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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辽金诗词

　　导论

　　唐代诗歌创作众体兼备、风格多样，大家辈出、名家林立。古典诗歌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形式演进，是南齐永明年间出现的新体诗在初唐逐渐完成了格律化。由王绩《野望》的偶切诗律，王勃、杨炯等投身五言律诗的写作实践，至沈佺期、宋之问在应制诗的撰作中积累总结格律形式经验，近体诗歌在平仄、声律、对仗、用韵等方面的基本规范最终确立。

　　由古乐府演变而来的歌行体则多采用七言或以七言为主的杂言形式，又融入辞赋铺陈手法、借鉴近体诗偶对律句的技法撰写，如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畴昔篇》等，标志着七言古诗在唐代的兴盛。其后如王维《桃源行》、高適《燕歌行》、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均为个中佳作。至中唐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等又以之记叙时事。

　　唐诗名家云集，继承诗骚、汉魏传统的李白在绝句、乐府、古体等领域成就突出。杜甫之卓著不仅在以诗歌记录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重大历史事件，赢得“诗史”之称，更在于对诗歌不同体式的沉潜揣摩，以“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集大成造诣沾溉后世。中唐诗坛异彩纷呈，大历诗风淡静闲雅，李贺想象奇警诡谲，韩愈“以文为诗”，元稹、白居易倡导“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柳宗元、刘禹锡以咏怀、咏古、题咏山水抒发政治生涯的失意愤懑。杜牧意气骏发、李商隐温丽蕴藉，在晚唐各标一格，李商隐更以属对精切、灵活运用双声叠韵、重言虚词等锤炼近体诗的形式、音调，对宋初诗坛影响深远。

　　宋人在题材内容、诗法技艺等方面进一步摸索探求古典诗歌的领域，形成了有别于唐音的宋调。宋初诗歌笼罩于唐代影响之下，以效仿白居易、晚唐体及李商隐三派为主。至北宋中叶，欧阳修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引领宋代诗文趋向重道、重理的方向发展，曾巩、王安石、苏轼兄弟等为其后继，以议论说理入诗，以古文章法、句法入诗，使诗歌意脉的呈现更为连贯畅达。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通过拗律的运用、句式的错综、属对的变化，对格律诗形式也进行了诸多探索。南宋诗坛，李清照、陈与义、杨万里、陆游、永嘉四灵、江湖诗人群体均以各具风貌的创作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宋诗形态。

　　词，又称曲子词、长短句、诗馀等，是一种配合隋唐之际兴起的燕乐而倚声填制歌辞演唱的诗体。根据词调（每一词调的特定名称即词牌）的不同，词的填作要求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词体的发展大致经历字数、句式、平仄、用韵等从宽泛自由而渐趋固定的过程。

　　20世纪初在西北边陲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曲子词是现存较早的作品，以《云谣集杂曲子》为代表，展现了民间创作题材广泛、体式丰富、不事雕琢、朴拙自然的特点。中唐以后，文人开始模仿撰作小词，晚唐五代词体渐兴，以温庭筠、韦庄、冯延巳、南唐二主等为代表，或写闺阁幽思愁绪，或叙家国人生怅恨。后蜀赵崇祚编纂《花间集》，温、韦、冯、李等也有词集传世。

　　两宋时期，词在诗文之外别开一路，成为日益流行的文学样式。五代入宋及北宋初词人较多承前余绪，至仁宗朝，晏殊、柳永分别从雅、俗角度拓展了宋词境界。晏殊擅作小令，多描绘士大夫优渥闲适的生活，风格含蓄蕴藉。柳永精熟音律，尤致力于慢词创作，善于“变旧声作新声”（李清照《词论》），多以俚俗口语入词，以刻画羁旅行役、市井生活见长。词的长调形式其后又经周邦彦进一步创制、整理定型。

　　在词之体式风貌逐渐定型的同时，词风词境的变革也随之而起。范仲淹、王安石将边塞、咏史、咏怀等传统诗歌题材引入词的领域，苏轼更进一步拓展词的境界，无一事不可入词，并将词从最初的重乐属性中解脱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文学体裁。南宋词人如张元幹、张孝祥、辛弃疾等以词抒写家国情怀、慷慨壮志，辛词尤长于熔铸经史、辞赋、散文语言句式，词风豪迈，不拘旧格。另一批词人如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则延续了周邦彦推崇雅正、讲求音律的词作风貌，善于审音定律，又有所新变，往往自度曲调填作，对于清代词学的复兴有其影响。

　　金元之际的作家以元好问最为知名，主张陶写情性，不斤斤于文字工拙，其中佳构如《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事关家国，儿女闺情如《摸鱼儿》等，多具沉挚强烈情感。 中国文学经典.古代诗词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