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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家兄序

　　家兄要出一本《流沙河诗存》，今年春天，委托我选他数十首诗汇集整理出来。由于每首要靠键盘打出，等于我重新经历了他当年写诗的心境。在选打这些诗作之际，真是一路百感交集，眼中常含泪光。

　　这本“诗存”选自他曾经出版的六本诗集，它们是1956年7月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农村夜曲》；1957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告别火星》；1982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流沙河诗集》；1983年9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游踪》和1983年1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故园别》，以及1989年12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也是他最后一本诗集《独唱》。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诗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加上“文化大革命”浩劫中默记于心的一些诗，以及80年代的诗作，成了《流沙河诗存》的择优本。之后他兴之所至，遽然侧重于其他文体而又大获其乐。

　　流沙河的诗歌，基本上属于为时代、为社会、为现实而写作，诗歌中既有自己的观念，也能看出如影随形的时代背景。由于他的诗歌观念根植于传统文化，自然倾向于保守，他觉得华夏民族的文化，应该是一座富矿，而外来的形式与内容，却有它山之石可以镜鉴，补益于母体文化的作用。

　　流沙河经历的少年时代，正是民国中后期内忧外患交织的岁月，日寇的入侵让国家处于战火硝烟中，国共纷争时而兵戎相见，民族危亡，使国家朝不保夕。在长期社会动乱中，新生的革命力量迅速成长，民国政府出于求稳，采取高压手段对付异己，这种为渊驱鱼的行为，让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大旗下，日益聚合起来与当政者斗争。学生时代的流沙河，自然接受共产主义理论，思想激进“左”倾，被这种力量赞许为“进步”。他读苏联文学，巴金小说，鲁迅杂文，曹禺戏剧，艾青、田间、绿原的诗，受诸多叛逆精神影响，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积极投身其中。所幸的是，思想倾向与学业积累，在他却能做到并行不悖。

　　流沙河1949年秋天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短暂读书后自愿离校，一心想做作家的他不愿返校。1950年流沙河十九岁，为履行“和工农兵打成一片”，自愿到山村小学教书。因前期在《川西日报》发表多篇演唱作品和短篇小说，早已引起作家西戎的注意，二十多天后，对方来信约他去报社工作。见面后，西戎发现他是个单纯的小青年，甚为高兴。1951年，流沙河编《川西农民报》副刊兼时事版，能纵观天下，让国际动态多有看点。1952年5月，他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调四川省文联做创作员，发表演唱作品、短篇小说及评论文章。

　　流沙河早期的诗歌创作，已表现出浓烈的时代气息。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他在一首《送别》诗中写道：“死亡的／快要死亡了／新生的／走向胜利的明天。”和许多期待光明的知识分子一样，与其说这是政治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那一代人因长期处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以及对战争硝烟的天然厌倦，必然产生反叛情绪而做出的道路选择。走进新社会的流沙河，已经到达了“胜利的明天”，手中的笔，便带着使命感描绘起新生活来。在《我栽了一株白杨》这首诗中，他立下誓言：“狠毒的风沙呀／你的日子不会太长／千万株小树会站起来／保卫北国的大好春光……”在参加防风治沙中，充满着对北国自然、对新社会、对党、对前途的信心与爱，他的诗风如出山泉水，晶莹清澈，生机勃勃，为读者瞩目。然而，随着“思想改造”运动的铺开与深入，人们最初的喜悦逐渐收敛。运动中，当他看到身边一些同志突然受辱，自己却得到信任与重用，个人应该站在何种“立场”以接受党的考验，在他是明确坚定的。领导鼓励兼彼此信任下的强势一方，在运动中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却漠视向隅而泣的个人。对每次百分之几筛出的倒霉者，即或冤屈加身，也要从大局出发学会忍受，被许诺以后还有“甄别”的机会。在此期间，流沙河也“左”得可爱，还背叛家庭一度断绝音信。

