著中，时有评论拙作的文字，其中《暮时课诵》的谈及，虽然只是一小段，足以引为知心。时至今日，这部中篇仍是我最偏爱的，雷达先生那时还无缘相见，其文字却如同相知很久了，三言两语便抵达作者心扉……

　　雷达先生在评论《暮时课诵》时，特意提到小说中的一个细节——

　　……吃完电烤饼，爱红和海鸥都将手帕伸到小柳面前。小柳一愣，然后用海鸥的手帕擦右手，用爱红的手帕擦左手，并说：“我这样做很公平吧？”海鸥说：“貌似公平。可左手离心近，右手离心远。”小柳说：“你可错了，我是异心位，心长在右边。不信你摸摸。”海鸥说：“你让爱红摸吧！”说着，一抬腿，骑上车子走了……

　　雷达先生大约是因为这个细节而喜欢上这篇小说的。从各种角度评论《分享艰难》的文字与文章实在太多了，这些文字与文章往往只简单，甚至粗暴地将《分享艰难》与他们想当然认为是一类的作品摆在一起说事，从未见过有人像雷达那样从细节入手来讨论这部小说。比如，孔太平的表妹被洪塔山强暴了，孔太平的舅舅最终无奈提出放过洪塔山，表面上出于对西河镇财政窘境理解，实际上是为了女儿的名节与名声。这种考虑，这种书写，几乎就是中国文化的绝对典型。在90年代以前，很少有家庭会将这类如今被称为“性侵”或者“性骚扰”的“丑事”闹得沸沸扬扬。反而是某篇总是被摆在一起作为“冲击波”举证的小说，一个陷入困境的工厂，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钱，正要给工人发工资，没想到一个准备来投资的外商，因为嫖妓被警察抓起来，工人们深明大义，宁可暂时不领拖欠很久的工资，而让厂长拿上这笔钱去派出所交罚款，将那名境外来的投资商保出来。这种明显缺乏文化心理基础的虚构，不可能发生在现实中，本不应当与孔太平的舅舅的举动混为一谈的。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