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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0节·

　　2016年，武汉出版社办三十年社庆，邀请我写点与他们相关的文字。

　　这得从中篇小说《凤凰琴》说起。如果没有这篇小说，自己可能与武汉没有太大关系。作为地域性很强、并且较少出版小说作品的城市出版社，很难想象会有什么需要特别写上一笔的重要事情，与这座城市之外某个作家产生特别的相关。

　　1994年元月我由黄冈调入武汉。办手续时，只知道自己是作为人才引进，诸多关卡都为我开辟了绿色通道。普通的调动，单单人事手续来来回回拖上两三年都很正常。轮到我时，且不说一切障碍都没有，连市人事局大门开在什么地方自己都不晓得，抢在春节之前的最后几个工作日，就来武汉市文联报到，成了专业作家。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自己一直在忙于收拾心情，以适应这座城市。那时，天下人都认可一种说法：武汉虽然大，但也就是几十座县城拼在一起而已。但从两三座县城拼成的黄州来到武汉，起码要学会住几年办公室。虽然我一到武汉，有关方面就按人才引进规定，在竹叶山小区三期分配了一套两屋一厅的房子，我却没有要，宁可住在办公室。因为在报到时，我说过，不要房子。如果我要了这套房子，在一房难求的90年代，只怕会惹火烧身，宁肯日常生活艰难一些，以保证心性安宁。

　　正因为住在办公室，有太多时间与人闲聊，才知自己作为人才引进武汉，得益于《凤凰琴》。后来，与武汉各方面的人熟识了，了解到时至今日仍被大家亲切称为宪生部长的李宪生，对武汉的文艺事业有着特别的见地，包括武汉出版社在几个关节点上的决断，都是非常关键。《凤凰琴》本是在黄冈写作和发表的，来武汉后，赶上评市级文学奖，因为正在评奖时间范围，虽然少不了非议，最终还是得到了表彰。这也是作为小说的《凤凰琴》的一种魅力吧。

　　我在武汉扎下根来不久，武汉出版社来人找我商谈出书事宜。那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刚刚签给了作家出版社。手头上暂时没有长篇写作计划。能与武汉出版社合作的只能是小说集。说起来很简单，小说集就小说集，没过多久，我们就将相关合同签了下来。本来说是《凤凰琴》，由于我的坚持，在那份合同上变成了《白菜萝卜》。

　　整个90年代，我的个人生活一直处在被催促的状态。国内的文学杂志就有几十家，家家都在约写中短篇小说，自己写作最高峰的时候，一年下来也只能写三五部中篇小说。答应人家的，对方留着版面等米下锅。还没有答应的，人家便不停地打电话，发电报，写信来，还有登门拜访和邀请参加其相关活动的。1994年的情况更是特别，自己刚从黄冈调入武汉，这调动之事本身就在当地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响。这些反响形成一种非常奇特的压力，反过来又在自己这里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我在武汉市文联办公楼内安身立命的那间屋子，正对着三楼楼梯口，窗外就是建设大道与解放公园路的交叉路口，临街整个外墙都装上了蓝色玻璃幕墙，那窗户根本打不开。作为写作间和宿舍，想要透点气，只能将靠楼梯的门打开。所以，任谁来找，几乎是一找一个准，连回避的机会都没有。

　　中篇小说《白菜萝卜》正在这样的环境中写出来的。作品中写了兄弟二人离开家乡，到黄州城内卖菜的种种情形。发表后获第六届《小说月报》百花奖和原发杂志的《江南》文学奖。因为这是来武汉后写的一部重要作品，在编小说集时，自然作了首选。不曾料到，接下来就有问题了，其中最令我不能接受的是，相关人员非要我将已经发表过的，包括《凤凰琴》在内的几篇小说都做些修改。结果，这份合同就变成一张废纸，一直放在抽屉里。

　　多年之后的日常社会中出现双赢这个词，理解起来，无非就像武汉的热干面，离不开痴迷它的武汉食客。也即是恋爱中的男女，分明会意于玫瑰，断断不可用桃花来替代。现在想来，年轻时争来斗去，颇似为了某种真理。不像六十来岁的男女，在那里闹得不可开交，往往只是为了面子。

　　人间之事，无论做什么，面对本土时，总会平添一份复杂。与武汉出版社签的第二份出版合同自己这里倒没什么，只是别的人在一旁因为《武汉作家文丛》而无端地不高兴，人前人后说了些不中听的话。我自是不担心，反而是诗人们更担心，唯恐这套文丛就此黄了，他们的诗集也就出版不成了。当然，如果有了1995年武汉出版社出版的《凤凰琴》，也就不会有2005年武汉出版社出版的《凤凰琴》。还是那句话，凡事皆有定数，四大皆空如是，皆大欢喜也如是。当年来到武汉之前就被武汉用《凤凰琴》定了调的，也是一种定数。

　　这些年，以《凤凰琴》作书名的书，我自己选的就有十余种，出版社做的选本有多少，没有统计过。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