　　1956年，流沙河出版第一本诗集《农村夜曲》，读者反映较好。文联内得到领导、老作家沙汀的信任，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中，兼做起草文件等内部重要工作。当年他被选派到北京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同时他的《辣椒与蜜糖》和福建省作家郑秉谦的《柳金刀和他的妻子》，是全国范围内仅选出的两个短篇小说，小说由团中央对外联络部报送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文学奖”。给流沙河带来光环的同时，让不少同事因羡慕而五味杂陈，所谓“誉之所至，谤亦随之”也在潜隐中伸展着根须。那次会议后，采访工作又让他广结人缘。流沙河旋即进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做学员，一般人看来，似乎人生已达到顶峰，其实，福兮祸所伏正潜入命运的浪程。

　　《流沙河诗存》第一个栏目内的作品，是从他旧诗中选出的十六首。在《南行纪事》组诗第一首《儿子的心》中，作者感叹道：“我从北京带走了太多的东西／一箱书／一些难忘的友情／一串珍珠般的记忆／可是我给北京留下了什么呢／汽笛响了／列车出站了／古城落在地平线下面去了／我的眼睛突然浸湿／原来早就把一颗儿子的心留给她了。”将自己比作“新中国的儿子”，对祖国母亲、对党的无限挚爱，是建立在对事业、方向深信不疑与热情的基础上的，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流沙河是多么热爱自己的工作，多么理解作家这一职责的意义。另一首《告别火星》，作者集天文学知识于诗中，读来饶有兴味，对素不关注星空的读者，很有“科普”作用。诗的第一段如行云流水，好似巨眼俯视暗夜星空。由于火星的圆周运动既慢且长，一圈要走十五至十七年，诗人请它为沿途的星星捎带信息，宣传我们的革命成就：“你说／东方亮了／雾散天晴／黄河、恒河、尼罗河／向太阳闪着金红的笑影。”抒情中美而宏大的亮丽形象，既浪漫又具感染力；然而在形容西方景象时，作者断言：“西方依旧是夜晚／月色悲凉夜沉沉／塞纳河在搏斗中号啕痛哭／莱茵河在噩梦里听见枪声／密西西比河在迫害下翻滚……”此段首句准确描绘了太空的物理现象，东西半球只会轮流受光，而随后几句则多为臆断，竭力渲染资本主义国家的“邪恶”，而不说他们“民主”价值观的优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冷战思维”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作者的“遵命”因受意识潮流裹挟，非黑即白下何来客观可言？它曾控制着流沙河的思想。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按世俗观念，一个人走到某种“高度”，需要更加小心翼翼，包括收敛个性、麻木是非，以求与领导同一而保持自己利益。这样做，不免像市侩一样，学会“看脸色”揣摩上意行事。然而，书生毕竟是书生，作家在“说真话”的良心驱使下，终究要本着“诗可以兴、观、群、怨”的精神，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文章——历来被称为“不朽之盛事”，却与“让人说话天不会垮下来”的许诺形成尖锐对立。流沙河见多了“小人”行径，那胁肩媚笑的曲意逢迎，那掩饰起来的暗昧心机，正挑战着光明磊落的底线。他觉得党不应该因偏爱这些人而受到蒙蔽，担心不讲原则会败坏世风，让投机钻营者趾高气扬而黄钟毁弃。人有忧虑必形于色，于是他在由北京南回的列车上，写下对自己命运铸成大冤案并株连无数人的《草木篇》。

　　本来这组小诗，是流沙河拿来压箱底的练笔之作，属于“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私密，个人空间得到尊重，是正常社会一件平凡小事。同时从某种角度看，不也反衬出说真话带来的隐忧和风险，已跨越常态了吗？然而1957年初的政治气氛，因最高领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度博得举国喝彩，为知识分子带来欣喜雀跃，让他们由衷地欢呼“春天”到了，讴歌“解冻”来了。流沙河提出筹办诗刊建议，于是几个青年凑在一起，在领导支持下办起国内第一本诗刊，由于好稿太少，在同事鼓励下，流沙河先将此诗拿给白航看，得到主编赞许后，发表在《星星》诗刊创刊号上。《星星》面市，一度好评如潮，同时曰白的《吻》最先受到质疑，指为色情、低俗而不了了之。随即有人嗅到《草木篇》，发现可以利用强大的意识形态趋势，将其升格为“路线斗争”在文学上的缩影，一时上纲上线如山雨欲来。当最高领袖读到此诗，说：“《草木篇》是政治思想问题。”而一锤定音。

