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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叙事发展研究》跋

　　这是我的第二本书，与第一本书《元明小说发展研究——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经过专家匿名评审，作为上海市第五辑博士文库的一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一样，对于此书的出版，我怀着同样激动的心情。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种特别的感触——这本书是以我的硕士论文为基础修改扩充而成的，从写作的时间上说，这本书比《元明小说发展研究——以人物描写为中心》还早，1997年硕士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本书的写作已经开始，1999年完成并通过了论文答辩，而且被评为南京大学中文系1999年优秀硕士论文，除了个别章节，如“宋代说话的商业化及其繁兴”和“说话的艺术特征及其对话本小说的文体影响”分别在《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6期和《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上发表以外，论文就一直被“尘封”起来了，因为到复旦大学跟随章培恒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以后，研究的思路和对象发生了变化，再也无暇顾及这个“旧作”，此其一。

　　其二，随着学习研究的深入，我也逐渐认识到了论文中的缺陷和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论文的基础原来根基不稳，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宋元话本小说叙事诸问题研究》，但是章培恒先生1996年即已发表的《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已经否定了宋代话本的存在，美国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对于宋元话本的断代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当我意识到这样的题目必须要正视和充分认识章培恒先生和韩南教授的研究结论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论文产生了一种被釜底抽薪的感觉，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于是就没再敢去碰这篇论文。

　　其三，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宋元话本小说的研究问题我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按照章培恒先生和韩南教授的研究，宋代的话本固然没有传世的作品，元代的话本数量也不多，这样一来，做宋元话本小说的研究当然是有难度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单单做宋元话本小说的研究会怎么样呢？如果只是局限于宋元话本，那么多的宋元时代的其他小说和明代的白话小说怎么办？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宋元时代，如果不仅仅是要从传世的白话小说中来鉴定和区分宋元话本的篇目和数量（从现在的条件来说，这个工作已经做到极致了），而是从更广大的时间范围入手，以已经确定的元代话本小说为基础，向前包括说话艺术的繁兴、说话对白话小说的影响、《新编醉翁谈录》中所收作品与白话小说的关系等问题，向后包括“三言”“二拍”、《熊龙峰刊小说四种》等明代作品的人性描写和形式创造问题、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的关系问题、从说话到白话小说的理论发展问题等，如果通过某一个主题将所有这些前后相联系的问题统一成一个课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能够获得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空间了呢？首先是章培恒先生和骆玉明先生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的研究给我这种新的思路提供了可能，章培恒、骆玉明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这样三个阶段，从金元到明代中后期都在中国近世文学的时间范围之内，中国近世文学的发展又包括萌生、受挫、复兴三个时期，金元文学是中国近世文学的萌生期，明朝初年受到挫折，到明代中后期又开始复兴，这样一个关于中国近世文学发展历史的宏观把握启发我认识到我所要讨论的问题都在一个共同的历史时段之内，我关心的问题的时间范围正与这个阶段的三个时期大致相当，因此，以“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叙事发展研究”这个概念就可以涵盖我的研究问题和范围，而原来宋元话本的断代和叙事问题的研究，就缩小成这个大的研究课题中的一个部分了。其次，对于“叙事”，我也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叙事不应该只是一个形式的概念，这个概念其实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含义，它是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一个联结点，通过叙事反映着文学内容的发展，通过叙事也反映着文学形式的发展，这与后现代叙事理论的认识是一致的。就内容的方面来说，我主要特别关心文学的人性内涵和人性内容的发展；就形式的方面来说，努力挖掘和发现隐藏在作品结构之中的各种叙事的表现形态和多样化的创造是我最醉心的目标。这样一来，那些我所关心的问题通过叙事发展的主题就被归结成四个方面的问题：从说话艺术到话本小说，从文言小说到白话短篇小说，从说话艺术的叙事理论到白话短篇小说的叙事理论，以及白话短篇小说本身叙事艺术的变化和进步，这四个方面的文学发展就是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的叙事发展。因此，“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叙事发展研究”的思路就这样跳出了原来比较狭隘的研究范围，一方面获得了更广泛的时间概念，以包容性更大的一个时段囊括了所有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新的叙事概念和叙事发展的主题把所有的问题贯穿起来，原来分散和独立的问题被整合成一个共同的研究主题。

