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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6节·

　　任何个人都无法经历亲身经历之外的时代，这是由生命的最基本定义所决定。正因为如此，人的最大欲望便是尽一切可能，使自身超越时代，去向远古、近代与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文学最原始的起点。从欲望的共同点出发，文学也是有分野的。一种文学是用尽可能符合人性的方法，给注定要消逝的时代，留下最接近这个时代人性本质的记忆。另一种文学也在用最大可能的主观，异化她所亲密相处的一切，以图通过阅读来影响时代的精神趋向。对于当代文学来说，这两种文本的同时存在与发展，对当事人来说，其严峻性是不言而喻的。是迎风张目，分辨是非，还是掩人耳目，自欺欺人？在阅读当代文学各种文本时，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感触。

　　从1999年开始，到2004年底，我一直在闭门写作长篇小说《圣天门口》。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同一城市里，一位青年学者，正在做着与自己精神相通的文学学问。小说出版后，被理论界称为，是当代文学中，第一部打通“一九四九”壁垒的小说。也就在这时候，才听说，李遇春以一部《权利·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论著，荣获武汉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

　　认识李遇春是在与李遇春熟悉之前。20世纪90年代中期，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出版不久，我在一本杂志上见到一篇评论文章，当时就很惊讶，这位叫李遇春的青年评论家，如何拥有同我一样对乡村与乡土，积攒半辈子的深情理解。我一直对那些能洞察他人写作动机的评论家格外佩服，能通过文字抵达作家心中，正如作家通过文字抵达千百读者心中，虽然是文学所要求的常识性东西，恰恰是这种常识性，反而让人做起来最难，要做好则是难上加难。

　　城乡壁垒只存于学术探讨，并非是真正的壁垒。文学中的“一九四九”则是难以攻克的赫赫有名的要塞。很长一段时间，文学的表现，要么只写这以前的年代，要么只写这以后的岁月，两段历史之间，俨然有一座不可逾越的分水岭。即便是以欧美为代表的所谓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也没有像“一九四九”那样，在潜意识里形成一种事实上的禁区。从80年代起，就有人不断地反思，要打通“一九四九”壁垒。不打通这一壁垒，后来的中国文学就会变成是某种天赐，而用“与生俱来”形容当代中国文学，是十分荒唐可笑的。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