　　人们常说“人言可畏”，原本劝人小心行事，可是事情却恰恰相反，“众口铄金”已形成群体攻势。在批判《草木篇》时，不许作者申辩解释，不给读者同情和支持的权利，强横至极霸道硬上。流沙河曾一度吓蒙，受不了诬蔑、声讨和孤立，曾一度避走西安。行前流沙河题诗贴于室壁：“今夕复何夕，亡命走关西。狂风摧草木，暴雨打蝼蚁。曲悲遭千指，心冷横双眉。逃死奔生去，焉敢问归期。”此诗真实反映了他的处境与委屈，好一个“冤”字了得。这种逃死奔生，也可软称为“避风”，虽然人到西安，却宛若灵魂出窍死过一回了，“复活”后，也只能独自在一旁“心冷横双眉”而已。可悲的是，在对《草木篇》多次批判中，那些曾经为他仗义执言的友人，均在严密胁迫下纷纷蒙难。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无边浪头中，也曾涌现出两朵光焰闪烁的浪花：一是他另一本诗集《告别火星》在当年出版；二是《辣椒与蜜糖》已在莫斯科获得“世界青年联欢节文学奖”，却因《草木篇》正受批判便不了了之，报上仅登消息而已。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的文学梦，熄灭沉寂于黑暗的地平线下……

　　《草木篇》是流沙河人生转折的大冤案，据载全国受牵累者达二万五千多人，从此让他落入深渊，殃及亲人，让同胞心生怨尤。从1958年5月6日流沙河变更政治身份算起，二十年的“脱胎换骨”，他做过多种工作，先在机关农场劳动，种菜、植棉、喂猪、养鸡、拉车送菜，还一度在机关图书馆协助管理。苦难亦是馈赠，知命带来淡泊。到1966年4月“文革”爆发前夕，机关领导不能再“保”他了，才将其遣送回老家金堂县城厢镇，安置在油木家具厂做“解匠”六年，钉包装箱六年，过着计件制的艰辛生活，因病垂死，衰体复生者数。我是他的幺弟，同情他的遭遇，懂得亲近他能解除其孤寂，在此期间跟他学天文常识，扩大眼界以至无极，以御身处荆棘的困境，得益匪浅致终身铭记。我亲见他无数“被犬欺”的委屈，亲见他在书的扉页，补题出“枯了的河”的低沉心境。

　　《流沙河诗存》第二个栏目，是以《草木篇》遭遇祸事为开端，也是从旧作中选出十一首，包括他在机关农场劳动时写的《农场旧作系列》，其中的《挑粪》一首，让你含泪地微笑：“挑粪下田担子重／牙关压紧／肩膀压痛／今晨想出办法来／路上只把《九歌》低声诵／一吟一哦自然轻／两脚飘飘然／腾空如做梦……”虽然“形”已为奴，可“神”却是自由的，它时时浸润于古诗句，依然能潇洒通达须臾间逃离忧伤。随即是他回到故乡，“文革”浩劫中的劳动、生活情景，如他悄悄写于1972年的《M的周年祭》，诗尾有这样表述：“人间还是老样／许多腥臭污浊／愿你灵魂不要安息／鬼门关前等我！”流沙河有过绝望，对惨死的诗友以祭诗追忆，未必仅限于叙述的冲动，一个连遭不幸的人，自会想到阴阳两隔背景下朋辈彼此的“携手”，残酷的现实已逼人至绝境。

