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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1节·

　　我更愿意把农村称为乡村。“乡村”才是真正意义上农民的领域，而不带有任何政治意味。我在乡村待了十六年，父亲是区里的干部，但我们全家一直租住农民的房子，除了要拿着供应本到粮管所买粮油，其余作息方式与农家子弟几乎没有区别。那时区里干部的孩子也都如此，当年的老师，直到现在还记得当时三个特别淘气的干部子弟，我是其中一个，那两个现在很有成就，一个号称金融大鳄，另一个成了武警部队的少将。

　　有人说我是农民的代言人。我不敢说自己是农民代言人，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代言人。但我对乡村的感情超过农民自身。作为个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提到乡土，我就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这辈子无以为报的念头。一个人，一个只能写作的人，能还给乡土什么呢？就算把自己撕碎撒入乡土，对乡土又有什么用处呢？这种强烈的感觉，我从写作《分享艰难》就有了。我一直觉得，1949年以前，真正爱土地的是地主，因为土地不属于农民。1949年以后，农民拥有了土地，他们爱土地，但他们不拥有话语权。城里人有很多渠道表达愿望，但农民不行。离开乡土的人可以在任何场合、用任何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喊出来，但祖辈都生活在乡土的人跟谁说呢？我能做的，就是用手中的笔把他们的愿望表达出来。这样做绝对不是代言，而是情感上的自我安慰。事实上，世上一切的代言都不可能成功，想要成功，只能是被代言的群体自己挺身而出，才会形成真正的力量。

　　我的全部情感来自乡村。我一直试图获得某种回答，对于乡土，一个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为什么讴歌反而显得苍白，为什么诅咒无法掩盖她的美丽？从来乡土只属于远离乡土之人，她是人类所有挥之不去的传统中的一种。我对乡土上发生的一切都充满深情，绝没有鄙薄任何人的意思，包括外来的知青。问题是知青们时刻把自己当作外来人，他们对乡土的情感是值得怀疑的。《弥天》出版之初，在上海举办研讨会，有人讲了一个女知青的真实故事。这个女知青是极不情愿下乡的，总在想着怎么离开。有一天机会来了。一批官员来村子里视察，女知青就等在路边一堆热乎乎的牛粪旁，等官员们过来的时候，她用双手把牛粪捧起来，送到庄稼地里。于是，官员们就号召大家向她学习，并马上把她调走了。

　　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过去的一切行为负责，正视过去的行为。很多人正是缺少这一点。很多知青只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负面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说，乡村也受到了伤害，甚至受到伤害更严重。

　　对乡村感情深厚，不代表对城市的天生排斥。对城市我从来不反感，城市给了我很多新鲜的生活和体验，甚至给了我安身立业的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反感城市，那是反常的。於可训先生曾经著文，谈到我的小说，哪怕是最遥远的乡村，其背后也有一个强大的城市因素。这一点，是看我看得很透的，我的作品真的是这样。我是1994年作为“人才引进”调进武汉的，当时《凤凰琴》的影响比较大。我是从乡土走来的，刚到武汉的时候，情绪波动比较大。城市信息量大，变化快，而我内心永远有一个乡土的背景存在，难免为乡土而产生焦虑和痛苦。

　　乡村受到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农民负担重，文化教育落后等。我看过一本关于农民的书，里面有一个情节：几十个农民上访，在天安门广场，面对崇高的国旗，齐刷刷地下跪。我看到这里，泪流满面，这就是我们的农民，软弱中有坚强，无奈中坚守对国家的信仰。很多人写乡村的怨恨和丑恶，却对那里的善和美没有真正理解。当然，我们已经进化到21世纪，农民应该从心理和文化上进行调整，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