　　在获得新的时间概念和研究主题以后，已经束之高阁多年的硕士论文重新引起了我的兴趣和信心，我对论文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审查，认为论文的大部分内容仍然有存在的价值，当然必须要在这个新的时间概念和研究主题的标准之下进行修改；此外，硕士论文只写了68000多字，这样的篇幅显然单薄了一些，当时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后来的学习和研究又使我注意到了另外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就这样，在对原来的论文进行修改的同时，我又重新进行了研究，在原来篇幅的基础上扩大了数倍多的内容，形成了现在超过20万字的规模，这本书的来源就是这样一个曲折起伏的过程，本来已经“死”了多年的东西，现在又“活”过来了，以一个全新的面目出现在我的面前，自己都感到一种异样的惊奇！正如钱钟书先生说的，洗衣服时会从口袋里掏出已经忘记了什么时候放在那里的钱，虽然是分内的事，却有一种意外的惊喜！我现在不但是从旧衣服里掏出了一块钱，而且把一块钱变成了十块钱，其开心就更胜一筹了。

　　记得刚进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导师巩本栋教授就给我和宝余兄布置了两项任务，一是选一本先秦经典从头到尾地进行研读，二是仔细阅读程千帆先生的《治学小言》和周勋初先生的《当代学术研究思辨》等关于治学方法的书籍，我和宝余兄都认真地完成了这两个任务，当时只是按照巩老师的要求这样做了，没有想到其他的东西，但是后来渐渐发现这对于我们的学术成长非常重要，读经典是在树立我们学问的根基，程先生和周先生的书是关于治学方法的，至少从一开始就引导我们要注意研究方法的训练，所谓“取法乎上”是也，这实在是很要紧的事情，后来我一直比较重视研究方法的问题，与巩老师这种最初的训练有直接的关系，这使我至今受益无穷。回想起来，在我初步选定小说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的时候，正读到程先生关于小说研究的两句话，当时如受电然，大有震撼之感！程先生说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要用两条腿走路，一要研究古代的小说理论，二要研究古代小说的理论，前一种是从《汉书·艺文志》到严复的关于小说的理论，后一种是古代小说中所蕴含的可以抽象出来的理论，特别要注意后一种情况的研究，要能够从小说本身抽象出理论来，这样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这样简洁明了的见解在当时的我真是如醍醐灌顶，觉得有无穷的回味！我后来所做的工作，从更抽象的意义上讲，主要不就是在用这两条腿走路吗？尤其是从小说作品的研读中去探寻还被隐藏的小说理论更是我研究的重点和兴趣所在，这部书的内容概括起来说，其实也就是关于白话短篇小说的“小说理论”和“小说的理论”，特别是“小说的理论”的研究，可见先生的概括多么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吾生也有幸，先生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南京大学中文系1996级硕士研究生师生见面会上还可以亲炙先生的风采，在“素心会”的讲坛上还可以聆听先生关于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两点论”的精彩演讲，还可以在南大校园梧桐树的婆娑光影中不时邂逅出来散步的先生。如今先生早已遽归道山，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先生的教诲和学术影响仍然感同身受，彼情彼景，怎不令人遥想万千！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巩本栋老师和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的各位老师对那篇“习作”式的论文仍然给予了那么多的鼓励和提携，这对于我哪怕是一点点的进步来说，都显得是那么的珍贵和值得怀念！

　　而我之所以还能够对那篇“习作”式的论文进行修改和补充，能够找到它的问题和修正它的问题，能够对一些关心的问题进行重新的研究，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章培恒先生三年来对我们的“无情批判”使我们自己也慢慢地学会了“批判”，当然，更多的时候，只有自己批判自己了。我说过，离开章先生以后，就很少再有享受章先生的批判的机会了，如果我现在还有一点自我批判的能力，那也是章先生训练的结果。这本书最后会成为这个样子，完全是自我批判的结果。我感谢我能够碰上章先生这样高水平而要求严格的老师！我也感谢程千帆先生、周勋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对我的影响，感谢巩本栋老师在我学术起步道路上所给予的教诲和关怀，感谢南京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古籍所的各位老师对我的教导和无私的帮助，感谢一切在我的学术成长中给我感动和激励的学术机缘！

　　最后，我要感谢红河学院科技处提出了“红河学院学术文库”的出版计划及其对我的书稿的资助，感谢彭强处长的敦促，使我有机会和勇气重拾旧文，使我能够在一种异样的惊喜和动力中把几年以来的一些想法拾掇成文。重拾旧文和拾掇新思是对我多年来的学习和努力的一个总结，它凝结了到目前为止我的研究道路上所有值得记忆的东西。我相信在多年以后，这将成为我学术历程中一段艰难光阴的美好怀念，因为这本书见证了我学术生命的成长。

　　张勇

　　2005年11月8日

　　云南蒙自·红河学院 缀忘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