　　另一首《锯的哲学》表现出某种抗争精神：“是的，锯片在锯木／可是木也在锯锯片／所以锯片也会钝／而且愈锉愈窄／总有一天会断……”容易为人忽略的生活常识，流沙河却能洞见因果，瞬间闪现的哲理可以安抚人心，甚至颠覆我们愚蠢的认命与自闭。正如佛教的“当头棒喝”与“大疑大悟”，一通而百通。这一时期他写的《故园六咏》，虽属零碎的生活现象，却带着史诗般的幽光。其中《芳邻》一诗，揭示出与底层人物相处的诡异，先是“夜夜邀我作客”的苦中作乐，随着对方造反当官，立即就“脸上忽来秋色”。借物喻人，反映出人不如狗的现实。诗中形象生动鲜明，揭示出狰狞的人际关系。而在《焚书》一诗中：“你在笑，我在哭／灰飞烟灭光明尽／永别了／契诃夫！”自己被迫烧书的哀恸，非亲历者不能理解。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好的书带着尊严的因子贯穿于人的脊梁，没了它，何能站成“大写的人”？而只能趴下，如动物般苟活。

　　在残酷与冷漠中，要么你沉沦于黑暗的海底而慢慢朽去，要么挣扎着上升成一串气泡，收集日月星辰的微光，储藏为己所用，借光合作用以求得生存与延续。我个人认为，得失相间，不能小看恶劣环境促进人的心智，使人奋发向上，潜在地增加力量。而喜剧则易于导向“死于安乐”？这正是孟子所言“生于忧患”带给人的坚忍。想起“国家不幸诗家幸”，想起“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虽逢逆境，内心却仍然拥有旷达、乐观与光明。

　　《流沙河诗存》的第三个栏目共五十三首，也是选自他四本诗集，以昭雪后的1978年所写《常林钻石》为起点，到翌年暮春，他调入金堂县文化馆创作的《梅花恋》为复出的开端。诗中通过回忆，叙述了朱德元帅两次来横渚公园赏梅，作者在诗中感叹道：“……人的命运也如花一般／雨打风吹，一夜飘落满园／他死后，有人听见梅林夜哭／都说那是花魂在给国魂祭奠……”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以花喻人，惺惺相惜，让他生发无限哀思。诗中有公园环境前后的描写，融入历史的兴衰，我们能够看出，流沙河相信党的事业曾经出现曲折，教训要化为经验。流沙河拥护改革开放，热情讴歌新时期的善政，他在《理想》一诗中结合自身经历吟道：“理想使你微笑地观察着生活／理想使你倔强地反抗着命运。”理想——是许多人经常忽略的“自救”良方，有它，人的面貌焕然一新；它小可被视为个人的“精神动力”，大则可被视为“中国梦”的蓝本，能铸成国家的精神支柱。此诗曾编入教科书，影响亿万初中学子。而《就是那一只蟋蟀》与台湾诗人余光中的酬唱，在国家层面掀起台海诗歌交流的文化热潮，洞开一扇诗歌创作新方法的参考窗口，引发海峡两岸经久不息的“乡愁”话题。此诗全面反映了流沙河古典文化的丰厚学养：“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横向的铺展漫延开来，厚重的历史化为意象，一片灵光闪耀。这首诗同样被选入高中课本，成为流沙河后期诗歌创作，以文学“干预”生活的最大亮点。

　　《老人与海》一诗，发表于1981年1月号《诗刊》首篇，诗中真实记载了邓小平在北戴河海滨游泳，受到百姓亲切围观和与民同乐的情景，作者在现场感动得落泪。诗中忆及他政治上曾经三起三落险象环生，人民如何从恶浪中拯救他的诸多行动，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他们用一颗良心串联一颗良心／串成一具救生圈／以亿万双手臂高高地举起／抛给他／那个眼看就要沉入海底的老人／是啊人民信任他／他是人民的好儿子／是啊他孝顺人民／人民是他的大救星……”诗句抛却了无限崇拜、一味粉饰伟人的陋习，把人民置于最高地位，让意境独树一帜，让新的视角大放异彩。但是，赞美极易滑向颂圣的怪圈，个人崇拜导致整个民族精神委顿、心灵矮化而近于奴，由此祸及于众，造成投机取巧的卑下人格；因此无论如何，“颂圣”都是不可取的。张扬人民的伟大，阐述权力来自人民，等同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道非身外复何求，这正是孟子推崇的“民贵君轻”思想。今天我们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从“民本”到“民主”的演进，早就孕育在我们四千三百年的传统文化中了。当然，一个人受阶段性局限，随后做的事则另当别论，这已是后话了。《老人与海》的选入，是作者经过斟酌的决定，流沙河认为此诗并不算好，却是“转捩点中自己留下的侧影……”文学与历史，如同光与影的关系，何能孤立地看待历史人物？

