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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致保玲(17)

　　保玲：

　　你好！

　　上次考博问题的答复，想必你已收到，这次这些考博的问题，也是比较专门的，也比较复杂，难以在一封信里完全说清楚，故而我只略作提示，主要以介绍参考书籍的方式引导你去进一步理解。

　　1．试述《诗经》研究从经学到文学的转变与进境。这个问题最好去阅读洪湛侯的《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该书有专章论述这个问题。此外，陆理原《从经学到文学——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角度的转变》（载《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论明代“〈诗经〉学”的历史贡献》（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檀作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经〉研究》（网络文章）及刘毓庆专著《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也可参看。

　　2．论述唐宋“三元”时期诗歌的不同发展状况。唐宋“三元”诗歌的说法是清人陈衍提出来的，指的是唐代盛唐开元时期（上元）、中唐元和时期（中元）和北宋元祐时期的诗歌（下元）。明白了这一点，问题就比较好处理了，盛唐诗歌的特点是盛唐气象，元和时期的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是一种转折，宋元祐时期的代表则是苏轼等人，尤其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标志着宋诗的形成，抓住这样的特点与发展演变，再去细读文学史的论述，就比较容易把握了。此外，周薇《“三元”说之宗宋及其诗学价值指向》一文（在“中国论文下载中心”可以直接看）也可参看。

　　3．在文学史常有一种现象：作家或作品在当时不被发现与重视，到后来却成为经典，试举一部作品或一位作家予以说明。这个问题最好的例子当然是陶渊明，还有杜甫。这两个诗人在他们的时代都不被看好，不被承认为一流诗人，更不要说是伟大诗人了，在那个时代都被主流诗坛所排斥。但是在后代，主要是在北宋，都被确认为伟大的诗人。关于陶渊明，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第2册加以了简述，要注意看注释部分的材料；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第1册也同样有论述；而逯钦立先生的《陶渊明集》的“出版说明”对此问题也做了扼要论述，均可参看。至于杜甫的情况，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有专门讨论。此外，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中的第一篇《杜诗集大成说》（程千帆、莫砺锋合撰）及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也很重要，因为你考的是南大。

　　4.《春秋》学在史学史上的意义。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就不多说了，要理解这个问题，最好的一本书是南开大学赵伯雄先生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对这个问题有专门论述。此外，白云教授的研究方向即史学史，他有一篇文章也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对你应该有帮助，征得他同意，我把他的这篇文章转发给你，供你参考。

　　5．魏晋南北朝时期“名教与自然”之辩的内容及影响。这个问题最好的一篇参考文章应该就是余英时先生的《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载《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骆玉明、肖能编《魏晋风度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也收入。此外，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自然”的论述也应参考。

　　6．评述唐代的佛道论衡。张岂之主编，刘学智著《中国学术思想编年——隋唐五代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概述部分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楚的叙述，而此书编年部分的事件叙述和文献罗列也很方便于该事件的理解，至于从学理的层次来讨论唐代的佛道论衡的，则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的第一编第六节“会昌灭佛与九世纪的道教”可参看。

　　7．谈谈北宋科举对学术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要点是北宋科举从唐代科举的诗赋取士转变为以经义取士，从而使儒家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此其一。其二，宋代科举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显然有一定的催化作用，而理学成熟以后，在南宋理宗时期则成了科举考试的标本，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以后在元、明、清均如此，从而对以后的学术文化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具体可以参考张岂之主编，李似珍著《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宋元卷》的概述及李树《中国科举史话》（齐鲁书社2004年版）的相关部分。

　　8．概述学案体的体制特征与影响。学案体的体例，《明儒学案》（修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的“再版前言”已说得很清楚：“在体例上则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者，总列诸儒之案。'（凡例）各学案又都冠以叙论，作简括的介绍说明，随后分列本案各学者，并且依次叙述他们的传略。在各叙传中，除了介绍生平，还扼要介绍主要学术观点，并加以评析。同时节录各学者的主要著作或语录，列于叙传之后，提供了了解各家学术见解的具体资料。他的资料取自原书，而且经过精选，用黄宗羲自己的话说，‘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凡例）”黄宗羲做到了“是非互见，得失两存”, “这是对《明儒学案》的最高评价”。这样的一种学术史体例开创了中国学术史的著述方式，使中国学术史开始有了真正的学术史著作。具体价值与影响，可以进一步阅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关于黄梨洲《明儒学案》的部分。

　　9．叶夑说：“不读六朝诗，不知唐诗之工；不读唐诗，不知宋元诗之工也。”谈谈你的评价。此话出自叶燮《原诗》之“内篇下”第六节，应该再去读一读前后部分，要点是讨论诗歌的“因”和“创”——即继承和创造的问题，体现了他比较进步和唯物的诗歌发展观。在他看来，诗歌的前辈和后辈是不能割断的，诗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环环相扣式的历史，唐诗的工整是在六朝诗歌的创造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的，而六朝诗歌的尚嫌粗糙，则是诗歌经验的积累和螺旋式上升的必经阶段，唐诗之于宋诗，宋诗之于唐诗，也作如是观。诗歌发展历史中的前后阶段是不能截然斩断的，不能用后面来否定前面，也不能孤立地来理解诗歌的成就，必须要在一个溯源正变和客观评价的框架内来看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合理、客观而科学的诗学态度。这个问题和可参看霍松林先生校注《原诗》的“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此本还包括了《一瓢诗话》和《说诗晬语》两种诗话）。

　　10．四库谓：词之有吴文英，即诗之有李义山，评论此观点。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是肯定吴文英词和李商隐诗艺术创造和特点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大致可以概况为：（一）两人都在心理的世界对人性意识的丰富和复杂做出了艺术的有益的探索。（二）非逻辑的，意象跳跃的表达方式的一致性或相似性。（三）朦胧式的诗词。（四）恋爱主题。（五）咏物或者咏史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这是我的一个概括，不一定对，供你参考，但是《四库总目》说法含义的确定性——即主要是肯定吴文英词和李商隐诗艺术创造和特点的一致性或相似性，我觉得这样理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仔细对照文学史著作，比如袁行霈《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三卷关于李商隐和吴文英的论述，来进一步确认这种一致性或者相似性，以达到对此问题更准确的理解。

　　暂此。

　　致

　　研安！

　　张勇

　　2010年2月23日 缀忘集