　　流沙河诗作题材广泛，一事一景形象鲜活，发自心田感情勃郁，集为词句朗朗上口，富于哲理而又妙趣横生。他的风景诗观察入微，细腻而富于色彩。如《九寨沟风景三题》中第一首《湖畔野花》，他吟道：“含笑的粉红／忧愁的暗紫／快乐的金黄／野花在悄悄地唱／唱山色的苍翠／唱湖水的碧蓝／唱空气的明亮。”我想他若做画家，一定多有成绩，无人能写出“空气”的色彩，而他能办到。

　　我们知道，流沙河不想以“诗人”定位自己，不是拒绝这个称呼，既然结束了诗歌生活，那就是“明日黄花”了。他在自己的诗集《故园别》序言中曾说：“我不相信生活中到处都有诗，只等你去俯拾。我只相信感自外来，诗自内出。”流沙河由诗转文里程碑似的最后一首诗，是他写于1989年5月的《了啊歌》。诗味幽默诙谐又充满无奈，在“了啊”的感叹中层层推进：“……家猫更懒了啊／钟馗更醉了啊／武松愈打愈小了啊／石迁愈偷愈贵了啊……”最后，他觉得自己是一支被小孩随意削着玩的铅笔，人生在世，笔力未彰，憾恨被无端削至“短得只剩／橡皮擦子／了啊”，那是多么不值的光阴虚耗，他悟道了。

　　不再写诗的流沙河，就不再眷恋“诗人”的名分，却在古典文学、当代文学、考证学、文字学、训诂学等方面成绩斐然。从退休算起二十多年，他出版大量相关著述。如多次再版的畅销书《庄子现代版》，曾一度引发国内“现代版”热潮，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此书为经验，请来专家学者，随后推出七八种化古为今的“现代版”著作，以满足读者的需要。另外他的《庄子闲吹》《诗经现场》《老成都·芙蓉秋梦》《流沙河诗话》《含笑录》《流沙河近作》《再说龙及其他》《南窗笑笑录》《流沙河短文》《Y先生语录》《晚窗偷得读书灯》《画火御寒》《流沙河认字》《书鱼知小》《文字侦探》《白鱼解字》等著作，加上近期出版的《汉魏六朝诗》《字看我一生》《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诗经点醒》《流沙河讲诗经》和增扩再版的《Y语录》《流沙河短文》，其数量已数倍于他先前的诗作了。

　　流沙河著作涉及面广，与他的博闻强识加想象推理有关：幽默的笔调、调侃的韵味、正话反说的机敏，让笔下人物别开生面。如他的短篇随笔《这家伙》屡被转载，收入《美文技法》一书作为经典的“新颖美”来推崇。流沙河读书注重新发现，长于推理，考证精严，言必有据，眉批多多，奇思妙想迭出而在文坛独树一帜，其作品让人感到集知识、学术、趣味于一体，有许多启发心智的篇章。

　　流沙河著作等身，家学渊源使然。心有所思，志向闪现，正如他在一首《搬家》的诗中独白道：“我的家应该在笔尖峰上／我的家应该在墨水湖底”，终身践行文学使命，竟至老而弥坚。

　　个人性格方面，流沙河既有恒定温存的儒生味，又有为坚持原则突然拍案而起，让人尴尬万状的倔强味……

　　（余勋禾：作家，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书香之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法治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地方文史家。与人出版随笔《三弦集》，出版《余勋禾散文集》并获2014年四川散文学会优秀奖。出版《槐树街五号》《民国我家》。选编家兄流沙河作品《游心于艺》《流沙河诗存》。主编出版佛教历史故事《三学山传奇》《灵山传奇》等。）

　　二○一七年秋

　　于金堂滨江路金水苑南窗碧水斋 流沙河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